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部 清宫外史上 第四三章

同治十年,新疆回乱,俄国乘机由西伯利亚派兵占领伊犁。总理衙门照会俄国,质问侵入的理由?俄国政府答得很漂亮,说是代为收复伊犁,只要中国政府的号令,一旦能行于伊犁,自然退还。

到了光绪四年,天山南北路都已平安,总理衙门当然要索回伊犁。俄国政府提出两个条件,中国政府要能够保护将来国境的安全,同时偿还俄国历年耗于伊犁的政费。这一来,就得办交涉,检点第一流的洋务人才,曾纪泽在英国,陈兰彬在美国,李凤苞在德国,何如璋在日本,郭嵩焘则交卸未久,不愿出山。算来够资望的只有一个久当三口通商大臣,出使过法国的崇厚。总理衙门十大臣,当家的是沈桂芬,他力保崇厚,上头自然照准,于是这年年底,崇厚以吏部侍郎奉派出使俄国。

满洲大臣都熟读《三国演义》,崇厚知道这桩“讨荆州”的差使,非同小可,东吴讨荆州不成,搞得两败俱伤,不可蹈此覆辙。默察情势,认为民气方张,而左爵相又正在西陲立了大功,能将伊犁要了回来,朝廷的体面可以保住,对清议也就有了交代,至于暗底下吃点亏,是无所谓的事。

因此,一到彼得堡,与俄国的“外交部尚书”格尔斯的谈判,相当顺利,不过半年工夫,俄国就答应归还伊犁,不过十八条条约,除了第一条“俄愿将伊犁交还中国”,以及第十八条规定换约程序以外,其他十六条都是中国要履行的义务,包括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,割让伊犁以西及以南土地一千数百里,俄商货物往来天山南北路无须付税,以及俄商可自嘉峪关通商西安、汉中、汉口等地。

十八条条约全文,由俄国京城打电报回来,恭王一看不象话,复电不许。但是崇厚以“全权大臣便宜行事”的资格,已经在黑海附近的利伐第亚,跟俄国外交部签了约。同时启程回国,留了参赞邵友濂在彼得堡,署理出使大臣。

这件事,崇厚做得荒唐糊涂之极,但一闹开来,总理衙门从恭王以下,都有未便,所以沈桂芬联络董恂,取得宝鋆的支持,向恭王进言,案子要在暗中设法挽回,请旨密寄左宗棠、李鸿章、沈葆桢详加筹划,密陈参酌。左宗棠职责所关,理当顾问,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,则已成中外属望的重臣,国有大政,往往密旨谘询,这样的做法,由来已久了。

在外三重臣的复奏尚未到京,崇厚丧权辱国的真相,已经纸里包不住火,清流无不愤慨,王仁堪一马当先,盛昱继起抨击。不久崇厚回国,到了天津,不敢回京,沈桂芬是荐主的身分,自然关切,秘密派人到天津跟崇厚见面,问起经过,崇厚自己也知道错了。

“知趣点儿吧!”恭王直摇头,“不要等人说了话再办,更难回护。”

事出无奈,只好抢着先发了一道上谕,却还不愿指他交涉办得荒唐,“欲加之罪”只是:“崇厚奉命出使,不候谕旨,擅自起程回京,着先行交部议处,并着开缺听候部议。”至于“所议条约章程,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历次所奏各折件,着大学士、六部九卿,翰詹科道,妥议具奏。”

头一天发了上谕,崇厚第二天才由天津进京,在宫门请了圣安,随即回家,闭门思过。再下一天,俄国驻华代办凯阳德,气冲冲地赶到总理衙门,说依照万国公法,没有治崇厚之罪的道理,这样子做,是对俄国的侮辱。

这一次是“董太师”接见。听得凯阳德的抗议,大为诧异,“两国相争,不斩来使”,又不是办你俄国公使的罪,何劳质问?不过他当了多年总理衙门的“管家婆”,应付洋人,另有一套只陪笑脸、不作争辩的诀窍,所以一面虚与委蛇,一面找人商量,据说国际交涉上是有这么一种成例。幸好,还有托词。

“贵公使误会了。”他透过通译向凯阳德解释,“本国办崇厚的罪,是因为他不候谕旨,擅自起程回国。这是我们内部整饬官常,与贵国的交涉无关。”

这番解释总算在理上站得住,凯阳德无奈,怏怏而去。董恂灵机一动,认为止好借此钳制舆论,便跟沈桂芬商议,托出人来,到处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呼:朝廷的处境甚难,千万忍耐,不可再闹,否则改议条约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,而凯阳德那里节外生枝,又起纠纷,殊非国家之福。

因此内阁的会议便压了下来。但十八款条约已见于邸抄,喜欢发议论,上条陈的张之洞,一看是个好题目,两天两夜不睡,写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,单衔独上,先分析条约中最荒谬的数事,痛斥崇厚“至谬至愚”,说是“不改此议,不可为国”,而“改议之道”有四:计决、气盛、理长、谋定。

计决是要“借人头”示决心,认为崇厚已到了“国人皆曰可杀”的地步,“伏望拿交刑部,明正典刑,治使臣之罪,则可杜俄人之口”,所以“力诛崇厚则计决”。

所谓“气盛”是诏告中外,指责俄国理屈。接下来建议,且将伊犁搁在一边,不必亟亟于争着收回,则崇厚所擅许的条约,既未奉“御批”,好比春秋战国的诸侯,会盟而未歃血,不足为凭。这就是“理长”。

整篇文章的重心是在“谋定”。虽是纸上谈兵,倒也慷慨激昂。张之洞主张分新疆、吉林、天津三处设防,责成李鸿章破敌,他振振有词地说:

