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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午故事2·此地不宜久留 第7章
作者: 阿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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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白马”这个意象来自于李霄峰的另一名文学策划。那个女孩本是山东胜利油田一个造油厂的会计,生活在东营一个县城中。她读了《失败者之歌》,给李霄峰写邮件,李霄峰被她的文笔和文学素养吓着了。有一天,这个女孩早上8点钟骑一辆破自行车去上班,县城的主干道上全是拉煤的大货车,尘土飞扬。骑着骑着,她突然看见马路对面有一匹白马,就栓在电线杆子上。她停下车,看了很长时间,然后骑着车又走了。回到办公室她给李霄峰写了封信,描述那匹白马,诉说心中的难过。她写:“我很后悔,为什么没有上前去把它放了。”李霄峰回信,告诉她:“你是看到了生活中的奇迹。”

“在普通平常的生活,日复一日的枯燥里,忽然看到一个活灵活现的东西,而且还美,这不是奇迹吗?”李霄峰说,“所以很多人问我白马是什么东西,我说你管。你看到它,不就够了吗?还要怎么样,难道你非要看到它撒欢着跑才高兴吗?”

在《少女哪吒》的结尾,终于有一个女孩走上前,解开了那条缰绳。

沮丧的法官

文_陈晓舒

田丽丽是个黑白分明的摩羯座,她把世间万物划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两类,永远坚持自己认定的正确。但命运有时候阴错阳差,考大学那年,田丽丽报考了她认定正确的新闻专业,却被调剂到了法学。

我不了解田丽丽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是否重新做出了判断,总之,她成了我的同班同学。她和我说起她人生的第二个原则:做了选择就不再去后悔。

田丽丽毫不犹豫开始重新安排人生。本科毕业她考了法学研究生。几乎每个周末,田丽丽会搭乘北京731公交车,穿过小半个城市来找我打牌,她会住上一两晚,赶在周一上课前回学校。

我想田丽丽在顶尖的法学学校里每日并未头悬梁锥刺股,她每周和我讲的学校趣闻,大多是班级里又开展了哪几场80分升级比赛,女生寝室又赢了男生寝室。给我的感觉,在校研究生们的主线是打牌,辅线才是学习。

直到田丽丽毕业时,我才知道她的学习并未落下,她的毕业论文拿了奖,连她帮别人写的论文都得了奖。她拿着奖金请我们吃了顿麻辣香锅。她并不太发愁自己的工作,摆在她面前最明确的两个选择是:考公务员和做律师。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来说,除了那些有极其明确目标的人,绝大部分毕业生在找工作时都是怀抱着能录取哪个是哪个的心态。

田丽丽参加了两场公务员考试,一场报考了北京中级法院,一场报考深圳基层法院。最后,她被深圳法院录取。两个负责政审的公务员来到田丽丽的学校,审阅她的档案,和她的同学访谈。向田丽丽介绍了她即将工作的地方刚建成了新办公楼,那将是全亚洲最现代化的法院,拥有最现代化的法庭。

田丽丽很是期待。她开始一遍遍规划要做一个好法官,再一步步做成大法官。她匆匆和我们告别,离开她生活七年的北京,在2010年的七夕情人节落地深圳。

深圳对田丽丽而言是个完全陌生的城市,她清楚地记得,去法院报道的第一天因为不认路早下车了一站地,只好步行前往。一站地的距离,田丽丽越走越心凉,道路两旁都像是临时搭盖的房屋,充斥着各种五金店和小卖部,她边走边问自己:“这就是我以后要生活的地方?”

