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部 清宫外史上 第五九章

京中得到马尾开战的消息,是在七月初四。仅凭李鸿章一电,语焉不详,情况不明,醇王非常焦灼。水师失利,固在意中,但法军是否大举登陆,船厂是不是守得住?倘或不守,福建省城能不能保得住?这些疑问得不到一个确实的解答,便有无从措手之苦。因此,除了密电沿海各省,见有法国兵舰进口,立即轰击以外,唯一能做的事,就是由总理衙门分头询问马尾之战的详细情况。

到了初五,各方面的消息都到了,但说法不一,有的说我军大败,有的说先败后胜,有的说互有胜负,有的说孤拔阵亡。当然,最应该重视的是张佩纶“自请逮治”的电报。总理衙门一接到,立刻转送醇王,头一起召见,便即呈上御案。

慈禧太后的脸色,在憔悴之中显得坚毅悲愤,静静地看完电报,轻轻地说了句:“非决战不可了!”

“法国欺我太甚,决无坐视他们长驱直入之理。”醇王说道:“水师不敌,陆路实在是有把握的,只要福州能挺得住,一方面重用刘永福,一方面督促岑毓英、潘鼎新赶快进京,足可牵制法军。为今之计,先要请懿旨,下一个明发,振作士气民心。以我中国之大,土地之广,人口之众,如果激于义愤,同仇敌忾,上下一心,决没有不能打败法国人的道理。”

“我中国坏的就是人心不齐。不过也不能怪大家,朝廷虽早已拿定了大主意,办事的人不知是何居心?倒象处处显得情屈理亏,不敢跟法国决裂似的。这一来,外面当然摸不透朝廷的意思,难免迟疑退缩。”慈禧太后冷笑着说,“总理衙门的人倒是不少,一人一个主意,自己没有定见,人家当然得寸进尺,步步逼了过来。咱们的洋务实在没有办好!”

“这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,自有总理衙门以来,就没有振过国威。”醇王的言外之意,依然在攻击恭王,“其实,洋务如果责成李鸿章办理,倒还省事。”

“这话,眼前先不必去说它。如今既然决战,筹兵筹饷,该有个打算。”

“是!”这一层,醇王当然有过打算,“与法开仗,重在陆路,福建军务,仍旧非起用老成宿将不可。左宗棠威望久著,福建的情形也熟,臣觉得不妨让他到那里去督师。”

“左宗棠年纪大了,身子也不好,能管用吗?”

“这无非借重左宗棠的威望,在南方坐镇。另外当然要派人帮他,漕运总督杨昌濬是左宗棠得力的旧部,可以派他帮办福建军务,督勇援闽。”

“当然。”慈禧太后点点头,“要派左宗棠到福建,当然得派杨昌濬去帮他。此外,鲍超、杨岳斌都可以起用。”

“是!”醇王答道,“一开战,兵饷两事,头绪很多,请皇太后饬下军机,与臣会商详奏。”

战守大计可以凭慈禧太后一言而决,如何战、如何守,自然要靠醇王去筹划。亲贵中,醇王一向有知兵之名,加以他很佩服左宗棠,也知道倚重李鸿章,自会向他们请教咨询,斟酌尽善,所以她很放心,只是有句话却不能不说。

“何璟在福建七年,炮台也修了不少,何以这么不经打?张佩纶也很能干,何以一开仗就败成这个样子?虽说轮船、大炮不及人家,如果谨慎小心,也不见就能让法国人占了便宜。如今前方的情形还不十分清楚,而且也正在用人的时候,不便查办。不过,丧师失地,不是小事,朝廷纪纲,更不能不顾。该怎么办才合适,你们也得拿个办法出来。”

“是!”醇王答道,“大敌当前,自然以收揽民心,合力御侮为顶要紧的事。至于疆臣守土,责有攸归,等马尾开仗的情形,有了详细奏报,必得要论是非、定功罪。朝廷纪纲所系,臣断断不敢徇私,不过眼前务必要求皇太后恩典,暂置不问。”

“我原是这个意思,只要你记住了就好。”慈禧太后又说,“你下去赶紧找左宗棠商量吧!下午再递牌子。”

醇王退出养心殿,立刻派侍卫分头通知,到适园聚会。等他回府,奉召而至的王公大臣,已接踵而至,一共四个人:礼王、奕劻、孙毓汶、许庚身。

“左季高呢?”醇王问道,“他不来怎么行?”

“左侯两天未到军机了。”孙毓汶答道:“我派苏拉去请,左侯说是‘在家听参’。”

“听参!”醇王诧异,“谁参他?为什么?”

“延树南上了个折子。万寿节那天,左侯没有随班行礼,延树南上折纠参,奉旨:左宗棠交部议处。”

“这也是小事。唉!”醇王痛心疾首地,“国事糟到如此,还讲这些虚文小节?书生不懂事,真正可恨。左季高也是,何必为此小事闹脾气,落个不识大体的批评,何必?”

