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1章

从学院分配到这家部队出版社一年多,她仍保持初来时的认真与执著。她不象老编辑们有着牢靠的稿源,经她过目的稿子象水中流沙,她也只得象淘金人一样仔细、勤勉。

而当她摊开这部退过两次的小说稿时,越往下看越是惊愕:小说中所讲述的,竟是一个她本人亲身经历过的故事!

乔怡抑制住心跳,忙回头翻查作者姓名,伹扉页巳磨损,只剩小半张。那老编辑说刚收到时似乎有个姓名,可现在到哪里去找那丢失的半张扉页呢?他回忆了半晌,只告诉她:作者是个挺怪的名字。

乔怡一一回忆起共同经历那场战争的八个战友,并把他们的名字列在小本上,然后再和小说中的人物逐个对号,断定这位作者必是其中之一。小说的行文习惯,以及那种难以言传的感情信息,使她很快缩小搜索范围。最后,她用红笔在第一个名字下重重划了两道——杨燹。对了,这名字多少有点“怪”,至少不怎么通俗。她与他初识时,为弄清那个“燹”字,不是还请教了字典吗:“燹”,一为“野火”;二为“兵火之灾”。“野火”也好,“兵火”也好,反正他不是个给人宁静的人。他的狂喜和暴怒都要让他周围的人倒楣。她第一次被他拥抱时,差点没被他扼死……而如今,在无望中一次次温习那种奇异的、近乎窒息的幸福感,她甚至后悔当初没有就此死在他怀里。假如真是那样,以后的一切就不会发生了……

有些冷了,她拉下车窗。毕竟是初夏。火车长鸣着,一头扎进漆黑的隧道。

那也是个初夏,他们分手了。或者用别的说法:“他俩吹了!”“崩了!”也有人喜欢更具体地强调:“杨燹把乔怡蹬了!”在不少人眼里,或许认为乔怡是活该报应,只有少数人顾念她的一贯品行,把她那次的行为理解为迫不得已。她不愿意向众人表白什么。她感到世上最难的事莫过于向别人解释自己。使她羞辱的不是人们加在她头上的“出卖”、“陷害”、“不仁不义”的恶名,而是杨燹本人对她的惩罚,那一记耳光使她得到了死囚饮弹那一瞬的体验——

她死了。但令她更为痛苦的是她居然活着。她当时对自已有那样强的生命力感到恶心,她鄙夷地看着自已在那重重—击后勉勉强强地站住了,第二天又尽量若无其事地出现在食堂、楼道、排练室。人会盲目地活下去,他们不会轻易死掉,生的本能不会轻易让步。她曾经想过,没有了杨燹的爱她肯定会死,但她只体验了一下死,结果仍活着。她为此太不满意自己了。

杨燹,我是无辜的。我想总有一天你也会同意我的看法:我是无辜的。

车窗外是辽阔的华北平原,一片新绿。一九七九年秋天乔怡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进修班。列车开过这一带时,她下了车。那天刚下过雨,地里的髙粱挂满亮晶晶的水珠。她掘开湿漉漉的土,将一把板胡掩埋逬去。她没有惊动任何人,一切都是按死者的愿望办的。田巧巧没有回来,她的板胡代表她安卧于这片热土,依偎着那个小村,和她年迈的父母。乔怡在培最后一把土时忽然哭了,因为这时她才意识到属于田巧巧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。她所掩埋的是一支已成过去的歌。

一模一样的大地,一模一样的小村,然而没有一模一样的田巧巧了。

假如田巧巧活着,她会向杨燹解释一切的。在整理田巧巧的遗物时,乔怡发现一封夹在笔记本里的信。信封了口,上面写着“乔怡亲启”。信的开头是:“假如你看到这封信,证明我已经不在了……”而信的结尾却写道:“希望你能向杨燹澄清自已,希望你俩和好,希望你们和好以后不要恨我……”

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结束后,杨燹很快回部队去了,乔怡也北上就读。她试着写过一封短信给他,而他没有回信,因此由战争的特定环境建立的某种沟通,又阻塞了。乔怡甚至有些后悔,假如当初把田巧巧信中的内容告诉杨燹,说不定局面早已扭转。而现在,一切都僵了,冷了,或许任何解释都嫌迟了。“覆水再收岂满杯”。

有人碰了碰她的肩膀:“喂,你的包可以放上去了,我给你腾了地方。”乔怡看见跟她说话的是位女乘务员。

“不用,这包不沉。谢谢。”

乔怡欠欠身子。说实话这包压得她的腿直发麻。她公私兼顾,为这篇小说和小说的作者踏上这三千里路的旅途,两个出发点将归于一个目的地。假如小说的作者真是杨燹,那么不难看出他对她的看法未必恶劣,甚至仍象过去那样美好。而这杯美好印象又被一大团误会缠绕着,隐隐透出深深的遗憾。

在乔怡心里将要死去的念头突然复活了。小说偏偏落到她手中,她认为这是丘比特给她的最后一个机会。她不记得自己是怎样闯进副主编办公室的,但副主编惊异的目光使她意识到自己脸上带着怎样的兴奋、失态,和失眠人特有的神经质。副主编听完她的请求,慢吞吞摘下军帽,用手帕擦着发红发亮的脑门。他显然松了一口气,她刚才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把他吓坏了。

“你断定这个作者是你的战友?”