走到法院门口,一个中年妇女坐在大门边的花坛上唠唠叨叨,咒骂案子如何不公。田丽丽隔着三四米听了好一会儿,她犹豫着要不要进去报到。

很多年后,田丽丽还记得那一刻的纠结。最后她还是进去了。新人报到后,最先进行的是职业培训。新进公务员的职业起点是法官助理,培训就围绕着怎么做好这个职位——请了资深的法官教导工作流程,也进行政治教育课,提醒不能枉法裁判,不能司法腐败。

培训结束后,田丽丽被分到距离院本部仅一公里的派出法庭。那是个独立院子,一共七层楼,和博物馆共用办公室。一楼有接待大厅、调解室、监控室。审判区和办公区用玻璃幕墙隔开,四个审判庭,每个办公室容纳一到两人,法官独立一间。

田丽丽所在的法院是深圳最早的司法改革试点单位,目的是实现法官精英化。法院给每个新人都安排了一个师傅,师傅是稍有资历的法官。田丽丽分到一个快50岁的资深法官。第一天,师傅交给田丽丽一个刚审完的交通案件的案卷,师傅很腼腆,并未多说,只是让她试着写写判决书。他似乎也没指望新人能写出完整的判决。

那是一起非常普通的交通案,但作为法院新人,田丽丽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交通案件的地域性很强,需要判多少钱与当地工资水平有关。田丽丽只知道法理怎么判,却不知道判多少。上班第一天,她在法院案库里按照案由检索,查看最近的交通案子,看了大约七八十宗案卷,了解这一类型要判赔多少项目,每个项目怎么计算,务工费、伤残赔偿金、精神赔偿、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等,以及保险公司的责任分担。

第二天早上,田丽丽按照正常上班时间9点到达法院,打开电脑开始写判决书。这个案子她写了一天半,写了十几页。田丽丽把判决书交给师傅,他看完后挺满意,大概修改了一下,算是大概了解了徒弟的水平。接下来,就是徒弟学师傅。

田丽丽仔细观察后发现,师傅每天会提前半小时到达法院,在日常工作中,一周要开十多个庭,短的一小时,长的需要一整天。师傅每周五和周六就会开始阅读下周要开庭的案卷,他会用铅笔在纸上写下开庭要问的问题,夹在卷里。因此,每周六他会到办公室加班一天,从不间断。

田丽丽所在的派出法庭,每年需要审结1300到1500宗案子,分到每个法官头上,一人一年需要审理两三百个案子。田丽丽一开始觉得这个工作量实在无法承受,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写出一个判决,还得庭审和处理其他事务。

普通程序案件的合议庭,多由一个法官和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。人民陪审员是从陪审员名册中选出来的,他们基本上都是公务员、老师、医生和退休人员,每次陪审的报酬是50块钱。人民陪审员在庭上很少会提问,庭后的讨论也只是个人观感:“这个人太差劲了,连自己孩子都不养。”人民陪审员从不左右判决的结果,但由于法官人手不足,缺了这两个人民陪审员,普通程序的案子就没办法开庭。

师傅庭审很仔细,问题总是问得很细,遇到情绪激动的当事人,在法庭上控制不住老说重复的话,师傅也很耐心地让对方说下去,常常一个庭审会没完没了地开上一天。

开完庭后,师傅一般都会得出结论,是支持原告还是被告。如果田丽丽的意见和他相左,两人就会仔细讨论。田丽丽是法官助理,不需要参加开庭,她根据师傅庭审的案卷写判决。

她从上班写到下班,平均两天写三个判决。我们那时都觉得,用不了多久,田丽丽就会按照她所规划的那样,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法官。

2012年,我到深圳看田丽丽。她的宿舍楼在一个老旧民宅里,三个同事共用不到100平米的房子,每人一个房间。楼上楼下都住着她的同事,大家一起坐班车,一起上班下班,三餐都在一起吃,饭桌上讨论的都是案子,和学生时代并没有太多差别。

