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9章

我在这白色的硬壳里实在待腻了。

一大堆白绷带缠住我剃光头发的脑瓜,全身雪白,我能够想象形状有多奇怪。进进出出的人都一声不响,撤下这只瓶子、换上那只瓶子,我的循环和我的排泄,全交给这些瓶子了。没人在意我的苦闷。我真想说:别这样对我呀。

我浑身多处骨折,他们把我弄成这副样子也是没办法。他们不是成心要我变得难看。

我有过好看的时候,就在不久前。我首先发现我的手变了,修长笔直,长得老成起来,去掉了那些可笑的小窝窝。我还知道自己的脸不再苍白,而是粉红。军装下,两条胳膊不知什么时候变粗变圆。胸前也鼓鼓的,被一对蛮像样的Rx房撑起。有次洗澡我吃惊极了,想不起这些关键性变化从何时开始的。这些变化证明我到了人生中最要命的阶段。这个阶段的少女会做些不可告人的梦。有次梦醒,我发现自己缩成一团,双手紧护在要害部位上。这个阶段的少女,好歹都是漂亮的,似乎为某种目的变得漂亮。整齐统一的军装,并没有掩去青春期神妙的变化。

这些必然的变化有时却使我烦躁。我尽量缩着肩,尤其站在团支书面前时,我甚至像七老八十一样驼着背,尽量不要显出某种轮廓。在他做思想工作时,我拿出这种形态很合适。我还把两只手插在军装兜里,装做随随便便的样子,其实我是有意将衣服拉得远离身体,这样就什么轮廓也显不出来了。但他还是看我,这次不知怎么了,他一反常规地总朝我看。过去他跟任何人谈话,尤其是我,他都是决不看对方的脸,看天看地或者东张西望。像南墨西哥的印第安土著①。而他这次却不断地盯着我看。然后他坦然地告诉我,有人不同意我作为党员发展对象,这人就是他。

①墨西哥南都的印第安人,相互间谈话从不看对方的脸,而要四面八方地乱看。假如注视对方的脸,就被认为是极不友善的态度。

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出现太多的不正常。但接下去情况就不妙了。

“你提了干,”团支书喜气洋洋地对我说:“你还不知道吧?”

我没有笑,对任何好消息做出大喜过望的样子是很蠢的。和我同时提干的还有徐北方、蔡玲等人。提干是好事,意味着穿皮鞋、戴手表、谈对象、穿的确良衬衫,团支书就有件天蓝色的的确良衬杉,他很少穿,每穿一次脸就更加严肃。他突然转过方方的面孔:“我想和你说个事。”

他沉重的声调吓了我一跳。

“咱们到屋里说吧。”他走进身后的库房,一杆杆擦过的枪排在那里,使这乱七八糟的库房陡然森严起来。

他说:“这事我早就想好了,恐怕前几年就想了好多遍,跟你说吧,我想跟你好。”

我脑袋一晕,像遭了人暗算,差点栽倒。他赶紧搬开那个装步枪的木箱,又抹了抹上面的灰尘,打算让我舒舒服服坐下。他用力时,脖子和脸涨得一样粗。

“嘻……你劲真大!”我希望他刚才是说错了话。

“我能扛二百斤哩!在家的时候。”他炫耀地说。一扬眉,像在博取村里相好姑娘的欢心。要在乡下,他肯定是个挺难得的姑爷。

“你咋想?……”隔一会儿他问。

“什么呀?”

“我刚才跟你说的事呀!”

“怎么可能?……”我小声嘀咕。

“你一提干,咱俩不就合条件了?这些年我一直就等着你。”

他又嘟嘟囔囔说了好多话,我一句也听不进去。我无法摆脱油然而生的反感。而他偏偏不顾一切在那里倾诉,一个劲嘟嘟囔囔。我毫无反映,他也不在乎。我偶尔抬起眼睛,看到他脸红了,头一次像个未成年的男孩子一样显得可笑。就在我的目光与他目光相接的瞬间,他忽然跨上一步,一把抓住我的双手。

我忍了又忍,才没喊出来。

“反正我早就下了决心,除了你,我这辈子不跟别的女人结婚!”