“这倒也不能怪左侯。”许庚身比较公正坦率,说话不象孙毓汶那样暗含着阴损的意味,“他没有随班行礼,自然是失仪,但也是起跪不便之故,壮年戎马,腰脚受损,老来不能跪拜如仪,平心而论,亦有可原。延树南借题发挥,说他骄蹇,甚至斥之为‘蔑礼不臣’,持论未免太苛,而且也真是不识大体。王爷请想想,以左侯的功勋,说他‘蔑礼不臣’,不就说他恃功而骄,要造反了吗?这话在雍乾年间,非同小可,就拿今天来说,若是认实了‘蔑礼不臣’这句话,也是‘大不敬’的罪名,如何处置,律有明文,请问王爷,是摘他的脑袋,还是充他的军?就算格外加恩,也得革职,能这么办吗?不能这么办,就变成纪纲失坠,所以说来说去,他这个折子,只顾自己逞快,实在是让朝廷为难。”

“星叔的议论很公平。”醇王说道,“如今得想个法子,替此老平气。我今天已面奏了,仍旧要请他到福建督师,倘或以此芥蒂,托病不出,如之奈何?”

“要驳延树南这个折子很难。因为……。”

因为延煦官居礼部尚书,大臣失仪,据实纠参,是他礼臣分内之事,即令措词失当,旁人亦很难说话。孙毓汶解释了原因,却又下了一个转语,认为只有一个人,身分地位不同,有资格纠正延煦。这个人就是醇王。

“如果要我说话,我一定说。”醇王慨然答道:“同治初年,五爷掌宗人府,乱出些花样,叫人受不了,当时我忍不住上了个折子,上头还说我措词太偏激。不妨引用这段故事,为左季高说两句公道话。星叔,就烦您动笔。还有,宣战的旨稿,不知道带来了没来?”

“带来了!”

许庚身将一份底稿交了出来,退到一边去为醇王拟折,先找来一份邸抄,细看了延煦的原折,略略构思,提笔写道:

“内阁奉上谕:延煦奏:六月二十六日万寿圣节行礼,左宗棠秩居文职首列,并不随班行礼叩拜,据实纠参一折,左宗棠着交部议处。钦此。臣初以为纠弹失仪,事所常有,昨阅发下各封奏,始见延煦原折,其饰词倾轧,殊属荒谬。

窃思延煦有纠仪之职,左宗棠有失仪之愆,该尚书若照常就事论事,谁日不宜?乃借端訾毁,竟没其数十年战阵勋劳,并诋其不由进士出身,甚至斥为蔑礼不臣,肆口妄陈,任情颠倒。此时皇太后垂帘听政,凡在廷臣上之居心行事,无不在洞烛之中,自不能为所摇动,特恐将来亲政之始,诸未深悉,此风一开,流弊滋大。臣奕譞于同治年间,条陈宗人府值班新章,虽蒙俞允所请,仍因措词过当,奉旨申饬,今延煦之疏,较臣当日之冒昧不合,似犹过之。谨恭折陈奏。”

写完递给醇王,他认为措词得体,深为满意。随即交代誊正呈递。然后继续推敲那道宣战诏书的文字。

这道诏书,乃是“晓谕天下臣民”,面面连篇累牍,指责法国无理,一直叙到马尾之败,申明不能不宣战的苦衷,说是“若再曲予含容,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?特揭其无理情节,布告天下。”接下来便是激励各省文武官员,军民人等,奋勇立功。其中特别提到刘永福:“该员本系中国之人,即可入为我用,着以提督记名简故,并赏戴花翎。统率所部,出奇制胜,将法人所占越南各城,迅图恢复。”

此外,照例声明“通商各国,与中国订约已久,毫无嫌隙,断不可因法人之事,有伤和好。”谆谆叮嘱,务必保护,而以“当体朝廷保全大局至意”这句话作结,暗示名为宣战,其实仍有谈和的余地。

宣战诏书中值得推敲之处还多,但调兵遣将,犹有许多大事要筹划,也就只能草草定稿。而就在这时候,陆续又已送来好些军报,大都由北洋转递,其中最要紧的两件,一件是张佩纶打给李鸿章的电报,说“炮台一路洗平,闽必不守,纶必不归”,表示与福州共存亡的决心,李鸿章加了一句话:

“徒为焦急。”

另一件是上海道邵友濂的电报,他从洋人那里打听到一个相当可靠的信息,孤拔“拟率船往他处,闻志在北洋。”这两个电报合在一起来看,令人无从判断,法军的真正意向,究竟是在攻占福州,“据地为质”来勒索兵费,还是大举而北,直叩京畿?