“李鸿章高勋重寄,岁縻数百万金钱,以制机器,而养淮军,正为今日,若并不能一战,安用重臣?伏请严饬李鸿章,谕以计无中变,责无旁贷,及早选将练兵,仿照法国新式,增建炮台,战胜酬以公侯之赏,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。设使以赎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,雇募西洋劲卒,亦必能为我用。俄人蚕食新疆,并吞浩罕,意在拊印度之背,不特我之患,亦英之忧也,李鸿章若能悟英使辅车唇齿,理当同仇。近来之立功宿将,如彭玉麟、杨岳斌、鲍超、刘铭传、善庆、岑毓英、郭松林、喜昌、彭楚汉、郭宝昌、曹克忠、李云麟、陈国瑞等,或回籍,或在任,酌量宣召来京,悉令其详议筹策,分驻京通津站,及东三省,以备不虞。山有猛虎,建威销萌,故修武备则谋定。臣非敢迂论高谈,以大局为孤注,惟深观事变,日益艰难,西洋挠我政权,东洋思启封疆,今俄人又故挑衅端,若更忍之让之,从此各国相逼而来,至于忍无可忍,让无可让,又将奈何?无论我之御俄,本有胜理,即或疆场之役,利钝无常,臣料俄人虽战,不能越嘉峪关,虽胜,不能薄宁古塔,终不至掣动全局。旷日持久,顿兵乏食、其势自穷,何畏之有?然则及今一决,乃中国强弱之机,尤人才消长之会。此时猛将谋臣,足可一战,若再越数年,左宗棠虽在而已衰,李鸿章未衰而将老,精锐尽澌,欲战不能,而俄人行将城于东,屯于西,行栈于北,纵横窟穴于口内外通衢,逼胁朝鲜。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,而他日斗之于庭户,悔何及乎?”

这时回疆新定,士气奋发,所以主战的不止张之洞,翰林、御史纷纷上奏,意气风发,自在意料之中。在意料之外的是,竟连向不过问洋务的万青藜,以及坐享安闲岁月,不与朝政的肃亲王隆勤,亦大发同仇敌忾的议论。

谈这件事的奏折,一下子有十几件之多,而且都是长篇大论,征引今古。慈禧太后相当辛苦,慈安太后帮不了她的忙,只有深宵灯下,在李莲英悄然侍立之下,一个人仔仔细细地从头看到底。

尽管慈禧太后对处理政务,已学会了少动感情,出以冷静的要诀,但看来看去是那些理直气壮,大张挞伐的语句,内心不免也有些激动。洋人的铁甲兵船,诚然是利器,但在陆路上亦未见得不能一拚,而况左宗棠斗志既盛,士气亦旺,张之洞的条陈,似乎有些道理。

她心里不断这样在冲动,但跟洋人开仗,到底是件非同小可的事,所以始终不敢轻下决心。看得倦了,坐得累了,想得也烦了,放下奏折,揉揉眼站起身来,想舒散舒散筋骨和心思。

李莲英是一直在注视着她的动态的,这时便赶紧去绞了一把热手巾来伺候她擦脸,接着端来了一碗燕窝粥,关切地建议:“主子早点儿安置吧!”

“我问你,”慈禧太后忽然说道,“你看,跟俄国人能不能开仗?”

李莲英微吃一惊,退后一步,垂手躬身:“这是国家大事,奴才不懂,更不敢瞎说。”

“说说也不要紧。”

“奴才真的不明白。”李莲英答道,“主子何不问问七爷?”

这是个好主意!慈禧太后心想,这些折子如果交到军机处,恭王一定不以为然,还是得交内阁会议。如果议决要跟俄国人开仗,少不得起用醇王拱卫京畿,让他参与内阁会议,先了解了解大家的意见也好。

于是还有几个折子也不看了,第二天召见军机,当面指示了处理办法,而且指定醇王参加会议。

清议激昂,是恭王早就听说了的,只是想不到群情愤慨到这样的地步!而且所说的话,仿佛是预先约定了似的,一是不惜与俄国周旋到底,二是诛崇厚以谢天下。

大致看完了那些触目惊心的奏折,恭王觉得有句话不能不说了,“舆论如此,要想硬压是不行的了。现在得先想法子平大家的怨气。”他说,“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,换了我也是,这口怨气不出,逼得往打的路上走,后患无穷。”

“是!六爷的话一针见血。”沈桂芬很见机地说:“崇地山罪有应得!不如先请旨吧。”

“这不好!”宝鋆提出反对,“已经奉旨开缺,听候部议,总得吏部复奏了,才谈得到其他。”

“这好办!”恭王说道,“催一催吏部。”

于是吏部复奏,照违制论,应予以革职的处分。军机处由恭王具名,上了个折片:“崇厚奉命出使,并不听候谕旨,擅自起程,情节甚重。仅予革职,不足以蔽辜,拟请先行革职拿问,交刑部治罪。”

慈禧太后当然批准,处理的经过,相当机密,等折片交了下来,立刻封交刑部尚书潘祖荫。打开来一看,他吓了一大跳。

“崇地山糟了!”他顿足长叹,心里在想,只怕性命难保!因为看样子非打不可,一打起来则非杀崇厚,不然不足以激励士气。

潘祖荫的名士气味很重,一个人感叹崇厚的遭遇,竟忘了遵旨行事。他有个出入相随的听差,名叫潘文,人如其名,亦通文墨,且谙吏事,这时已弄清楚是怎么回事,早拿来了公服,预备他上衙门,看看没有动静,不能不提醒他了。

“老爷!钦命案子,耽误不得。”

“噢,噢!”潘祖荫定定神才想起,“快套车!”

“车子早套好了,请大人换衣服。”一面伺候他换公服,潘文一面又问,“文大人、孙大人他们,是不是先通知一声,在衙门里会齐?”