他这土头土脑的誓言简直要了我的命。我不知怎么缩回手,从那库房走出来。一出门,我便撒开腿跑。

当时,我只是一心要找徐北方。只有找到他,我才会安全;我这个人才有着落;我的感情才有归宿。我顾不上他的自由散漫、落拓不羁、和有着一大堆公认的缺点,我只想快快投入他的怀抱。

团支书怎么可能爱我这样的人呢?我在他眼里有那么多毛病,简直够克服一辈子的。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:“我给你写过九封信。你想看,我这就给你拿去……”

我连忙说:“不不不,我不看!”

他也连忙说:“我也觉得不给你看的好。那都是啥呀,我又不会写……”他自卑极了,干巴巴地笑起来。

我抽不回手。因为我不能硬抽,那样对他打击太大。他毕竟是个好人,我不能伤他太狠。

“你的家庭是那样的家庭,你自己又挺那个。我寻思我配不上你。”

我纳闷极了,怎么会是你配不上我呢?明明是你总看我不顺眼,你亲口告诉我,不同意我入党。我已经用了吃奶的劲,可你还是说我跟别人不同,总有那么点不同。我简直对自己失去信心了。可你,怎么会爱我这种人,你别是神经出了毛病吧?不管怎样,我不能容忍他那样长时间地抓住我的手。他一向严肃正派的面孔做出含情脉脉的样子真让我哭笑不得。他在这方面缺乏经验,又拼命装着老练;他缺乏爱情词汇,又不顾一切地在那里乱用一气,这真让我为他难过。

我甚至想找到徐北方就痛痛快快哭它一场。这事怎么闹成了这样?我和团支书到底谁讽刺了谁,谁亵渎了谁?我前前后后地胡思乱想,想搞清事情如何闹到这地步。

我知道团支书讲的全是真心话。他越是真心就越让我害怕。我完全糊涂了:曾经很值得批判的家庭如今令他敬畏起来,写那些绵绵情意的诗也不再是毛病,好像还挺让他羡慕。观念整个颠倒,就像拿大顶的人所看见的世界。反过来再想想他,他那些被大家赞誉的优点,拿到此刻非但说服不了我,反而引起一阵极大的不舒服。似乎公共的标准与个人的欣赏根本是两回事。这个人身上一切优良的东西,一点也不能激起我的爱恋,他的质朴勤劳也使我毫不动心。想到这里,我认为自己够可恶的。

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,就是他的平淡无奇。他像所有英雄人物在没有成为英雄人物之前一样平淡无奇。我相信,所有人都因为他的平淡无奇而对他尊重。平淡无奇是他的惟一特征,这一特征使他区别于所有人。

他相当诚实地对我说:“是我配不上你。不过我往后会猛学文化。”

或许,正因为你配不上我的种种原因,我配不上你。我想对他说,感情是个古怪的东西,它无所谓是非,不计较优点和缺点,它要怎样就怎样。我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劳驾了,放开我。你不知道,你这样做有多糟,你毁了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。你是个好人,但千万别把我往这种事上扯。总之,我挣脱了他。

我挣脱了他,起初还能镇定地走,很快就飞跑起来。像落荒而逃,像被人劫了道,像蒙受了奇耻大辱。

等我醒来后,孙煤告诉我,彭沙沙来看过我。但也像所有来看我的人一样,被挡在门外了。她因祸得福,上了大学。离开宣传队那天,人们愤怒而沉默送她上了车。那是辆漂亮的大轿车,前面有“XX大学”几个大字。伊农结结巴巴地对许多人说:他真想上去把她揍一顿。但后来她退学了,因为她笨到了老师无法忍受的地步。现在她在通信站当电话兵,又恢复了往日的活蹦乱跳。

看来耻辱也不见得会使人变得那么糟糕。孙煤的裸体画被发现,以及高力为此大动肝火,扬言要把徐北方搞臭,那时真有点天翻地覆的味道。孙煤差点去死,羞得无地自容,但不知怎么就想开了,没去死,依旧美丽迷人地活了下来。

但孙煤变了。她的美也变成了另一种美。究竟哪里变了,是什么促使她发生了这种表面一无所动、而实质却彻底更换的变化呢?这点还有待我慢慢究底。只要我真像医生们说的那样,一时死不了,我会搞清的。不过谁见过不撒谎的医生?