但不论如何,福州势急,北洋势缓,目前当然救急为先。醇王对于张佩纶的“纶必不归”那句话,颇感欣慰,认为有此必死的决心,则诱敌登岸,深入内地,可以相机聚歼,即令起初仍旧受挫,亦无大碍,只要援军接得上,终可反败为胜。

军务部署只有许庚身最熟悉,当时提出建议,一面起用鲍超,尽速召集旧部,添募新兵,由四川总督丁宝桢负责筹饷征船,送鲍超所部,自大江东下,到江西起岸待命,一面改派帮办广东军务的张树声星夜援闽。同时电饬两江总督曾国荃,不论在那一项公款中,立即提用二十万银子,解交福建,作为援闽客军的军饷。

谈到这里,已经过午,醇王又匆匆赶到宫中,“递牌子”请见慈禧太后。当天便有两道“明发”,一道是宣战诏旨,另一道是准了醇王的奏,将延煦“交部议处”,有了这道上谕,对左宗棠才有交代。这天夜里由许庚身衔命亲访,面述朝廷倚重之意。左宗棠一则受不了孙敏汶他们多方排挤的闲气,再则亦不服老,三则一向以诸葛武侯自命,当此“危急存亡之秋”,正是“鞠躬尽瘁”之时,一口答应:“到福建去打法国鬼子。”

宣战诏书不但见诸邸抄,而且上海的《申报》,已经全文发布,通国皆知,可是并没有激起什么同仇敌忾的义愤,只惹起清议的纷纷指责。

第一个受指责的是张荫桓。他以佐杂出身而能置身于枢要之地的总理衙门,本就为正途出身的朝官所歧视,而他本人又自恃才具,颇露锋芒,因而与同官又不和睦。当然,最令卫道的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的是,与李鸿章互为表里,力持和局,在有些人看,向洋人求和,就是秦桧、贾似道。如果和局真能保全,也还罢了,谁知千回百折,一再委屈,结果仍招来法军的“暗算”,马尾一仗,师船全毁。既然如此,何必自取其辱?倘或不是求和,耽误了辰光,趁法军援师未东来之前,毅然决战,则先下手为强,局面就全不相同了。

因此,张荫桓成了众矢之的。此外久办洋务的周家楣、李凤苞、马建忠、盛宣怀,亦无不令人切齿,意想不到的是,阎敬铭亦大受其谤,因为他亦是主和的巨擘,虽然老病侵寻,请假已久,却仍有人不放过他。

弹劾张荫桓的人很多,有一个是内阁学士徐致靖,他中进士是抄了张之洞中解元的一篇八股文,但却骂张荫桓是“洋厮”之后。另外一个是山东曲阜的孔宪穀,官拜浙江道御史,指参张荫桓私自写信给上海道邵友濂,表示法国如索少许赔款,不妨允许为泄漏朝旨。慈禧太后听得有人提到对法赔款,就会冒火,因而令饬总理衙门“明白回奏”。

复奏说致上海道的电信,是公同商办,并非私函。这一下使得本来就对总理大臣大半不满的慈禧太后,越发生气,除去当时请病假及出差的阎敬铭等人以外,其余连奕劻在内,共有九个人,一起交部议处。

就在这时候,有个山东籍的御史吴峋,上折严劾阎敬铭,说他“执拗刚愎,怙过任性”。慈禧太后及醇王对阎敬铭都很敬重,所以吴峋反受申饬。但总理衙门其余的大臣,就没有阎敬铭那么好的运气了,慈禧太后一下子换了六个。事由张荫桓而起,受连累的人,自然都恨他,其中最冤枉的是翁同和的门生周德润,在总理大臣中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是主战的,结果也跟主和派一样,退出总理衙门,未免出人意外。

出人意外的事还多。第一件是福州军务的部署,左宗棠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,督办福建军务,穆图善和杨昌濬为帮办军务,何如璋内召,这都还在意中,奇的是以张佩纶接替何如璋,兼署船政大臣。

第二件是以邓承修充当总理大臣。这位号称“铁汉”的言官,一向以搏击为能,从不曾听说他懂洋务,而居然会入值总理衙门,是件不可思议的事。

于是有好事的人去打听,才知道他这个总理大臣是由一个奏折上来的。这个折子中大谈方略,共陈三策,他认为法国所恃者,不过越南,如果师分三路攻越,法国自救不暇,就决没有力量再侵扰福建、台湾。这是上策。

中策是分兵而守,敌至则战,敌退不追,虽然师老饷糜,但我军如此,法军亦是如此,利害相共,不算吃亏。至于顾虑道路阻隔,粮饷不继而不敢言战,则非但不是下策,简直可说是“无策”。

这套话,在慈禧太后觉得非常动听,特意问到醇王。醇王已经到了六神无主的地步,慈禧太后说好,不敢驳回,亦不知道如何驳回。因而承旨派邓承修入值总署,而且就拿他的三策,作为指授方略的根据。