“对了!要大家见一见面。就你骑着马去走一趟吧,别人怕弄不清楚。”

于是主仆二人,分道出发,潘祖荫带着另一名跟班直奔刑部。堂官平日聚会办事,多在后园一处叫“白云亭”的屋子,坐定下来,立刻叫请直隶司郎中、提牢厅主事。

司官都到了,潘祖荫却只跟他们说闲话。不多片刻,刑部五堂官,纷纷赶到,满尚书是文煜,当过好些阔差使,是旗人中有名的富翁,跟崇厚的交情很好,他也听到了风声,倍感关切,所以一进门就问:“是不是崇地山出了事?”

潘祖荫不答,只将军机处的折片递给他看,接着是四侍郎一一传观,但他们都没有说话,要听两位尚书的意见。

“伯寅,咱们俩去一趟吧?”文煜用征询的语气说。

“我还不大懂规矩。”潘祖荫踌躇着说,“旨意中有‘拿问’的字样,措词太严了。”

大臣获咎,即令革职查办,亦多用“着交”的字样,用到“拿问”,便有唯恐畏罪潜逃或自尽,锁拿拘管的意思。果然如此,崇厚的面子上太不好看了,所以文煜不能不为他担待。

“崇地山不是糊涂人,决无他虞。”

“既然如此,你们预备吧!”潘祖荫看着司官说,“崇大人崇厚,奉旨‘拿问’。”

司官同声答应。提牢厅主事去预备“火房”,好安顿犯官,直隶司郎中点了四名皂隶,跟着潘祖荫和文煜,直投崇厚家。崇厚已经得到沈桂芬的通知,青衣小帽,正在待罪,听得门上一报,叫开中门迎接。

宾主相揖,各自无言,迎入大厅,崇厚才问了句:“请示两位,要不要设香案?”

设香案是预备宣旨,潘祖荫看他已知其事,而且廊下堆着行李,已有入狱的准备,便跟文煜商议,免了这道例行的手续。

“天恩浩荡!”文煜安慰他说,“地山,你不必戚戚。”

潘祖荫以刑部堂官,将要审问崇厚的身分,却不肯这样说话,只说了句:“就走吧!”

于是在家人泪眼汪汪凝视之下,崇厚被“拿”。他家华丽的后档车不能再坐,坐着刑部派来的骡车,往南而去。

一到刑部,送入“火房”,便算收监,接着是崇厚的家人送来行李、食物、杂用器具。一半是堂官的交情,一半是他家的银子,自然招呼得周到而方便。腊月十六的天气,滴水成冰,所以崇家的四个听差,第一件事就是糊窗户板壁,凡是缝隙,都用桑皮纸糊没,然后升起一个大火盆,在土炕上铺好狼皮褥子,请主人休息,那气派倒象是钦差借客栈作行馆似的。

等安顿停当,提牢厅主事,陪着直隶司郎中来作照例的“讯问”,其实是奉文煜之命,特来安慰。不过公事当然也要交代,请崇厚自己写一份“亲供”,约定第二天上午来取。

费了半夜工夫,将亲供写好,另外又写了一封信,这是给沈桂芬的,自陈无状以外,少不得还要重重拜托。写完交给听差,找到看守火房的隶役,花了一百两银子,将信悄悄递了出去。

就是崇厚不写信,沈桂芬也要相救,不过他的处境也很难。保举非人,成了众矢之的,盛昱甚至在严劾崇厚的奏折上,彰明较著地指出,沈桂芬应该联带负责。

“崇地山昏愦糊涂,我也知人不明,都难辞其咎。不过,王爷,”他向恭王表明他的看法,“千万不能决裂,论将、论兵、论饷,一无可恃。无论如何要挽回天意。”

“天意”与前不同,慈禧太后本来倒还持重,自从连日单独召见惇、醇两王,态度大变,口口声声“忍无可忍”,非打不可恭王为此十分烦心,所以听了沈桂芬的话,只是摇头不语。

“五爷是说过算完,七爷倒是有点儿静极思动,不过也不难对付。”宝鋆说道,“难对付的是‘翰林四谏’,这一回张香涛可真是大卖气力了。我就不明白,他一天两三封信写给兰荪,那儿有那么多话好谈呐?”

“兰荪的服制快满了。”沈桂芬冷冷地提了一句。

这句话意义深长,恭王和宝鋆不由得都认真地去想,想的是李鸿藻服阙以后的安排。

“枢廷满六个人是个忌讳。我看……,”恭王慢吞吞地说,“如今也说不得了。”

这是主张仍旧让李鸿藻回军机,自然不是沈桂芬所愿意的。但清流都以李鸿藻的态度为转移,特别是张之洞的大卖气力,一方面可以说是对沈桂芬的示威,另一方面亦不妨说是为李鸿藻复起问政作前驱。如果不这么安排,清流群起而攻,非搞得焦头烂额不可。

沈桂芬的心思极其细密,在他与李鸿藻之间,还留着一条线,就是翁同和。这时便想到不妨仍旧利用这条线,先通个款曲,倒是转变局势的一个关键。

于是他不声不响地找到翁同和,让他到李鸿藻那里报个信,以为安抚之计。

翁同和这时已成南派的大将,与沈桂芬的往来形迹,当然不会象张之洞之于李鸿藻那样,无一日没有信,无三日不面谈,但交往虽疏,默契甚深,而在这次由崇厚的荒谬所引起的政潮中,更为沈桂芬出了大力。

翁同和也是以“正色立朝”自命的人,而在士论慷慨,纷纷言战的奋发气氛之下,他居然做了个甘冒天下大不韪的举动,主张缓索伊犁。这个说帖又非专论“俄事”,而是谈时政,建议裁天下绿营,革除各海关中饱的积弊,等于是说兵不可恃,饷亦难筹,无形中为“缓索伊犁”的主张作了个注脚。而这一套说法,谁都看得出来,是为沈桂芬声援,抵挡主战的论调。

此刻又接受了沈桂芬的委托,虽只是传一句话的事,关系极大,翁同和的做法很聪明,借谈论对俄国的交涉为名,隐约表示李鸿藻将重入军机,与闻大政,所以来说明作缓索伊犁这个主张的理由,希望取得支援。