高力作为那样一个美术爱好家和艺术同情者,竟对裸体画有恁大仇恨,我至今也没有想通。高力用这事差点置徐北方于死地。

当我证实了徐北方爱我,我是真的幸福了一阵。但那种头晕脑热的感觉似乎一眨眼工夫就过去了。我无暇沉浸在爱情里,我有八个新兵需要照看和管理。管她们可不是件容易事。她们听说要去演习简直开心得要死,好像是集体郊游或度夏令营。我从她们的背包里搜出一堆花衬衫和各种各样的零食,有个女兵甚至把松软的大枕头也捆进去了。难怪她们的背包大得不可思议。

“可是……没有枕头怎么办?”她挺有理地质问我。

我请她参观了我的所谓“枕头”,不过是一块包袱布裹了一套换洗军装,再加些内衣。她们过来用手摸摸,都说真硬真硬。她们还说,睡这样的“枕头”肯定不舒服的,我说,你们废话。接着我让她们跟我学,把头脑里有关舒服的概念变一变:当兵的,一切不舒服就是他的舒服。

“我明白了,就是自讨苦吃!”

啊呀,她们总算明白了。

第二天出发的时候,我被任命为新兵班的班长。她们很给我争面子,演习过程,只有一个人公开哭过,但除了哭倒没出更大的洋相。

演习把每个人折腾得疲劳不堪。那是山区,宣传队分成好几个鼓动组,一会儿上坡,一会儿下坡,满山遍野地跑,一刻不停。八个新兵一步也不敢落后,因为我会拿眼睛瞪她。谁要在那里磨磨蹭蹭,我就会放开嗓门对她吼。我的嗓门是大有潜力的,只要我一吼,新兵们眼都不眨,显出害怕的样子。我觉得被人怕着是件蛮过瘾的事。只要她们对我的严酷表现出服帖,我心里就一阵满足。我不理会她们的委屈、诉苦、甚至偷偷抱怨,我也像孙煤当年那样,对她们说:行了,你们少给我来这一套。

说真话,那一阵我对自己的形象很满意。越是有人怕我,我越做出令人害怕的样子。有人害怕你,那滋味很妙。

演习快要接近尾声时,通信站的人送来一封电报给我,是父亲打的。我不敢去拆那封电报,因为我料到阿爷出事了。电报打到成都,送到此地已耽搁数天。

我把电报推到刘队长面前。那上面写着“阿爷病重住院盼归”。看见这个“盼”字,我心剧烈地痛起来。这个“盼”字一下就让我想到阿爷那双快瞎的眼。

上次探亲回来,接到姐姐一封信。她说她还是给阿爷发了电报,让他到车站见我一面。但阿爷究竟去没去车站,她就不晓得了。车在苏州站停了十分钟,阿爷或许挨着每个窗口找过我,但没等他把所有车窗寻遍,车就开了。情况只能是这样。我不愿去想象阿爷当时的神情,何况我无法想象他快失明的眼神是什么样。当时他无疑是失望而伤心的,一旦我想到他因此而伤心,马上就去想母亲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:“他又不是你亲阿爷。”想到这点,我心里就好受多了。

“是要回去吗?”队长问我。

我犹豫一下,说,“是的。”

“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有个祖父呢?”

“他并不是我祖父。”

“那是什么人?”

“是阿爷。”

“阿爷是什么人?”