田丽丽正忙着全国法院的征文比赛,前一年她选了民事审判的题目,这一年她在写一个银行卡盗刷的案例研究。我发现田丽丽工作起来得心应手,而且很有规律。每周五下午是她自己规定的学习时间,那个下午她不写判决,会学习最新的法规和判例,总结审理过的案子。她发现自己审的银行卡盗刷案都没有被改判,说明思路和上级法院是一致的。她认真研究每个案子,总结出银行卡盗刷的重点是举证责任的分配,就此写了篇论文。

但田丽丽开始有了抱怨,经常唠叨工作中的琐碎。她遇到了一个交通案,肇事人是个外地打工的年轻人,他的面包车在红绿灯路口撞了人。田丽丽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善良老实,伤残事故的赔偿近十万,年轻人没有上交强险,又是外来务工者,这笔费用着实不小。

田丽丽在内心是有偏向的,她希望能帮年轻人调解,或者争取少判点钱。但在法庭上,年轻人要求调取监控录像,这时距离他撞人已经超过半年,而此前他对交通认定书并没有异议。田丽丽向他解释:“第一,你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调查取证,第二,你提出的取证对我们没有意义,我们不能去修改责任认定书。”还有一点,田丽丽没说出来,法院调查取证很难得到配合,他们根本调取不到这个录像。

年轻人不听,又要求重新做伤残鉴定。“他要求患者完全痊愈后重新做鉴定,这不符合法医学的意见。”田丽丽向我抱怨。

不管田丽丽怎么向他解释都没用,年轻人非常激动,甚至说法院偏向原告,这让田丽丽很受伤。事情发展到后来,年轻人天天带着他七八十岁的母亲来法院闹,在开庭过程中冲撞书记员,还打了书记员。田丽丽最后秉公判决了这个案子,年轻人上诉后,上级法院维持原判。

法院前辈们给田丽丽的意见是:“案子不能投入太多,每个人你都会觉得很可怜,但其实并不值得可怜。久而久之,你见怪不怪,变得麻木就好了。”

我想,田丽丽并不希望变成这样。她告诉我,她想回北京。

她开始到处托人在北京找工作。问及原因,她说:“基层法官并不是一个有尊严的职业。”她讲了她遇到的另一个劳动争议案子,当事人是个IT公司的员工,在公司的国外驻地打架被调回国,他开始闹事,公司就把他开除了。案子到田丽丽的法院,判了这家公司违法解除。这名员工又回去上班,但他同时提出一个劳动争议案件,要求公司补发他被开除后的工资,法院支持了他。员工胜诉后,在博客上天天辱骂公司领导,公司受不了了,与他谈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,赔偿他60多万元,让他离开。

但他签完协议就后悔了,又到法院起诉,要求认定这份协议无效。这一次,法院并没有支持他。他开始在博客上辱骂法官和书记员,跑到法院又立了一堆案,包括要求公司公开道歉。

最后,这名员工跑到法院大闹,骂哭书记员,在电梯里辱骂田丽丽的师傅。师傅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好,也忍不住写了申请,希望以扰乱法庭秩序的名义拘留这名员工。院长没批,副院长接待了员工,谈了两次,要求他删除攻击语言。他却变本加厉到法院闹,师傅再次提出申请拘留他,院长还是没同意。

“太失望了,对这种人不能让步,这个时候院长没有维护审判人员的尊严,整个庭都非常泄气,我们都觉得,遇到事情,根本没有人会为我们撑腰,”田丽丽抱怨,“在求稳这件事情上,我们吃了很多闷亏。我觉得只要案子是站得住脚的,经得起检查的,就不应该让步。”另有一次,一个河南打工者在深圳被车撞死,政府赔了死者父母八九十万,结果钱拿回老家被儿媳妇占了,老两口又跑回深圳法院,躺在法院门口,要求帮他们主持公道。法官们出来解释:“你们应该回河南打继承官司。”但他们说,河南的法官不会管的。正好那年赶上大运会,法院赶紧给老两口安排了住处,只要他们出门吃饭,就得派人跟在后面买单。

“到最后,就好像是我们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。”田丽丽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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