李鸿藻当然明白,这是沈桂芬的暗送秋波,但是他觉得无须见情,服阙复起,重入枢廷,在他是深有信心的。退一步而言,倘或圣眷已衰,恭王亦不念旧情,那么,沈桂芬亦是无能为力的。

由于反应不如理想,沈桂芬便又下了一着棋。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商对俄交涉,请旨特派张之洞到场,以备咨商。这样做法,既是笼络张之洞,又是尊重李鸿藻,而且将局外人拉入局中来同尝甘苦,便不能再放言高论,尽出难题,所以这是一着以守为攻的绝妙好棋。

十二月二十六下午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议,未议之前,先看“上头”交下来的折件。言路广开,又是这种人人可以发抒忧时爱国伟论的大题目,所以京官中凡是关心时局而又拿得出见解的,以上折“言俄事”为时髦。官小的照例由本衙门堂官代奏,慈禧太后也看不了那许多,一概发交军机处,由总理衙门并议具奏。

因此,这天三五成群,一面并头看折,一面议论纷纷,乱了好一阵,才得静下来。主持会议的恭王便说:“今日之会,不谈和战大计,只谈改议俄约。总署拟了个稿子在这里,请各位看看!”

总理衙门的建议是,另派使臣,改议条约。这也是正办,大家都无话说,只是奉旨参与会议的张之洞是例外,他说另派使臣,有辱国体,不妨叫驻俄参赞,署理公使的邵友濂,先探一探俄国的意向,再作道理。

“电信往来,大费周折,也怕电信中说不清楚。”恭王从容说道:“事不宜缓,就是另派使臣,到俄国京城,也得两三个月的工夫,不知开议何日。我看,就这样办吧?”

张之洞虽有许多议论要发,无奈孤掌难鸣,而且也不愿过于跟恭王抗争,终于在奏稿上署了名。无形中等于代表清流,赞成和平了结。

总理衙门的会议一散,随即在恭王府又有另一个会议,商量另派使臣的人选。这又是一个难题,要将崇厚已画了押的条约推翻,改立新约,几乎是不可能的事,清议如此愤慨激烈,谁也不肯担此辱国的罪过。而况俄国在万里以外,苦寒之地,又值隆冬,这趟辛苦,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,因而在现在够资格持节奉使的官员中,一个一个地数,怎么样也找不出适当的人选。

本想起用郭嵩焘,以他对洋务的熟悉,应是唯一够格的人,但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国,由于副使刘锡鸿的事事掣肘,不得不告病辞官。回到湖南家乡,又饱受讥辱,骂他媚外,骂他忘本,因而异常灰心,决不肯再来蹚这遭浑水,还是趁早不作此想,免得白白耽误工夫的好。

※※※

最后还是沈桂芬想到一个人,就是郭嵩焘的后任,光绪四年出使英国的曾纪泽。

“到底找对了!”宝鋆如释重负,长长地舒了口气,“这是独一无二的人!才具、年纪、身分,还有他老太爷的余荫,足可勾当此事。”

曾纪泽对洋务的了解,不下于郭嵩焘,年纪也还轻,万里奔波,力所胜任,本人是袭封的一等毅勇侯,足以见重于俄国君臣,交涉比较容易着手。最好的就是所谓“他老太爷的余荫”,曾国藩勋业彪炳,门生故吏满天下,看这份上,将来交涉即令有不如人意之处,大家也不好意思苛责。曾纪泽能够不挨骂,那么总理衙门十大臣,连带也就可以少受责备了。

“好!”恭王也点头,而且有更进一步的看法:“曾家受恩深重,曾劼刚勋臣之后,与国同休戚,想来他明知艰巨,也说不出推诿的话。就照此回奏,上头没有不准的道理。”

“崇地山的罪名如何?”宝鋆又说:“各国公使一起抗议,这情形也得让上头知道才好!”

“不好!”恭王很率直地驳他,“‘西边’最讨厌听这些话,以为洋人处处挟制,如果不问到,不必多说。”

“是!”沈桂芬看了宝鋆一眼,“崇地山少不得先受点委屈,他不受委屈,大事不能了,大事一了,他也不会有什么大祸。”

宝鋆细想一想果然。倘或大局决裂,崇厚当然要掉脑袋,不然就有点师出无名了。若是曾纪泽到了俄国,能把交涉办了下来,则依万国公法,没有杀崇厚的道理。而且将来转圜的办法多得很,譬如授意曾纪泽,假托俄国人的要求,开释崇厚,表示议和的诚意,就是很好的一种做法。

“我已经托徐颂阁跟潘伯寅致意了,”沈桂芬说,“刑部预备复奏,请王大臣会议定罪,这又可以缓一口气。”

徐颂阁就是徐郙,江苏嘉定人,同治元年的状元,现在当詹事府正詹,在南书房行走。沈桂芬用翁同和疏通李鸿藻,以徐郙联络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,是南派“连衡”、“合纵”的妙用。

这个年当然过得不轻松,但同样沉重的心境中,毕竟还有区别。一种是沉重得几乎承担不住,只想卸除负荷,好好喘息一会;一种是沉重得精神抖擞,整顿全神要把一副千斤担子挑起来,这就是沈桂芬与李鸿藻,也是南派与北派大概的区别。

年初三,慈禧太后就跟军机见面。清朝以勤政为家法,大年初一办理政务,不足为奇,但总是虚应故事,不甚费心的事居多。这一天不然,从辰初见面,足足谈了两个钟头方始结束。

接着,便连发了好几道上谕,最重要的是派曾纪泽充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。这一次崇厚奉命使俄,所议的条约章程,不合朝廷的原意,由曾纪泽将“应办事件再行商办”,宗旨是“期妥协、重邦交”。