不过整个局势仍是混沌的,法国军舰虽已退出闽江口,但动向不明。据说法国政府与孤拔的意见不一,孤拔极力主张北进,先占芝罘,再占威海卫和旅顺,直接向北洋挑战,而法国政府不愿扩大战事,尤其不愿意使李鸿章为难。这就是朝廷对李鸿章不但没有丝毫责备,而且继张之洞和曾国荃真除以后,实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道理。

主和的阎敬铭不曾被参倒,主和的李鸿章恩眷益隆,而主战的周德润却退出了总理衙门,这些令人迷惑的举措,显得慈禧太后似乎并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,而醇王似乎对开战也没有可以致胜的把握。

于是美国公使杨约翰,第四次出面调处中法纠纷,中国方面的交涉对象是李鸿章。

距马尾之战,已将匝月,福建的京官,大都接到了家信,信中都谈到了马尾之战。

于是一百多京官在会馆集议,连上两个公呈,第一个痛击何璟和张兆栋,第二个专为张佩纶而发,由籍隶福建长乐的翰林院编修潘炳年领衔,请都察院代呈。

军机处自然早有消息,为了平息公愤,在八月初一先下了一道上谕:

“闽浙总督何璟,在任最久,平日于防守事宜,漫无处置,临时又未能速筹援救,着先行革职。福建巡抚张兆栋,株守省城,一筹莫展,着交部严加议处。

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,守厂是其专责,乃接仗吃紧之际,遽行回省,实属畏葸无能。着交部严加议处。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统率兵船,与敌相持,于议和时屡请先发,及奉有允战之旨,又未能力践前言。朝廷前拨援兵,张佩纶辄以援兵敷用为词。迨省城戒严,徒事张皇,毫无定见,实属措置无方,意气用事。本应从严惩办,姑念其力守船厂,尚属勇于任事,从宽革去三品卿衔,仍交部议处,以示薄惩。福州将军穆图善,驻守长门,因敌船内外夹攻,未能堵其出口,而督军力战,尚能轰船杀敌,功过尚足相抵。着加恩免其置议。

嗣后闽省防务,左宗棠未到以前,着责成穆图善、杨昌濬、张佩纶和衷商办,务臻周密。”

这道上谕是连张佩纶的原奏,一起明发的。福建京官,一看大哗,因为张佩纶所奏报的情形,与各人家信中所说的情形,大不相符。

于是除了公呈以外,福建崇安籍的吏科给事中万培因,单衔上奏,案由是“为闽省诸臣,讳败捏奏,滥保徇私,仰恳收回成命,并请迅派大员,驰往查办,按照军律,亟置重典,以伸公愤”。其中指出“七可疑”:

“初三之战,以臣所闻,何如璋有隐匿战事之事,张佩纶有不发军火之事,又有遣魏瀚往缓师期之事,堵在照会以前,其可疑一也。

水陆各营之师,以臣所闻,轮船惟福星等四船,死战属实。艺新船小逸去,伏波自凿,扬武并未开炮,余船纵火自焚。陆军则方勋所部潮勇先溃,而黄超群一军,乘乱入学堂、广储所、机器房等处,抢掠殆尽。其可疑二也。

敌船被毁之数,以臣所闻,敌以八船入马江,仅用三船来攻,开巨炮七,我船已相继沉。惟福星曾击坏其鱼雷船一。

其可疑三也。

方勋、黄超群拒敌之事,以臣所闻,敌攻马尾后,次日复击船厂,轰坏铁厂,烟筒半折,船槽微损,即下船出攻长门。是时,方勋不知何往?黄超群已于初三日退入后山,但窜而未溃耳!其可疑四也。

闽安、馆头等处之战,以臣所闻,炮台各军,闻炮即鸟兽散,敌遂上岸,用镪水裂炮,掷火药以燔民居。苟不上岸,炮何由裂?其可疑五也。

何如璋之回省,以臣所闻,何如璋预雇舆夫为逃计。六月初二日法人演炮,何如璋短衣大堂呼舆,众白为空炮乃返。初三,闻炮即从后山遁,是夜奔快安,复奔南台洋行,晨始入城,以便服戴顶帽坐竹兜中,所到众噪逐之,乃四出狂窜。

其可疑六也。

张佩纶之驻厂,以臣所闻,初三日,张佩纶徒跣走雷雨中,夜奔鼓山下院宿,以苇荐席地坐。迟明奔出后彭田乡,遣弁向城内巨绅家假絮被,匿累日不出。初四,敌攻厂时,张佩纶方由鼓山入彭田,何守厂之有?其可疑七也。”

这“七可疑”虽然传闻异辞,但与潘炳年领衔的公呈合看,可信之处就多了。此外,万培因也谈到“洋人之论”:

“臣闻洋人之论,谓法兵之闯马江,驶入绝地,有必败之道三,地本内港,只须以船摧船,法舰必全沉,此上策也。以四号炮船,护以夹岸陆军,法兵尽为炮的,敌必不能上岸,此中策也。尽驱兵船以驻上流,只以本地小船,装置火药等物,顺流蔽江而下,加以陆军火罐火药,夹岸抛射,法当大窘,此下策也。”