“……是祖父。”我马上又觉得不对头,改口说:“不是亲的,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。”我想,幸亏没在各种表格里把阿爷填进去。

“你怎么哭了?”

是啊,我什么时候让眼泪流了出来?其实我半点都不想哭。不,也许我很想哭。我难受极了,但我对一切难受都能习惯了。

刘队长使劲盯着那封电报。他也许认为我也是想用这法子骗一次探亲假,这种电报他见得太多了,永远也弄不清它的真与假。有人在这方面老谋深算,常在关键时刻叫家里来封电报,但他们不图探亲假,而装出一副痛苦脸,让人们看看他是怎样置个人不幸于不顾,全身心投入工作的。这种人人都能识破的撒谎竟照样获得好评或荣誉。我弄不懂这是怎么了,似乎人们很甘心上他们当。搞不好刘队长也认为我在搞那种鬼名堂。

第二天刘队长叫我赶紧开路,说正好有车回成都。他考虑一夜,认为还是放我回去。一听说我要走,我身后八个人的小队伍顿时稀松了。她们明显地表示欢欣鼓舞:我这一走,她们就要过好日子了。我用平静的语调回答刘队长,我也考虑一夜,决定不走了。

“我一走,她们怎么办?”

“什么怎么办?”刘队长说。

“我的职责呀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她们怎么能没人管呢?”

“放心吧你,”队长笑着拍着我的肩,“她们没关系,又不是小孩子。”说着队长就走了。我想了想,又追上他。

“不行,”我说。“万一她们出了什么事……”

“不会不会。除非谁半夜站岗,偷偷溜进农民的果园,摘人家的杏子李子。”

这天半夜,轮上两个新兵站岗。她们果真偷偷溜进农民的果园,摘了人家的杏子李子。于是我就坚决地留下来。我对刘队长一再强调,那个阿爷不是亲的,回去看他并不十分必要。我装出平淡冷静的样子,说阿爷和我没有多少亲近的关系。我这样解释,是为让领导对我有个正确认识,别把我也当成用这类事赚取荣誉的撒谎精。

事实上,我确确实实撤了谎。这事到我不能动弹的今天才敢正视它。我撒了谎,我连自己都骗。难道世上除了阿爷,我还有更亲近的人吗?难道阿爷临终,惟一盼的人不就是我吗?难道我和他彼此间没有长时间的苦苦思念吗?想到当时,我那些混账话,我那没心肝的做法,我自己都惊骇。那是我干的事吗?那样干只能是毫无感情,铁石心肠的东西。

可我记得自己是个充满情愫、悲天悯人的女孩。我把多情与懦弱看成我的第一大弱点。因此,把心肠变硬,在当时看来我是大大进了一步。反正我很成功地克服了一个弱点,我当时几乎为此洋洋得意。而如今,我觉得那不是我干的事,我不可能说那样的话,干那样的事。

如今,我想到阿爷临终前苦苦的期待,心里便会痛得难以忍受。演习结束后,回到成都,就有一封厚厚的信在等着我。父亲的信叙述了阿爷故世的全部经过。我木然地读着,一个字都不漏过,可好像总是没看懂。或许我不愿把它看懂,宁死也不愿看懂它。

我还是看懂了它。奇怪的是,我竟流不出泪来了,一面又感到此时不流泪十分不近情理。信纸有一处字迹模糊,我怀疑连硬心肠的父亲也流了泪。

阿爷是睁着眼去世的。只有那种人间欠了他偌大情分的人才会睁着眼死去。整整十天,他每从一次抢救中苏醒,总是急急惶惶地四周扭转脑袋。他已经完全看不见了,但他似乎在嗅,他很快嗅出身边没有他期待的那分气息。他从来不问守护他的人;我的小童还没有回来吗?她到底几时回来?他只是很固执、很自信地等下去,一次又一次摆脱死亡。最终他只好向命运妥协了。是姐姐伏在他耳旁说:“小童部队里很严的,不能回来看你的……”他尽最大气力点头,表示完全体谅。然后是一声极長的叹息,把生命吐向天空。