另一道重要的谕旨,当然是关于崇厚的。他的罪名经过再三斟酌,定了四个字:“违训越权”。违训则可以作为拒绝批准的理由,越权则表示崇厚所“画押”的条约,只是他个人的私意。定这样四个字的罪名,一方面是便于应付国际交涉,另一方面也是救崇厚。因为他的罪名本来应该是“丧权辱国”,如果是“乾隆爷”的年代,不待崇厚到京,半路上就会遇到钦差,出诏旨立斩。

然而“西佛爷”的权威,也很可观了。正月初三奉明发上谕,根据刑部的奏请,将崇厚的罪名交由亲王、大臣会议,就没有一个人敢为崇厚申辩。复奏说他“违训越权,情节重大”,于是,慈禧太后进一步降旨,交由九卿以上的大臣,直到亲郡王一起会议定罪。

正月初八,李鸿藻朝珠补褂,天不亮进宫递丧服已满,请安报到的奏折。当时召见,慈禧太后面许:“李鸿藻仍在军机大臣上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。”

朝旨一降,贺客盈门。张之洞是早已就有“先知”的,一早赶到李鸿藻家,等到了好消息,义不容辞地为李鸿藻分劳,兴高采烈地替他家接待宾客。

宾客中最为人注目的,自然是沈桂芬。他的气量虽狭,然而城府极深,到李家致贺时,神态极其从容,并且不是道个贺,做到了应酬的礼节,随即告辞,而是闲逸地坐下来,与熟人闲聊,做足了与李鸿藻交情很厚,而且熟不拘礼的样子。

他本籍吴江,寄籍宛平,亦算是顺天和直隶的同乡,所以张之洞与李鸿藻商议,利用山西赈灾的余款,建立“畿辅先贤祠”,他亦是赞助人之一,这时候便正好谈这件事。

“先贤祠去年七月落成,今年是第一个年,”沈桂芬看着张之洞说:“香涛,该有一番举动吧?”

“春秋二季致祭是常礼。今年第一个年,自当别论。”

于是彼此商定,正月里举行一次祭典。

张之洞跟沈桂芬谈“畿辅先贤祠”,谈得十分投机,可是议论时向,就格格不入了。当时,崇厚失职,荐主不能无咎,这些追究责任上的话,张之洞是不会提到的,他所谈的是边防,如何起用宿将、如何购置新式枪械、如何择要防守,口讲指划,旁若无人。而在举座侧目之中,独有沈桂芬不断摇头,间或夹以无声的冷笑,那种轻视的神态,对兴高采烈的张之洞来说,仿佛兜头一盆冷水。

“事非经过不知难。”等张之洞的话告一段落时,沈桂芬接口说道:“局外人的高论,可以拣有理的说,自然动听,局中人不尚空谈,要讲实际。香涛,有一天你执了政,记着我今天的话。”说着,随即起身,神色不动地拱拱手:“失陪了。”

这个软钉子,碰得张之洞脸上青一阵、红一阵,心里好不是滋味。过后思量,越想越不服气,沈桂芬总当清流论政,无非书生之见,纸上谈兵,倒偏要做个样子他看看。

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:吴大澂。

吴大澂从陕甘学政任满回京,不久因为山西、河南、陕西大旱,奉旨会办赈务,躬历灾区,不避辛劳,救的人很不少。陕甘总督左宗棠、直隶总督李鸿章、山西巡抚曾国荃,都在奏折中说他的好话。慈禧太后决定将他外放,翰林出任地方官,不是知府,就是道员,吴大澂放的是河南河北道,驻河南武陟,照例兼管河务水利。

这个缺分很苦,但东有开封、西有洛阳,南岸就是荥阳、汜水,正是中原古战场之地。吴大澂虽是苏州人,却深慕他的乡先贤,明朝的韩雍。他平时喜欢谈兵,经常与亲兵在一起练洋枪打靶,颇有“准头”,沾沾自喜,所以到了这个地方,斜阳影里凭吊古迹,策马高岗,揽辔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。他又跟潘祖荫同好,而河南出土的周秦古器甚多,打靶之暇,摩抄碑版金石,颇得意于他自己的那副儒将派头,因而一时也不想求什么升迁。

对俄的纠纷一起,象他这样的人,自然不会沉默,他跟张之洞意气相投,平时常有书信往来,这时候自是洋洋洒洒,大谈筹边之计。其时由于左侯在西陲的武功所激发,做学问正流行研究西北地理,吴大澂的同乡,也是他同治七年戊辰这一科的状元洪钧,就是专门搞这一套的。吴大澂亦颇有所知,因而论到西北、东北的山川形势,头头是道。张之洞灵机一动,认为吴大澂应可以有一番作为。

他是想到就做的脾气,当时便检出吴大澂最近写来的两通长函,送给李鸿藻去看,要求李鸿藻保荐吴大澂带兵筹边。

慈禧太后此时已经打定主意,跟俄国能善罢甘休,还则罢了,不然就得开仗。所以每天催恭王筹划边防,整顿战备,一等有了成议,下诏求贤,自是当务之急,宿将鲍超,决定起用,连充了军的陈国瑞亦打算赦他回来效力。见此情形,李鸿藻觉得保荐吴大澂,正是人臣事君应有之义,因而一口答应了张之洞的要求。

话虽如此,也不能贸然举荐。李鸿藻虽然名心稍重,但为人诚恳,他觉得保举人才,虽是大臣的报国之道,但亦须为被保举的人,谋一个能够发挥所长,将帅和协的善地,才算尽了提携的责任。

经过与张之洞的一番筹议,李鸿藻为吴大澂找到了一个人地相宜的差使,只待正月十七的会议过后,就可进行。

正月十七在内阁的会议,要议的是两件大事。一件是崇厚的罪名,刑部司官已经过细心推求,拟了一个奏稿作为会议的根据。说他“违训越权”是句笼统的话,到底如何“越权”,如何“违训”?不能不在大清律例上求得一个适当的比附。看来看去有一条“增减制书律”可以比照,对外国的条约,须奏奉钦定,即与“制敕”无异。“增减制书”的行为,自有已行、未行的区别,虽然条约未奉批准,但已画押用印,就是“已行”,而“增减制书已行”者,是斩监候的罪。