这些纸上谈兵,不一定有人懂,但说张佩纶“阳主战以排和,阴实望和而怯战”,却是一针见血之论。

不过参得虽然厉害,帮张佩纶讲话的人也很多,这完全是二李——李鸿章和李鸿藻的关系。有人说,张佩纶屡有“先发”的建议,朝廷为保全和局,又恐误伤他国兵船,引起意外纠纷,所以不曾允许。说起来,此人还是有才具的,人才难得,不妨责以后效。

又有人说,张佩纶到福建不久,情形不熟,布置欠周,情有可原。其中最有力的辩解,直接来自李鸿章,他说:“福建的炮台,兵轮不足以抵御法军,本在意料之中。福建的炮台,不知如何做法,听说炮口完全向外,所以法国军舰,可以由内而攻,这是“失势’”。炮台不能转动,是他的同年何璟的“七年经营”,李鸿章早就知道,故意说是“不知如何做法”,无非为了庇护张佩纶,只好“嫁祸”老同年。

他又说:“中国兵轮开办未久,船不如人家的精坚,操练不如人家的纯熟,断难抵敌是中外尽人皆知的事。”这段话既为张佩纶卸责,亦为他自己解释,何以必须委屈求知?

谈到醇王所一直主张并希望的“诱敌登岸,设伏出奇”,他认为必须有后膛枪、后膛炮才谈到此。而各省都没有后膛枪,“后膛轻炮”亦很少,徒恃肉搏,难有把握。而置备后膛枪炮,甚费财力,北洋累年经营,勉强算有了规模。这意思是不可深责闽军守厂不力。

以下又论南洋的战备,说长江水宽而深,是用水师之地,吴淞、江阴等处炮台,亦坚固可用,但是“敌船虽或受炮击损,其机器皆在水线下,仍可驶行。”接着他引用前两年由北洋衙门翻译印刷的一本《防海新论》,其中所叙美国南北战争的战例,证明他不是欺骗没有见过兵舰的人。

至于谈到布设水雷,确为“阻河”最得力的利器,但马江宽至十余里,甚至数十里,何能遍设。总而言之,他的意思是,马江战败,不是张佩纶的责任。而就此刻来说,什么地方也不能阻止外国军舰侵入,更不能与外国军舰对敌。

就为了这些理由,使得慈禧太后除了黯然长叹以外,无话可说。当然,张佩纶的责任不能不追究,左宗棠就要到福建去了,正好派他就近查办。

议和的事,倒象有转机了。杨约翰特地由北京到天津去看李鸿章,说接到美国京城来的电令,法国已要求美国出面调停。美国的意思,中国如果肯让步,法国亦必采取同样的步骤,在相互让步之中,总可以想出一个顾全彼此体面的办法。杨约翰又表示,他是专诚为此事而到天津来的。言外之意,中国须看调人的面子。

中国如果让步,自然多少要赔兵费,而煌煌上谕,已经剀切告诫,凡有主张赔偿的,一定治罪。所以李鸿章的电文中,根本不敢提兵费二字。

总理衙门当然不敢转奏。同时对法国求和的诚意,亦很怀疑,因为据上海、香港、福州等地来的电报,孤拔可能顾虑马江沉船塞口,归路断绝,不敢在福州登陆,却有窥取基隆的模样,增援的船只之中,有一艘载有挖煤机器,更为意在基隆煤矿的明证。

果然,八月十三,孤拔第二次攻击基隆。

第一次是在马尾之战二十天前的六月十四。孤拔率领战舰六艘,载陆军三千,直到基隆,分舰三艘,窥台湾四大港之一的沪尾——淡水港。

台湾的防务,共分五路,大甲溪到苏澳为北路,由提督曹志忠领兵四千防守,最近增防,调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率领所部三营,专责防守台北府。此外又有章高元的淮军,杨金龙的湘军,章、杨二人亦都是提督,加上刘铭传一共是五颗红顶子守台北到基隆这一线。

六月十五,孤拔一面开炮轰击,一面派兵一千登陆,曹志忠、章高元力战却敌,阵斩法军中队长一员,士兵一百多,夺获联队旗两面。法国陆军后退登舰时,掉在水中溺死的亦不少。于是孤拔请税务司出面,邀请刘铭传登舰相会,刘铭传峻然拒绝,第一次攻台之战,不了了之。奏报到京,特发内帑三千两犒赏。

刘铭传幕府中有个专管海关,兼与洋人打交道的洋务委员,名叫李彤恩,人很能干,认为淡水港水道宽阔,“红毛城”上的五尊旧炮,毫不管用,等于无险可守,因而提出塞口的主张。