父亲在信上说,阿爷是因为失明,摔了很重的一跤,导致了中风。与他去世同时,他的历史问题解决了。大概那些专案人员又有新的活可干,便放弃了他。于是补发了他一笔可观的工资,退赔红木家具和半卡车书籍。

父亲还说,阿爷送去火葬时,全家都很吃惊,因为他缩小了许多,几乎像个小孩。我拼命想象缩小了的阿爷,那是多么古怪的样儿!阿爷本来有一副算得上高大的身板啊。

父亲在阿爷的枕头里翻出许多信,都是我五年里写的。他一封没丢。最后几封他没有拆开,因为根本看不见了。反正看不看都是属于他的,是他的宝藏。

父亲还说到阿爷的殡仪。因为他平了反,他的许多学生和同事都参加了,所以比阿爷自己估计的要热闹得多。全家合送他一只花圈,惟独替我单送了一个。这样大概称了死者的心,也让我心安理得些。就在阿爷的院子里,父亲请所有前来参加送葬的人开了一顿饭。信结束时,我仿佛听见父亲痛痛快快地舒了口气——总算完了。

我恨父亲不厌其烦地把一切都描写得那样细致,甚至带着津津有味的劲头。他写完了,发泄痛快了,再把这令人心碎的东西抛给别人。然后,他焕然一新地走向他的生活。我敢打赌,从此他会像去掉一块心病那样轻松。他再谈起阿爷时也将是轻松平淡的。他的仅有的感情都铺张到这封信里了——怎么样,还对不住那老头儿吗?而这封信的确水平高。当中文讲师的父亲教导那帮死不开窍的学生,文章要写得酣畅淋漓,其目的大概就在于把别人弄痛,痛得麻木、痛得半死。

我觉得读完这封信后,既哭不出,也就永远不会笑了。哭和笑是一对连体婴儿,扼死这个,也就断送了那个。我将会这样永远地呆傻下去。

吴太宽兴冲冲跑来,举着一张火车票。一回成都队长就叫他去买票。但他马上被我这副呆傻相吓跑了。

全体新兵一个接一个,蹑手蹑足地绕开我,然后迅速溜出门去。

我把自己锁在屋里,想着永远失去了的老阿爷。我很想用脑袋去碰墙,把自己当作杀害阿爷的凶手来惩治。一片混乱暴烈的思绪中,总有一个美妙而神秘的念头浮现出来:假如在那个世界能见到阿爷,那么我渴望死。

到了夜里,我才不那么想死了。忽然,我不可抑制地哭起来。哭得全屋震惊,纷纷救命般扑到我床前。我的哭声连隔壁蔡玲也听见了,她在门外拼命擂门:“陶小童!陶小童!……你要死啊,这样哭!”

我却想:好了好了,这下好了。哭出来就有救了。

新兵们束手无策地围着我。班长哭成这副鼻青脸肿的样子,她们又害怕又新奇。蔡玲跑进来想劝我,刚张口,自己不知触着哪个伤心处,也哭了。于是乎,所有死过老人的姑娘都开始哭,哪怕死在十分遥远的年代。哭到后来,家里一向太平的人也陪着哭,她们的老人总归也会死。似乎当兵到现在,这群女兵头一次体会别离亲人的滋味。我这时倒哭够了,为自己引起这么糟糕的气氛而惭愧.第二天我把火车票退了。没有了阿爷,我反倒一无牵挂,可以死心踏地干下去。我骄傲地看到,我变得如此坚强,如此之快就摆脱了悲哀。我的心变得很硬,那就是坚强。

徐北方一见到我就感到事情不妙。他还赖在卫生所的观察室,每夜将一把药片扔进厕所。他问我:“你怎么了?”

我没回答,目光放得很遥远。

他注视了我许久,说:“我敢打赌,你变卦了。”

我矛盾重重地笑笑。

他说:“你肯定变卦了。”

那天晚上我们说过:从此后我们彼此属于。他一眼看透了我:我的确对这誓言动摇了。

我说:“咱们出去走走,好吗?”