看了刑部司官所作的判决,无人提到异议,议罪一事,就算定谳。另一件事是总理衙门所上的一个折子,事宜是“筹备边防事宜”,一共八条,洋洋数千言之多,范围太广,无从议起,而且看一遍就得花好些时间,也没有那么多工夫来细心研究,纷纷画押,草草成议,由内阁具奏,听候圣裁。

※※※

对慈禧太后来说,这个会议筹备边防事宜的奏折,光是看一遍,就是很沉重的负担,因为她从开年以来,精神一直不好,过分劳累和忧急,加上饮食失调,伤了脾胃,以致夜不成寐,并有盗汗,但不能不强打精神,力疾从公。

内阁的复奏是由李莲英坐在她身边的小凳子上,念给她听的。兹事体大,未跟军机当面商谈以前,无法作任何决定,能决定的是崇厚的罪名,不过也得跟慈安太后商量一下。

将“东佛爷”请到长春宫,慈禧太后为她解释,刑部按律定罪,只要是这个罪名,便是“斩监候”,没有宽减的可能。

“崇厚当然糊涂该死。不过既说按律定罪,到底是已行、未行,得要辨一辨清楚。”慈安太后问道:“不是说,条约得要批准了才能算数?那就不是“已行”。你说是不是呢?”

“不是!”慈禧太后的肝火很旺,所以声音僵直,竟是一个钉子碰了回去,“如果是‘未行’,就不会有眼前这么大的麻烦!‘斩监候’还是便宜他的,且莫说雍正、乾隆年间,只怕先帝在日,他都逃不掉‘斩立决’的罪。”

慈安太后默然。过了一会便站起身来,说一声:“传轿!”

连慈禧太后的病情都未问,就回自己宫里去了。

象这样怫然而去的情形,是极少有的,慈禧太后自也不免失悔。

然而那只是出自良知的刹那间事,一转眼看到厚厚的一叠奏折,不由得便把这两三个月来,操劳国事所感到的种种焦急、气愤、忧愁、深夜不寐、彷徨无计的苦楚,都想了起来,觉得自己就算言语失检,慈安太后也应该体谅,何苦如此认真?她不体谅有病的人肝火旺,莫非有病的人,例该受委屈?

这样转着念头,便觉得胸膈之间象有个痞块往来冲突,五中焦躁,怎么样也咽不下那口怨气。

“哼!”她冷笑着,“居然给脸子我看!”

听语气不象自言自语,李莲英便需答话,他趴下来磕一个头:“奴才有句话,不知道当说不当说?”

“什么话?”慈禧太后警告似地说:“你可别也来气我!”

“不怪主子生气,奴才也不服。不过,话说回来,谁也没法儿替主子分劳分忧,国家大事,全靠主子操心,千不念,万不念,只念着天下少不得主子。”李莲英又磕一个头:“奴才嘴笨,实在不知道怎么说了。”

他虽说不出来,慈禧太后却懂他的意思,毕竟还有个人了解自己的甘苦!这样想着,心里好过了些,对李莲英当然也格外另眼相看了。

“主子圣体欠安,别人不知道,奴才知道主子的病是怎么来的。饶是这么费心费力,还受人的气,奴才替主子……。”

说到最后,竟是哽咽着无以毕其词。慈禧太后一惊,急急问道:“你是怎么啦?”

“奴才,奴才想想,替主子委屈。”

李莲英居然泪流满面。慈禧太后感动得不得了,又难过,又高兴,又惊异,竟是这样子忠心耿耿,实在难得。

“你用不着替我委屈。”她点点头说,“你有这点孝心,不枉我看重你。俗语说得好,‘不要气,只要记’,你也记着今天这一段,大家走着瞧吧!起来,拿药我吃!”

慈禧太后一直不大肯服药,此刻不待相劝,自动要药来服,似乎全是看在他的“孝心”上面。李莲英自然奉命唯谨,赶紧站起身来,从条案上的银盒子里,取出一包由太医院特地配制,平肝清火的丸药,打开来放在托盘里,送到慈禧太后面前。

不知是药的功效,还是由于李莲英的孝心,慈禧太后觉得比刚才舒服得多,精神一振,便又说道:“看看还有几条,把它念完了。”

李莲英很知道分寸,这些大事上,他不敢劝慈禧太后节劳,要避干预政事的嫌疑,于是仔细看了看答道:“还有两条。”

接着,便不疾不徐地念道:

“此次开办东北两路边防,需费浩繁,现在部库支绌,必须先时措置,以备不虞。着户部通盘筹划,先将各省丁、漕、盐、关,实力整顿,并将厘金、洋药税等项,责成督抚,力除中饱,毋任有滥支侵蚀情弊,俾资应用。惟边防刻即举办,需饷甚急,着户部先于提存四成洋税项下……。”

念到这里,慈禧太后突然打断:“慢着!”

于是李莲英住口无声,很小心地抬眼偷觑,只见慈禧太后凝视着空中,却不是空中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东西,迷惘的眼神,不知是悲伤还是怅惘?只看得出她是在尽力搜索着记忆,睫毛眨动得越来越快,双眉越拧越紧,是很吃力的神气。

终于眉目舒展了,视线落下来看到李莲英谨慎而关切的神色,她用低沉的声音说:“我想起来了!皇帝亲政的第一天,军机跟他回奏的第一件事,就是‘提存四成洋税’。一晃儿七年了。唉!”她叹口气又问:“今儿几时?”