驻淡水的英国领事,得到消息,提出坚决的反对,他的理由是秋茶已经上市,如果港口封塞,船只无法出入,秋茶不能出口,影响英国的商务。

李彤恩不是轻易能让洋人吓倒的人,当反复争辩,不得要领时,李彤恩要求英国领事担保,法国军舰不会从淡水港入口。这下算是难倒了对方,照原定的计划,沉下几条船,塞住了淡水港口。

就因为这明智的一着,孤拔卷土重来,就不容易占到便宜了。

法国兵舰十一艘,由原驻马祖澳的孤拔,亲自率领,是八月十二到基隆外海的。清晨两点钟,法军五百人由仙洞地方登岸,与曹志忠的重庆中营相遇,展开激战。章高元接到报告,率领两百多人赴援,法军不敌,因为道路迷失,被困至日中,又死了一百多。

这时的刘铭传,正在基隆炮台督战。相持不下之际,谍探来报,法国兵舰五艘将到淡水。刘铭传下令收兵,回救离台北三十里的淡水。

“省帅,”曹志忠疑惑地问:“这不就是把基隆丢掉了吗?”

“不要紧!”刘铭传说,“我自有道理。你那里抽三百人,跟林朝栋一起守狮球岭。”

林朝栋是彰化巨族,名将之后,他的父亲就是林文察,咸丰八年,捐饷助军,授职游击,留福建补用。以后领军转战浙东各地,积功升到福建提督,同治三年在漳州阵亡,諡刚愍,在本籍及漳州建有专祠。

林朝栋以骑都尉的世职,捐了个郎中,在原籍做绅士,平日急公好义,深得地方爱戴。中法交涉破裂,战火将起,林朝栋招募了五百人,自备两个月的粮饷,去见刘铭传,愿意防守一方。刘铭传自然嘉许,立刻拨给军械,指定基隆以南的暖暖,作为他的防区。此时又负起扼守狮球岭,严防基隆弃守以后的法军南侵的重任。

当然,刘铭传弃基隆是有道理的,第一、外海没有兵舰,炮台又不中用,日夜受法舰炮轰,徒然挨打,兵打光了,基隆还是守不住。第二、淡水港塞口以后,法舰不能深入,炮轰的威胁可免,孤拔如果不死心,派军登陆,则正好迎头痛击。第三、是因为南北洋对援台一事,或者不甚起劲,或者口中喊得起劲,并无实惠,等基隆一失,朝廷必起恐慌,严旨督饬,后援方始会来。这最后一层用意,孙开华等人,自然是无法了解的。

回到沪尾,重新部署防务。以孙开华专守淡水炮台,章高元和刘铭传的侄孙刘朝枯分布沿海一带,此外还有士勇一营计五百人,埋伏在北路山间,这一营士勇是李彤恩招募来的。刘铭传奉旨防台,朝命准许自行募勇,增强防务,刘铭传便委派候补道充任洋务委员的李彤恩,专司其事。

李彤恩办事很实在,贴出布告以后,自己在招募公所坐镇,只见应募的小伙子,纷至沓来,应接不暇,便也下手帮忙。百忙中一眼瞥见一个人,似乎面善,此人皮肤白皙,面貌清秀,而眉目之间带着点娘娘腔。定睛细望,想起来了,是唱歌仔戏的小旦张阿火。

“阿火!”李彤恩问道:“你来干什么?”

“李大人!”阿火笑道:“我来投军。”

“投军!你开什么玩笑?”李彤恩说,“你也懂得打仗?”

“打仗不要懂的。我不想做夷人,穿夷装,自然就会跟他们拚命。”

李彤恩大为惊异,想不到演惯佳期密约,一把眼泪,一把鼻涕,诉不尽闺中哀怨的张阿火,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!

“再跟李大人说吧,我也不是冒冒失失,闹着好玩的。说到打仗,我是头一回。不过,我想法国人也不会比野猪再凶吧!”

“喔!我懂了,你喜欢打猎?”

“是!”阿火手一指,“这些都是!”

李彤恩往外一望,只见十来个精壮少年,口嚼槟榔,嘻开一张血盆似的嘴,都望着阿火发笑。李彤恩立刻就中意了。从咸丰初年以来,招募乡勇,都遵循曾国藩的成法,而曾国藩又师戚继光的遗规,务取一双泥巴腿的乡农。此辈假以时日,可以练成一支经得起败仗的劲旅,但诚朴有余,机变不足,训练起来很吃力,尤其不能指望他们救急。这些猎户,年轻力壮,又会用火器,稍用兵法部勒,便可上阵,岂不大妙?

于是李彤恩欣然问道:“这些都是你的朋友?”

“是从小在一起玩的弟兄。”张阿火答道,“他们听说我要来投军,都愿意跟我一起来玩玩。”

“玩玩!”李彤恩笑了,却又正色告诫:“这不是好玩的事。”

“我也这么说。不过他们还是愿意来玩玩,大不了玩掉一条命。”

“肯玩命还怕什么?”李彤恩察言观色,对张阿火刮目相看了。市井中原有奇人,张阿火必是讲义气,重然诺,为一方的侠少,因而便又问道:“阿火,你能招多少人来?”