他心神不宁地盯着我:“你要跟我谈什么?”

“就是走走。这对你的病有好处……”

“别废话,你知道我一点病都没有。”

我们要是往那条林xx道走就好了,那是个好地方,能给人好心情。但我们偏偏走到这里,荒芜的人防工地。

他在拥抱我时,发现我的抵触。

“你在想:糊里糊涂把爱情交给这家伙不上算的。”他带着嘲意说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还想,这人身上简直没有优点,或许说没有公认的优点。”

“没有。我没那么想。”

他轻轻摸着我的脸颊。

“让我替你说完。你想,跟这个人相爱,简直是滑坡,堕落……”他突然在我脸上狂吻起来,“我真的爱你爱得要死,你也应该爱我!我不能没有你!你可不能把我撂在半路上!”

“我没那么想,没那么想过!”

“那你,”他平静一下,“想了什么?说不定你爱上另一个人?趁我不在,有个小子钻了空子?”他装出开玩笑的样子。

我爱过谁?一个标准军人的形象,早就陈旧了。十四岁的女孩创造的神话,现在还能当真吗?我像寻觅仙踪一样,寻觅这些年,现在想想是好笑极了。我已过了自己编故事哄自己的年龄。假若那叫爱,我大可以去爱拜伦,普希金。我不再冒傻气,白费气力,到处寻找那个偶像。把爱情拴在一个偶像上,那我是傻得没救了。

“喂,我爱你。”他说。

我没有回答。这句话是该一拍即合的。但我没有合。

“我爱你!”他有点愤怒了,像老喊一个人喊不应。

我还是没有回答。拼命寻找这场爱情的伟大之处,但没找着。

“我爱你!”他真的愤怒了。猛甩开我的手,坐在一块石头上。他在喘息。

我轻轻离开了这个起伏不已的身体。

“你在哪儿?”他突然发现我不见了,声音很恐惧地喊。

我靠在不远一棵树上。我也在喘息。难就难在我想离开都无法离开他了。一种热情在我身体内蕴集。谁能告诉我,我没有法子抵挡这种诱惑。我只想他抱我,吻我,死死抱住我,不撒手。于是我走回去,他就如我期望的那样做了。我实实在在地贴紧他,感到拥有这场并不伟大,但有血有肉的爱情,也挺不错。我想,管它呢,等我有力量自拔的时候,再自拔吧……

走得太远了,我想。当我第二天又带领新兵大踏步地走在早操队伍里,想到昨晚,就感到像冒了一场险;在那个废弃空旷的工地上,只差一点,就会发生更过火的事。我的感情在黑暗中瞎闯一气,这时才看见它的破坏程度:我曾严密编织的拦网,已处处洞开。是走得太远了。

不能听任感情一味胡闹下去。我听着自己在队伍里喊着“一、二、三——四!”感情是任性的,它差点使我种种崇高追求前功尽弃。我爱那个散漫人物,真心地爱他。但顺从这爱,一切就太平常了。这爱是自然而舒服的,灵魂和肉体都显出愚蠢的贪婪相。它们需要这类舒服事来满足,在这时,它们露出极原始的生物状态。我爱他,还因为在他身上能找回多半个自己。我的那些尚未克服掉的缺陷,在这个人身上统统发展成残疾。爱他,就等于否定掉这些年的苦苦磨炼,抱自己丢弃的东西逐一找回。我走了偌长一段艰苦的路,不是为回到原先的起点。

从此,我便用残忍的法子对待自己。出操、扫地、喂猪、冲厕所,猛烈地干着这一切。在镜子里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眼神坚定而木然的女兵时,我不敢相信那是我。但她的确是我,我要的就是这副样子。我看到自己这副样子,心里便踏实了。我认为这是一种顽强的形象。我像一个自我囚禁的女修士,偶尔偷享了凡俗的快乐,便要用更苦的修炼来抵消它。一切令人舒服的、一切迎合人享乐欲望的,都是危险的。

