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部分 万历搜秘 35、神宗病中召见大臣

前代之失,后代之鉴,鉴往知今,以清初为最彻底、最成功。明朝宦官为祸甚烈,所以清初严禁太监干政;明朝以加派失民心、生盗寇,所以康熙有永不加赋的令。及至洪、杨军兴,军费浩繁,亦不过开办厘金,病商而未病农,此为乱后地方得以迅速复苏,以及造成同光中兴的一大原因。

神宗在位四十八年,他一生最好的时候,几乎无一善政,而临死的那一年,却颇有思过的模样,《明史纪事本末·争国本》篇:

(万历)四十八年夏四月,皇后王氏崩。后贤而多病,国本之论起,上坚操“立嫡不立长”之语,群疑上意在后病不可知,贵妃即可为国母,举朝皇室。及上年高,后以贤见重,而东宫益安。至是崩,中宫虚位数月,贵妃竟不进位。

按:如果是比较明白而又没有宠妃挟制的皇帝,高年失后,中宫任其虚位,而以皇贵妃统摄各宫,是不足为奇的;在神宗此时,却是难能可贵。因为郑贵妃觊觎中宫,已非一日,这时有此顺理成章进位的机会,自然要力争,是可想而知之事;则又可想见神宗力拒所请,必亦大费一番口舌。神宗所以靳此虚位而不予,当然是为了消弭隐祸——因为郑贵妃被册为后,则进一步必然会提出嫡庶的问题,要求废太子、立王,又将掀起极大的波澜。所以不再立后是极明智之举。

其次,王皇后一死,神宗亦得病,此不能说没有伤逝的伉俪之情在内。但神宗为国事着想,不能不保护太子;而在天伦的情分上,对太子仍然甚薄,卧病三月,不召太子。到了七月间,病势已甚沉重,而太子依旧不得一视疾,此亦亘古少有的事。

由以后的“移宫”一案来看,神宗病中而父子隔绝,一半亦出于郑贵妃的有意作梗,而所以如此,居心不可问。当时东林的巨擘杨涟、左光斗等看出端倪,便劝唯一的宰辅方从哲,应该进宫请安,探视究竟。

方从哲这样回答:“皇上讳疾,即使进了宫,左右亦不敢奏闻。”杨涟便引《宋史》说:“宋朝文彦博问仁宗疾,内侍不肯奏报。文彦博质问:‘天子起居,你们不教宰相知道,难道有异志?下中书省行法!’”按:仁宗无子,说太监有异志,即指责其别有拥立的异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