乔怡使劲地、热烈地点着头。

老头儿忽然狡狯地笑了:“怕没那么简单吧。你放心,我批准你去和作者联系。写当代军人的作品,我们向来大力扶持……不过,”他笑出声来,“那个家伙恐怕不止是你的战友——是男朋友吧?”

乔抬横下心一声不吭。等她走到门口,又听老头儿说:“哎,你这丫头还参加过自卫还击战,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?”

她抿嘴一笑:“说出来就不象真的了。”

“怨不得有人说你怪,果不其然!去吧去吧,我老头子成全你!见了对象带个好!……”

当天下午,她办妥一切出差手续。她当然很明白整个编辑部的人何故皆用喜气洋洋的眼神目送她。

现在她坐在这趟开往西南的特快列车上,勇气早已消失得一干二净。时间过去数年,谁担保人的感情不起变化,谁担保一经解释他和她就会和好如初呢?一个人需要解释才能重新获得另一个人的信任够有多么可怜!何况杨燹会象她一样重视这种过时的解释吗?听完她的一番陈述,他会不会轻描淡写地说一句“没必要”呢?……她胆怯得血都凉了。

火车毫不迟疑地向前冲去,重复着快活而单调的呓语。

不知颠簸了多久,车上的七个“文艺细胞”突然被急刹车惊醒。

“怎么了?!”胖子数来宝惊问,他把嗓子压得沙沙的。

“出什么事了吧……”三毛用同样的声音答道。他已扔下一直紧搂在怀里的大提琴,把冲锋枪横到胸前。女兵们惯常的尖嗓门此刻全失声了。全体都煞有介事地进入警戒状态。黑暗里响着打开枪保险的声音。

“你们是哪个部队的?……”车下有人问,怪凶的。

年纪最小的采娃一听见中国话,急忙从车篷里探出头,答道:“军宣传队的!你们呐?”她倒挺亲热。

“都下来!下车来!”那人又吼。

天黑极了,刚下过一阵雨,路微微发白,那个凶神似的家伙一副巍巍然的体魄,披着的雨衣因淋了雨而反光。’

车上没有人动,两天来他们听吆喝实在听够了,这个由宣传队临时组成的“前沿鼓动组”—直跟随军“前指”行动,未捞到“鼓动”机会。昨天奉命去给炮团送给养,本打算顺便搞一场小型慰问演出,可炮团接到命令紧急转移,团长红着眼朝他们挥手:“快撤快撤……什么工夫了,还有闲心看你们瞎白乎?!”回到“前指”,又有一位参谋打发他们:“首长命令,鼓动组撤回后方,快走快走!”接着又碰到眼下这位!

“嘿!叫你们马上下车,没听见吗?!”那人抹下雨帽,头上缠的绷带在黑暗中显得耀眼。

司机站在车踏板上抽烟,一个穿白大褂的军医在同他柔声和气地交涉。司机一口一个“不行”,说他既受了命就得“交差”。

车上的七个文艺兵很快弄清了情况的严重性,停在他们面前的那辆车上满载着急需手术的重伤员,而车却受了致命伤,前轮报废,司机一名牺牲,另一名胸部中弹,正在抢救中。现在他们在请求换车,不然这些伤员和随行医护人员将受的威胁是明摆着的,而这个蛮横的大个子是负责警卫的,他自己也是轻伤员。

“副营长,既然讲不通,就让他们先走吧,我们再等等……”军医对大个子说。他气馁了。

“等?你担保很快就能有车?喂,车上的听着:有点阶级感情的就给我下来!”

司机接着吼:“不许下!谁都不要动!”

医生终于忍不住了,拽住司机的手腕,哀求道:“请你去看看,那是一车伤员!靠氧气和输液维持生命,随时可能停止呼吸……时间就是生命,这句老掉牙的话你过去没听过吗?”