“千把人总喊得到。”

“都是猎户?”

“也有打渔的;也有种田的;也有做生意的。”

“都听你的话?”

“都是我的弟兄。没有什么事讲不通的。”

他虽是不矜不伐的神态,李彤恩却到底还不敢冒失,想了一下说:“你去招五百人来。要个个管用,这五百人就归你统带,我先给你请一张‘五品军功’的奖札,等立了功,保你做官。”

“官倒不要做,只要打退夷人就是了。”张阿火问,“招五百人容易,从山上下来,得有住的地方……。”

“这你放心。我点了人数,马上发号衣、发饷,自然也要拨地方给你安顿。”

张阿火欣然应诺,当天就回山。在淡水西北的竹仔山,一呼百诺,来了有七八百人,挑成五百,大多是猎户,带着土枪下山,直奔台北,守城的兵不敢放他们进城。张阿火倒也很讲理,留他的弟兄在城外,单身去见李彤恩复命。

李彤恩细问究竟,听说都来自基隆、淡水之间的山中,这支士勇,先得地利,已为胜人一筹。等到出城亲自编点,益发觉得是一支堪以大用的新锐之师,所以逐一抚慰,异常殷勤。张阿火和他的弟兄们便益发起劲了。

“阿火!”李彤恩说道:“将相本无种,男儿当自强!象你这样子向上心切,很快就可以立功做官,你的名字要不要改一改?阿火是小名,将来报到朝廷,不大好听。”

“那就请李大人给我改一个。”

李彤恩想了一下说:“改名李成好了。姓张就是张李成。”

李成之“李”是李彤恩,李成之“成”是成功,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很容易明白,张阿火由于李彤恩的识拔而能成功,或者也可以说是成全。总之张阿火是非常珍惜这个新得到的名字。

在李彤恩,亦觉得这是一大快事,又看到张李成约束部下,言必信,行必果,更有喜出望外之感。得意之余,喜孜孜地去报告刘铭传。

刘铭传正在苦恼。兵既不足,械亦不精,见到李彤恩,正好发一发牢骚。这也难怪他,驻扎台南的台湾道刘璈,是左宗棠的嫡系,而他与李鸿章的关系,尽人皆知,左李不和,势如水火,因而刘璈对巡抚衔的长官刘铭传,并不买帐,四十营防军倒有三十一营摆在彰化以南,自加节制,对北面的粮饷接济,亦是多方拖延。如今基隆已失,台北府岌岌可危,长官向部属求援,而刘璈居然置之不理,刘铭传如何能不气恼?

“南北洋三次增援,不过六百人,连以前调到的,总计亦只一千三百人,章营只有两百余人。怎么得了?”

当然,还有孙开华、曹志忠两军,不过孙曹是湘军,而且出身霆军,尹漋河之役,鲍超与刘铭传失和,因而霆军与铭军一向是死对头。现在刘铭传对待孙、曹二人,虽然刻意交欢,但内疚于心,总觉得格格不入,所以有意不提这两个人。

李彤恩当然知道他的心病,实实在在是心病,孙、曹二人对于当年的嫌怨,已经淡忘,曾经在李彤恩面面有过表示,此时正好用来劝慰刘铭传。

“省帅怎么不提孙曹两位?”李彤恩故意这样问说。

“老兄不是明知故问?”刘铭传苦笑着答说,“他们两位总算捧我的场了,我又何敢苛求?”

“如何谈得到苛求?大家在一起,生死以之,祸福相共,省帅如果心存芥蒂,反倒小气了。”

“那里?老兄这番责备,我可不认。我是怕人家心存芥蒂。”

“不!适得其反。孙曹两位,都以为省帅原是推诚相与,但太客气了,反让他们有见外之感。”李彤恩说,“我看省帅还是脱略虚文,该如何便如何的好。”

“真的?”刘铭传惊喜地问,“他们真的有过这样的话?”

“自然。我何敢在省帅面面瞎说?”

刘铭传决定接纳李彤恩的建议,唤一名亲兵,去请孙开华、曹志忠来议事。相见携手,特致亲切,加以李彤恩从中穿针引线,极力拉拢,十几年的嫌隙,到此才真的涣然冰释。

然后商定了诱敌之计,各自返回防区,准备迎敌。

到了八月二十清早,淡水口外的法国兵舰开炮大轰,不下数百发之多,然后法国陆战队八百人,在炮火硝烟掩护之下,分乘小艇,强行登陆,目的是想占领炮台。

首当其冲的是孙开华的三营,中右两营在前,后营接应,短兵相接,各尽全力。孙开华所部吃亏的是枪械不如法军精良,看看有抵挡不住之势,而午潮初涨,却又有后援的法军,继续涌到。