“昨儿‘燕九节’,今儿正月二十。”

“皇帝是那年正月二十六亲政。差六天,整整七年。”

原来她口中的皇帝,不是指此刻沉睡在长春宫寝殿中的小皇帝,是指出“天花”宾天的先帝。李莲英很奇怪,慈禧太后念及独子,似乎感慨多于悲悼。这仿佛证实了沈兰玉他们平日闲谈中所透露的,当年母子感情不和的传说,因此他不敢多说,只这样答道:“奴才进宫晚,没有赶上同治爷在的日子。”

“唉!”慈禧太后摇摇头,似乎不愿再提先帝,接着又说一声:“往下念吧!”

李莲英答应一声,找着成段落之处念起:

“惟边防刻即举办,需饷甚急,拟着户部先于提存四成洋税项下,酌拨巨款,以应急需;一面按年指拨各省有着的项,俾无缺误。其西征专饷,津防水陆各军,北洋海防经费,及淮军专饷,拟着户部分饬各省关,按年全数解足。东三省练饷、协饷,各省关未能解足者,亦着勒限解清。”

念完了这一条,要等慈禧太后考虑,李莲英起身替她换了热茶。她捧着茶杯出了半天的神,忽然问道:“在山西办赈的阎侍郎,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?”

这是指工部侍郎阎敬铭。李莲英常为慈禧太后读奏折,山西大旱的赈务及善后事宜,常由巡抚曾国荃与阎敬铭会衔出奏,他如果说不知道,就是欺罔,李莲英便答一声:“是!”

“你听说了没有,他在山西怎么样?”

李莲英略想一想答道:“奴才有亲戚从山西逃荒来的,多说朝廷派阎侍郎办赈,就是天大的恩典。阎侍郎办事很认真。”

“嗯,嗯!”慈禧太后没有再往下说,李莲英却有些猜到了,正在谈筹饷,忽然提到阎敬铭,看来是要将他调到户部来办事。

由于奏折太多,慈禧太后昨夜不免过劳,这天起身,精神委顿,视朝比平日晚了许多。因此,恭王和军机大臣,都在养心殿廊下待命,小声谈着她的病情,忧心忡忡地怕她累出一场大病来。

“说实在的,西圣真该好好息一阵子。不过,这话不便进谏。”

“请福晋进宫的时候,不妨劝一劝。”宝鋆提议。

恭王点点头,正要想说什么,听有太监传呼之声,知道西宫太后出临,便住了口,静待“叫起”。

等两宫太后坐着软轿驾到,恭王领头站班迎接,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看慈禧太后的颜色,但见她脸黄黄地,又干又瘦,一双眼中显露出无限的疲惫,不住用手绢捂着嘴干咳,那副病容,已不是珠翠脂粉所能掩饰的了。

她自己亦不讳言,等跪安已毕,首先就说:“我身子很不好!怕有一场大病。”

“近来天时不正,请圣母皇太后多加颐养。”恭王这句话空泛之极,自觉毫无意味,但不这么说又怎么说?踌躇了一下,加上一句:“臣等奉职无状,上劳圣虑,真正无地自容。”

“也不能怪你们。”

慈禧太后说了这一句,咳嗽不止,脸都胀红了。殿上不准有太监、宫女伺候,恭王等人又无能为力,只能瞪着眼着急,于是只好慈安太后来照料,替她捶背,又拿茶碗送到她唇边,乱了好一阵,才能安静下来。

“唉!”慈禧太后喘着气,断断续续地说,“你们筹议边防的折子,我都看了。曾纪泽由英国到俄国,得要些日子,到了能不能马上开议?开了议,会不会有结果?都难说得很。夜长梦多,实在教人不放心。”

“眼前总还不要紧。”恭王答说,“俄国就是有心挑衅,它那里调兵遣将,也得有些日子。臣已叫总理衙门,多订各地方的新闻纸,如果俄国有什么动静,新闻纸上一定有消息。目下还看不出什么。”

“它要调兵遣将,自然是在暗中行事。就算它没有动静,我们也不能不防。”

“是!臣等仰体圣意,自然要作备战求和的布置。”恭王又说,“连年西征,海防经费,未免不足。能够不决裂最好,不然……。”

“不然怎么样?”慈禧太后毫不放松地追问,“不然,就看着俄国兵打过来?”

这是碰了个钉子。但恭王不能因此就不说话,“那自然没有这个道理。臣是说,能够求全,暂时不妨委屈。真的要开仗,”他很吃力地说,“也只有全力周旋。”

慈禧太后想了一下问道:“李鸿章怎么说?北洋海口,他有没有守得住的把握?”

“北洋海口,关乎京师安危,李鸿章当然要出死力把守。他筹防已有多年,战舰炮台,大致有了个规模。臣前天接到李鸿章来信,预备在烟台、大连湾布防。奉天营口,亦是北洋的范围,自然也要责成李鸿章统筹兼顾。不过,水师究嫌不足,只有着力整顿步兵,刘铭传是淮军宿将,要不要调到天津来,等李鸿章奏明了,臣等再请旨办理。”

“北洋有李鸿章,西路有左宗棠,大致可以放心。”慈禧太后说,“我不放心的是东三省,听说俄国人在海参崴地方,很费了些经营,那一带要不要添兵添将,能有什么得力的人派过去,你们复奏的折子上,怎么不提?”