我目前这副样子,却是我不曾料到的。我浑身雪白僵硬地躺在这里,思考人的天性是怎么回事。连团支书也有天性。他那样对我,不是天性是什么?军事演习结束时,宣传队演出了一场,团支书受了伤。他是从高空翻跟头下来跌伤的,因为舞台高低不平。他被人架下来,一条腿擦破,直淌血。我走过去,想用条手帕替他包一包伤口,他却生硬地把我的手推开。他看着那些血弯弯曲曲地淌,似乎在看一件挺称心的事。

不知怎么,那一刻我感到,被这样一个人爱着也不是什么坏事。

有人说团支书一直在偷着学画画,自从他搬进徐北方的屋子就开始学了。但人们问起他来,他总是很愤怒地说:这是谣言。伊农也愤怒地说:这绝对是造谣。于是大家对团支书学画画的传闻便一笑置之。徐北方听见这传闻往往是哈哈大笑。直到团支书正式拜他为师时,他反倒吓住了。

徐北方被美术学院录取后,整天发疯似的四处奔走。因为刘队长态度鲜明,假如能找着适当的人代替他,那他就走。他再也不住观察室了,四面八方乱跑,想找到那个“适当的人”。

因为徐北方不主张向高力复仇,他的四个弟子对他的处世哲学产生了大大反感,随后四个人便走得一个不剩。他无法满足刘队长这条——惟一一条合情合理的条件,因此便脱不了身。美术学院的某教师很器重他,宽限他的报到时间可以延长到开学三个月后,只要他在这三个月搞到一张单位介绍信。介绍信在当时是决定因素。但刘队长就是不肯松口,一定要他找到“适当的人”。

这时有个人便出现了。说,“我吧。”

大家定睛一看,是团支书。他庄严肃穆,充满信心,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开玩笑。

他当着许多人的面,又说一遍:“我行。”他不理会徐北方那瞠目结舌的样子,接着说:“只要你这三个月好好教,我保证行。”

等他走了,徐北方叹了一口气说:“瞧着吧,他以为这是漆门板。”但当他看到团支书几年来偷偷攒下的画稿,那种轻蔑劲就没有了。

人们奇怪极了,团支书跟徐北方这种人竟形影相随起来。

来了一群记者。他们搞得我不得安生,整整一上午都在启发我:“你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?不,你应该好好想想。”

镁光灯对准我这具裹在白色硬壳里的躯体猛闪。他们走来走去,选择角度,好像有什么角度能使我这副僵硬的姿态变得好看些。

孙煤叫来医生,才把他们轰走。他们白费劲,没从我嘴里套走一句话,因为现阶段还没人准许我讲话。我虚弱得随时会死,但记者们不管那些。他们还会来的,肯定。

我对“先进人物”这身分很难适应。那次“讲用会”我一上台就感到极不舒服。一刹那间,我觉得自己挺卑鄙,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?对着上千人胡扯八道,说自己怎样救火,怎样怎样不要命,又怎样怎样怎样地晕倒。尽管讲稿已读熟,舌头已在私下刻苦操练,但我还是不能朗朗上口。后来我胆子壮起来,讲得有声有色了。我大声地告诉人们,当时我怎样勇敢。但与此同时,我想用更大的声音对他们嚷:你们该把我轰下去,我成为先进代表是毫无道理的!

