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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午故事2·此地不宜久留 第8章
作者: 阿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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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我来说,法官这个职业是最近五六年才逐渐清晰起来的。我的奶奶曾经是名人民法官,印象中,她永远是一身蓝色制服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说话理直气壮。奶奶的原则性很强,很多时候,她的脸上就刻着“不可侵犯”四个字。在她60多岁时,还保持着每天早上起来诵读法条的习惯。

小时候,我曾去过奶奶的法庭,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房间,木质的旧椅子,有些小喧闹。我读了法学专业,在奶奶看来,是继承了她的衣钵。我也曾经想象过成为一名法官,但我想象中的画面,大多是外国电影和港剧里的法官角色。而我第一次正式参观法庭,是在大学,老师带我们去旁听法院的庭审。

那是位于北京的朝阳法院,方方正正的大楼和高悬的国徽让我感觉肃穆威严,同学们都屏住了呼吸,小心翼翼。法庭给我的最初感觉,并不像是个打官司的地方,更像个神坛,而其中最显目的就是法官。每次在法庭里,我都会有种错觉,认为法官们的身躯都异常庞大,他们似乎比正常人高大许多。我猜那是椅子的缘故,或者是法袍的缘故。

大学毕业后,决定选择法官职业的同学都报考了研究生。我不想再读书,便开始工作。我很难在学生时代把那些准备做法官的同学们,和这份职业联系在一起,对很多法学学生而言,法官太神圣了。

我的法官朋友们,大多是女生。她(他)们并没有比正常人更高大的身躯,彼此也并不相似,有普通人身上所有的毛病,也常常脑子不清楚,有时候辩论起来,说话总是没逻辑。

有时候,我会询问她们一些热门法律问题,比如某个法律修正案什么时候出台?她们一脸怒气:“这我上哪儿知道?”我拿报纸上的热门案例请教她们,得到的答复往往是:“我也不清楚啊,知道的和你一样。”但我们一聊起某个离婚八卦,她们分析起财产分割和抚养权总是头头是道。

法官朋友们总是很穷。起初我不相信,因为她们衣食住行基本都是单位负责,根本没有花钱的时间和地方。法官朋友们总是在加班,晚上在加班,周末也在加班,她们好像比任何职业都忙。

每次聚会,她们总会鸡毛蒜皮地讲一些琐事,都是工作中遇到的小事,用法言法语的表达方式,让人一头雾水。当我身边的法官朋友越来越多时,我觉得这真是个怨气很重的职业。她们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抱怨,似乎每个人都干不下去了。

王箫是田丽丽研究生时期最要好的同学,也就成了我的朋友。我有时候会想,她们真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人。田丽丽渴望成功,王箫安于生活,田丽丽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娃也没有这些计划,王箫大学一毕业就按部就班开始解决这些人生难题,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别人去解决这些难题。

王箫进入法院工作,并没有太出乎大家的意料。她和老一辈人的想法一样,认为女孩子应该去做公务员,有保障又稳定,钱的事情让男人去愁。

刚入法院的头两年,王箫谈得最多的是分房。这也是我的法官朋友们最热衷谈论的事情,从他们进入这个系统的第一天起,就翘首盼望能够分到一套房子。2010年,和王箫同一批进入北京某基层法院的有近70人,他们住在法院的公租房里,两居的租金是4500元,一居租金大约2700元,据说这是周边房租的八折。法官们需要一次缴完一年租金,而刚进法院的硕士生,每个月工资只有3600元左右。

法院朋友们的聊天话题,总是围绕“大概什么时候会分房?”。不幸的是,王箫所在的法院在2008年已经分过一次房,2005年之后入院的公务员都没有资格享受。而他们所在的区域寸土寸金。我去过王箫的办公室,六个人挤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,每人除了一张办公室,还配有一个案卷柜,平时走路都要侧着身。

很快,王箫的话题转变为“还会不会分房?”每次提及,她都一脸沮丧唉声叹气。在法院的第三年,王箫终于等不及了。她和家人在距离法院一个小时路程的地方买了房,开始准备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:生孩子。

我从田丽丽口中得知,王箫的新阶段并不太顺利。后来我还听说,这两年,基层法院的很多适龄女法官在怀第一个孩子时,都会流产。大家私底下议论猜测,这也许和工作压力太大有关。

王箫的工作状态是,每天早晨七点半出门,九点换好制服开始上班。案多庭少,法庭不够用,王箫需要和其他法官合用一个法庭,她的庭审时间都排在了下午。整个上午,王箫都在写判决书,大多数案子光证据就有二三十份,她都要仔细阅读。她还要见缝插针地打调解电话,听听各方意见和诉求,帮着分析利弊。

好几次,我在工作日的中午去找王箫吃饭。她坐下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喝水,一口气喝上两三杯:“一上午忙得水都没时间喝一口。”这完全颠覆了我对公务员们“喝茶看报”的想象。

王箫午饭的时间很短,她总是急着回办公室阅卷。下午一点半,开第一个庭,她把第二个庭排在三点,但实际上每个庭审都会多用一些时间。等到所有的庭都开完,也已经快要下班了,许多同事会选择在法院吃饭,再加班。但王箫需要赶回家做饭,晚上再加班写判决。