“用人大政,臣等未敢擅拟,原打算面奏取旨办理。”

恭王这几句话,答得很得体,“未敢擅拟”的说法,倒也不是故作恭顺,取悦太后,确是有不便事先形诸笔墨的窒碍,因为布置边防的用人,关系军情,宜乎慎密。同时有些宿将,解甲归田以后,大起园林,广置姬妾,正在享福,能不能再用,肯不肯复出,在在都成疑问,亦不便贸然建议复召。

这些情形由恭王回奏明白,慈禧太后的肝火便平服了,于是根据复奏的八条,一项一项细细核议。议到传午膳的时候,还只议了一半,暂时休息。两宫太后在养心殿传膳,同时吩咐撤御膳赏恭王和军机大臣,传谕就在养心殿的梅坞食用。

膳罢复议,慈禧太后的神情越发委顿,不过这是少有的大事,当然不能半途而废,强打精神议完,却还不能回寝宫休息,得要等着看军机承旨所拟的上谕。

于是,军机章京全体动手,分头拟旨,一道明发、十几道廷寄。其中“筹备边防事宜”一事,析而为八,开头都用“此次俄国与崇厚所议条约”这句话领起,以下的措词,各不相同。李鸿章与左宗棠是“朝廷柱石”,对他们无机密可言,所以将朝廷的本意,坦率相告,条约因为“多所要求,万难允准,虽已另派曾纪泽往议,而该国心怀叵测,诡谲多端,不可不先事防范,用折狡谋。”此外就不便让他们与闻大计庙算了。或者说俄国”难保不滋生事端”,或者说“边备自不容缓”,饬令着意整顿防务,并不曾透露不惜一战的决心。

先是这八道廷寄,多则千言,少亦有五六百字,连拟带抄,加上沈桂芬、王文韶的帮忙,也费了一个多时辰,才得妥帖,送给恭王核看。

“我不必再看。宫门快下钥了,赶紧送上去吧!”

送到两宫太后那里,慈禧太后不能不细看,一面看,一面还得为慈安太后解说。廷寄第一道是给李鸿章的,畀以保卫京畿,巩固北洋门户的重任,一切布置,限期一个月奏报。

第二道是给左宗棠的,以新疆南北两路的边防,责成他通盘筹划。第三道须分缮八通,分别寄交两江总督刘坤一等黄河以南各省督抚,以及奉旨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等人,加强南洋防务及江防,简练陆军,以辅水师。第四道寄山西巡抚曾国荃,调驻扎山西的刘连捷一军,移防绥远。第五道寄河南巡抚涂宗瀛,调驻扎河南的宋庆一军,移师关外,驻守奉天、营口等处。第六道分寄乌里雅苏台将军、参赞大臣、乌鲁木齐都统、库伦办事大臣等等满蒙旗将,加强辖区边防,认真操练,兴办屯垦。第七道分寄各省,整顿地丁、漕粮、盐课、关税,充裕饷源,同时严饬将应解款项,限期解清。

最后一道是指示东三省的防务。龙兴之地,特关紧要,这道廷寄对吉林将军铭安的指示,特别详细。而吴大澂以三品卿衔,赴吉林为铭安帮办军务,在李鸿藻保荐给恭王,刚才面奏奉准以后,此刻亦叙入寄铭安的廷寄之中。

除了吴大澂以外,慈禧太后很重视鲍超。从多隆河一役,刘铭传恩将仇报,冒功而诬控友军“失期”,害得鲍超忧愤攻心,旧创大发,这几年一直在他老家夔州新起的大宅中休养。慈禧太后和恭王都知道他的委屈,怕他前嫌未释,不肯出山,所以在寄给四川总督丁宝桢,“传旨饬令来京陛见”的廷寄中,特别写明:“现在时事艰难,需才孔亟,务当懔遵谕旨,迅速来京,不准推诿迟延。”

此外还有一道很重要的明发上谕:

“谕内阁,前因时事多艰,需才孔亟,叠经谕令各直省督抚,保荐人才,以备任使。惟恐奇材异能之士,伏处尚多,该督抚等,闻见难周,尚未尽登荐牍,必须周咨博访,以广搜罗。着大学士六部九卿各直省将军督抚,暨曾任统兵大臣彭玉麟、杨岳斌,加意访求,其有器识闳远,通达治体;为守兼优,长于吏事,以及才略过人,足任将帅:骁勇善战,足备偏裨;熟悉中外交涉事宜,通晓各国语言文字;善制船械,精通算学,足供器使;并谙练水师事宜者,无论文武两途,已仕未仕,均着各举所知,出具切实考语,秉公保荐。不得徒采虚名,滥竽充数,亦不得以无人可保,一奏塞责,庶几人材辈出,缓急可资,以副朝廷延揽人才至意。将此通谕知之!”

这道上谕充满了“闻鼙鼓而思将士”的意味,征召鲍超,便是明证。加以筹议边防的八道廷寄,内容不免泄露,因此人心振奋,都在谈论,这一次“非跟老毛子好好干一场不可了”!

当然,最起劲的是张之洞、张佩纶这班人,不独吴大澂的被重用,足为清流张目,更重要的是,主战的政见占了上风,李鸿藻一出,声势不凡,将沈桂芬压得黯然无光。沈桂芬确是憔悴了。李鸿藻的“威风”,固然使得气量褊狭的“吴江相国”,寝食难安,然而亦不尽出于私心。练兵筹饷,广罗人才,这样大张旗鼓的搞法,在他看来,是祸非福,总有一天弄得决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然而主战派正在锋头上,清流的嚣张,犹在其次,慈禧太后力主备战,不信能够和平了结的态度,才是他最感到焦灼的。

“上头为什么如此强硬。”他困惑地问宝鋆,“莫非真是肝火旺的缘故?”

“肝火旺也还罢了,还有人在火上加油,才是最不可解之事!”

“谁啊?”沈桂芬问:“是五爷跟七爷?”

“五爷的话,上头未见得听,七爷的话,也得先看看对不对?再作道理。只有一个人的话,说一是一,说二是二。”

“那是谁?”

“你想呢?”宝鋆反问一句,“谁还能三天两头,奉召进宫?”

沈桂芬明白了,指的是荣禄。

荣禄虽在上年十一月间,因为腰伤复发,不耐劳剧,解除了步军统领的职司,而宠信未衰。如今李鸿藻复出,表里相济,使得沈桂芬更感威胁。眼前固然还有件关于荣禄的案子在兵部,只是要想在这上面做篇文章,搞他个难堪,却还不容易,只有隐忍着,等待机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