于是埋伏在后山的张李成一营出动了。五百人分成两队,第一队两百五十人,打扮象是野人,散发赤身,口喷大嚼槟榔而生的红沫,到达炮台前面临水的斜坡上,一字排开,卧倒在长可及胚的野草中,右足屈起,左足跟搁在右膝盖上,揸开脚趾,枪管就搁在当中,静静等待。

后援的法军,乘潮上坡,端着枪直往上冲。张李成屏息以待,看看距离够了,朝天放了一枪,这是“号炮”,二百五十支枪应声而发,法军立刻就倒了几十。未倒的不知弹从何发?相顾错愕之间,草丛间又来了一排枪,打死了好几十。

这一下,法军不能不后退了。然而还有伏兵,张李成的另外一队,两翼包抄,直逼面前。法军抢艇退去,其时正当落潮,小艇胶着在沙滩上的很多,退走不及,又死了好些。

孙开华的部下,见此光景,士气大振,奋勇肉搏,冲动了法军的阵脚。孙开华身先士卒,阵斩法国军官一名,夺旗踏阵,终于将法国兵驱出淡水口外。

在口外,有日本海军大佐东乡平八郎率领兵舰在观战,在山上,有英国商民用望远镜在了望。这一仗打得不坏,法军伤亡惨重,还被俘了十四人,英国人大为喝采。

但是十四名战俘为孙开华下令枭首,亦为英国商民所亲眼目睹,认为中国军队违反万国公法,提出抗议。刘铭传当然置之不理,飞章奏捷,盛道孙开华的战功,请求破格奖赏。

提到张李成,只有一句话:“领队袭之”,但保奖却不没其功:“五品军功张李成,拟请以守备尽先补用,并赏戴花翎,并加都司衔”。

十二天以后,孤拔布告封港,北起苏澳,南至鹅銮鼻,一共三百三十九海里,禁止所有船只出入。航行限在距岸五海里以外。

这一来,商货断绝,文报不通,台湾日用所需,除茶米以外,无一不缺。当然,各国的商务亦大受影响,尤其是英商的贸易停顿,损失最重。

朝廷得报,大为焦急,但亦只有以严旨命令南北洋选派铁甲快船,多带兵勇器械,星夜驰援。而南北洋一共只有五分厚的铁甲船五只,何敢闯关?就算敢闯,这些小船上也载不了多少兵。所以李鸿章决定趁此机会,逼一逼朝廷,回心转意,重新谈和。只是不敢明言,只用“另设他法,解此危困”之类的话,旁敲侧击。

因此,刘铭传由厦门转发的电报,到达北洋,转给总理衙门时,李鸿章往往加以增删,张大其词。台湾海口不过封锁了两天,他就这样电报:

“顷刘提督初三由厦门转电,初二日法又到船六只,在台北者不下二十只。上月二十八日,法四船扰台南、澎湖,存亡无信,富绅多举家逃走,士勇已募五千余,无器械不受约束,不能御敌,徒索饷闹事。土匪四起,疫疠不止,日有死亡,能战者不足三千人。敌势甚大,日内必有恶战,如十日外无电到,北不保。传同将士惟拚命死守,保一日是一日,现在洋火药已缺,食盐无来,百姓扰乱,饷路亦阻,台局不堪设想,可为痛哭,请转电总署。”

李鸿章转发了这个电报,自道亦为“痛哭流涕”。其实电文中他加上了许多显而易见的假话,既然法国封锁,“富绅多举家逃走”又往那里去逃?刘铭传自己说过,在官绅中“有可用者,无不广致礼罗”,所以除林朝栋自成一军,扼守狮球岭以外,台北板桥的林维源捐饷二十万两;新竹绅士林汝梅招募练勇二百人,自筹两个月的粮饷,协守海口;基隆与台北接壤之处,由武举人王廷理、周玉谦捐款募勇三百人,据险防堵。此外量力捐助兵饷的也很多,绝少举家逃走的情形,就是逃,亦不过由前线逃到后方,由法国所占据的基隆逃到台北。

当然,希望谈和的,不止于李鸿章,在台湾有贸易利害关系的各国,亦希望中法罢兵议和。特别是英国,因为台茶不能出口,约会驻英公使曾纪泽,打算出面调解。

英国调处的条款,一共四件,主要的是要求中国履行天津条约,劝请法国不索赔偿,撤出台湾海口。这些条款,对中国可算有利,但是醇王跟总理大臣都不敢答应。结果提出对案八条,要修改天津条约;要在镇南关外设官;要法国不用保护越南的名义;要法军退出基隆,……最后一条是:“中国不索赔款,如法有不允之条,应先赔偿中国损失。”

这是南辕北辙,自然谈不拢。同时法国又向作调人的英国提出条件:中国完全履行天津条约,法军占据台北,直到中国允赔兵费,方始退出。这当然更谈不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