经常加班,并不是因为王箫的工作效率有问题,她是一个办事极其利落的姑娘,她所在法庭要求每人每月的任务量是25到30件案子。自从2015年5月立案登记制实施后,要求“有案必立,有诉必应”,法院的案子一下子呈爆炸状,尤其在民商庭,每人每年要结完400多件案子,还会遗留300多件未结案。

为此,北京一些基层法院的规定是,每年9月份开始,每周二、四加班到8点半,一直加到12月30日。有些法院则规定,周六上班,正常打卡,不上班的通报批评。

即便如此,案子还是审不完判不完,当事人便常常打电话来催促,问题大多是:“为什么还没有结案?”“为什么这么慢?”王箫不得不一个个解释:“这案子也有个先来后到,您再等等。”等久了,当事人总是不放心,一而再再而三来询问。有些法官受不了,工作时间每分每秒被电话轰炸,直接就拔了电话线,或者拿件衣服盖住电话。找不到法官,当事人更急了,便开始投诉法官。田丽丽问过王箫:“遇到这种投诉,你们院会怎么办?”王箫说,会有相关部门去接待,不会反映到我们这里。

但在深圳,田丽丽的司法改革试点法院,投诉的渠道五花八门。田丽丽形容说,她所在的法院就像个餐厅,是个服务机构。信访办就设立在立案大厅旁边,全院脾气最好的两个人坐在那里,一周五天工作。他们接待完投诉人,把投诉内容抄送所有与被投诉人相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,这条投诉信息会出现在被投诉人的OA办公系统的待办事项里——如果你不处理,它就会随时跳出提醒。

投诉人还可以去区政府、司法局、街道办、检察院、中级法院,几乎到哪里都能投诉到田丽丽。深圳市中级法院还研发出一个便民措施,直接拨打投诉热线,热线电话将自动生成一条短信发送到被投诉人的手机。如果收不到被投诉人的书面回复,就不断发送短信提醒。

在北京,王箫的法院,有时候当事人找不到法官,便跑到法院门口,大喊法官的名字,后面再加上一句“枉法裁判,不公正”,法官们就能直接犯焦虑症。

整个2015年,王箫身边人心浮动,许多同事都想辞职。进入法院工作要签订一个五年的合同,合同期满才能辞职。每年的7月,就是辞职高峰。2015年,王箫这一届的法官入职刚满五年,一下子就有17个人提出辞职。但北京基层法院的人手实在太紧缺,有些法院不批准辞职,有些则会压到年底才批。

同事们离开的时候,王箫正在休产假,她的这一胎终于顺利分娩了。我去看她,她抱着孩子,还在担心法院的工作。在我看来,王箫显然是很适合法官这个职业的,她没有太多的欲望和需求,但我不知道,这份忙碌的工作是否会挤占她未来的人生。

在深圳,田丽丽也谋思着她的辞职。基层法院的工作其实是平凡普通的,但她发现自己最终记住的,都是那些伤害她的案子。起初她还好言好语,给当事人普法,时间长了,耐心也渐渐失去。而且,这些还只是外部矛盾。在法院内部,围绕着分工和晋升,又有数不清的矛盾。

进入法院之前,田丽丽对我说,她期待有个途径能够晋升到高院,多做研究型工作。但进入系统一两年就发现,除了重新考试、进行遴选,根本没有这个可能。整个法院晋升的体系极其不健全——以前法官们靠熬年头还可以晋升,现在连熬年头都不行了。

田丽丽所在的法院,司法改革员额制试点得稍早。所谓员额制,极大程度地削减了法官队伍,要求法官员额不高于法院工作人员的39%。这意味着,田丽丽这个法官助理晋升为法官,需要更长的时间。而她在其他法院的同学们,工作两年就已经是法官。

考核法官的标准也让田丽丽不服气,其中之一就是上诉改判率。田丽丽说,在法院内部有个说法是“做多错多”——“审得多的人肯定错得多。不干活的人,判决书永远不会出错,他们更容易晋升。”田丽丽的师傅兢兢业业,直到快50岁才混了一个正科级。田丽丽后来改做法院领导的法官助理,对方的审判风格是每个庭审十分钟完事,什么问题都不问,让写判决的田丽丽去发补充询问,书面再了解。

每年评法院先进,是田丽丽最受挫的时刻。头两年,她都是法庭同事们认可的先进人选,但领导一句“再考虑考虑”,就能直接把她淘汰,“不是说你是干得最好的那个,就能得到一个公平的待遇,很多时候,你还要和领导的关系够好。”

有一年,田丽丽来北京出差,提及法院辞职的前辈:“有个法官审理拆迁,两次都没能通过审判管理委员会,领导让他再回去想想,后来他要求调离岗位,最后辞职了,这就是因为他的良心不能接受,但也有人就忍气吞声了。”

我了解田丽丽黑白分明的性格,即便遇到领导打了招呼的案子,她肯定还是秉公办理。她说:“我遇到的也就几次,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,意思是尽可能支持‘他们’,我能做的就是对领导请托的人态度好点,多给他们一些建议。”

2014年,田丽丽终于辞了职,她决定回北京做律师。在提出辞职之后,她和第一个师傅长谈了一番,聊到现状和遇到的事情,两人都很失望。在那次IT公司员工闹访的案子之后,师傅调离了审判岗位,从事法院行政工作。

在北京,我和田丽丽又恢复了学生时期的热络来往。她常常会提及自己那几年的法官生涯,但没有一刻后悔离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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