现在我想,要是我那样喊了,才是真的勇敢,远比救火本身勇敢。可我没喊,光荣地接受了掌声。我要喊了,准败大家的兴。

授奖状时,宣传队的乐队为此大奏乐曲。首长们在乐曲中一一接见代表。当一位特别年轻的陌生“首长”走上台时,有人介绍:“这位是新来的政治部副主任……”看见这个娃娃脸副主任,乐队不安分了,从乐池里往台上伸头、做鬼脸,指着年轻首长乱发议论。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被奏得飞快。后来又听说这位新来的副主任可了不起,本来是某首长的警卫员,后来主动要求上西藏。听说他给军区写了几项什么建议,提出几条闻名全军的口号。就为这个,飞快提拔,弹子跳棋似的一下当了副主任。他跟我握手时,我在他瞳仁里看到自己被歪曲的影子。他的眼睛很机智,又大又黑。

当晚宣传队演出发生了乱子。起初是断电,既而听见礼堂四周有众多的人声在嗡嗡。原来礼堂被几百个复员兵包围了。复员兵们戴着毛皮帽,一看便知是从西藏下来的。

“老子们想看演剧!”

“冲进去!管他娘的!”

警卫连死挡住门,半自动全横过来了。复员兵们发出可怕的长吼。警卫连长嗓子都扯破了:“这是‘先进分子大会’!”

“毬!……”有人尖声打断他,并嘻嘻哈哈冲他比划猥亵手势。

出来看热闹的代表们吓坏了,一个劲往后退。我被一个结实的背影撞了一下,那人很客气地回头道:“对不起!”我一下认出来他是谁!

“咦!唐站长!”我叫起来。难道我会忘了那个小小的洛桑兵站吗?

他腼腆地和我握手,目光很快注意到我胸前的红色“代表证”。我想一把抓下它,不知怎么,它使我在这一刹那无比尴尬。

“你别在这里,”他说,“这些人野得很……”

“唐站长,你怎么也转业了?”我问道,同时觉得这话很蠢。

“我?…革命需要嘛。”他干巴巴地笑起来,远不是过去那个挥洒自如的英俊站长了。

那边真干起来了。人群里扔出几块砖,砸在门上,碎玻璃水花一样溅开。这样一挤,就把我跟唐站长挤开了。这时我看见唐站长正往人稠的地方走,边走边大声嚷:“谁?都谁在动手?妈的,你小子!我认得你!”

我疑惑地盯着他,不知他要干什么,到底向着谁。刚才一瞬问的接触,我从他眼睛里看到一股冲天的委屈。他的皮大衣被挤掉了,顿时让人踩得稀烂。他终于挤到礼堂前的台阶上,用两手拢成喇叭喊道:“复员兵同志们!我是唐金宝!……”

一听这名字,人群忽然静了,静得好奇怪。

“咋的啦?一复员你们都成功臣啦?……”他说,“一复员,部队就欠着你们情分是不是?打人、砸东西,解放军大学校学了几年,就学会这个啦?我跟你们一样,马上要脱军装了,我怎么一点不想打谁?手痒啊?有冤有仇啊?”他越讲越激烈,“都回去!多没意思!……”

人慢慢冷静下来。

来电了。代表们又回去看演出。唐站长步下台阶,拾起那件一团败絮似的皮大衣,抖了抖:“还不走?那你们就在这儿过年吧,牲口们!”

他一摇一晃地走了。他的步态已跟藏民一模一样。

“唐站长!”我突然叫道。不知为什么,我一直站在这里。

我曾倾慕过的形象远远转过身。

我急切地说:“明天,你来看演出吧!我一定给你弄张票!明天,好吗?”

唐站长“嗨嗨”一笑说:“明天,我就上火车啦!”说着,他就站在老远的地方朝我挥挥手。

我记不得我当时是否掉了泪。但现在想起来,真想掉几滴泪。唐站长是个好人,他现在在哪里?最后留在我印象里的,是他复杂之极的微笑,过了很久我才知道,他是被另一位更年轻有为的站长代替了。这位更年轻的站长,就是有着一张娃娃脸的政治部副主任。

我盯着输液瓶。那样一滴一滴,流进我身体的液体,果真是绝对洁净的吗?我转过视线,见孙煤走进来。她见我今天精神不错,便犹犹豫豫地问:“我把我跟高力的事跟你讲讲吧?”我略一点头,她便说:“不然,我痛苦得真要疯了。我后悔当初没听你劝告……”

她真美。她真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