“我不管!我管不了那么多!……”

司机说着要往驾驶室里钻。而车上的男兵女兵却鱼贯跳下,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呆立在雨地里。双方僵持着。战争中,人的脑子变得单一,执拗,仿佛只被自己直接的责任所主宰。

“看见没?四个女同志!……你让我咋办?!”司机往身后一指。那些及时从军帽里滑出的小辫子加强了他的说服力。

大个子朝那些带辫子的身影瞅了一眼,声音低了八度,变得沉重而沮丧:“那么伤员怎么办?这公路上验时都会出现敌情……”

站在一边的文艺兵们或先或后都听出这大个子嗓音十分耳熟。那个瘦巴巴的姑娘荞子比别人更敏感,不由自主地向前跨了一步——

是他?是他!……

枪声——公路旁的山坡上响起枪声。争执的人顿时静下来。

“掐灭烟头!不许还击!”大个子低声命令道。不管他事先做了多么充足的精神准备,这时却仍不免感到意外。现在系在他身上的不仅是十多名伤员,还有四个女兵。女兵,她们来这种地方造什么孽!

枪声逼近了,显然是冲他们来的。司机朝演出队员们一摆手:“上车!……”

“站住!”大个子急得端起了冲锋枪。大田挺了挺饱满的胸脯,举起右手:“我不上!”她回头逼视着其余人:“我们不能……”她哽住了。

大家明白她要说什么,但一时间都沉默着。这是战争,生死之间只留一条夹缝,让幸运者通过。他们在作最后的犹豫,这犹豫来自潜意识中暧昧的求生本能。但他们立刻为这一剎那的沉默害臊了。

“我们得让伤员先走!”三毛说。

“对!快走吧。我们掩护……”采娃奶声奶气的嗓子显得不合时宜。

大个子副营长将两条伸开准备阻拦他们上车的胳膊放下来:“谢谢你们……”

“啪!”子弹擦着人们的头皮飞过。

荞子和大个子副营长同抬一副担架。夜空似乎被雨坠得兜下来,悬在人们头顶。四周更黑了……

不知是夜里几点?乔怡艰难地闭着眼,懒得再次看表。

她有失眠症。似乎从边境战场那几夜不寐,她就落下这毛病了。失眠使本来多思的她更加敏感,而敏感又使她格外多思。

直到天光从窗帘缝隙之间透进来,她才渐渐朦胧过去。说她睡着也很勉强,因为梦闹得她比醒着更累。

她常常梦见白天从来不去想的事……

比如外婆……

又是那个向来恶狠狠的外婆。她死去十多年却从未离开过她的梦。外婆耳朵背,所以她用自己认为适当的音量讲话,而街坊四邻总以为这个老太婆终日在发脾气。她大声嚷嚷反使家里其他人养成窃窃私语的习惯,似乎为了平衡。外婆一边嚷一边用戒尺打她的手背,她又恨又怕,越发不能在钢琴键上完成那倒楣的《偷渡》。她在梦里也奇怪:外婆不是死了吗?……她是被一大群穿黄军装、扎宽皮带、套红袖箍的人一路喊着拎出弄堂的,那些人的嗓门居然比外婆还要响。他们把外婆架到大马路上,全家都不敢跟了去,只聚在窗口,看着老外婆在暴烈的太阳下打颤,最后终于象融化了似的慢慢瘫下去。她脖子上挂的牌子上写着“反动教会组织头目”,背上还背了个一米多高、生满红锈的十字架,那东西许是从某个教堂顶上拔下来的。外婆死了,她的脸倒比生前显得和蔼:家里没有一个人哭,唯有她哭了。她守着外婆,坐在马路沿上不声不响地流泪。马路上尽是匆匆忙忙的脚,来来去去的腿,她缩作一团,生怕被那些腿脚踩着,她更担心他们会把外婆踢痛,一个小男孩朝她吐了一口唾沫,—个小女孩扔给她一分钱……外婆说不要记恨侮辱你的人,也不要接收别人的怜悯……啊,外婆不是死了吗?

她使劲睁开眼,体会着现实。她盯着行李架上垂下的两只小红苹果,希望梦不要再继续下去了。她怎么梦见的不是杨燹而是外婆,她真有点儿恼恨自己。

六点半,列车广播室开始第一次播音。上下左右的铺位上都开始了窸窸窣窣的响动。有人开始吃东西了:塑料袋的声音。

乔怡发现枕巾有些潮,梦里的泪流到现实中来了。谁说人不能与过去见面?她轻轻捶打着昏胀的脑袋。脑袋真是个奇妙的玩艺,那里面说不清是几维空间。得起床了,为彻底摆脱那个潮湿的梦。她从小就爱做梦,只是很少做美梦。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:梦是命运的暗示。若真是那样,就太可怕了。

洗脸间里有人在大声喝斥什么,是个喇叭似的女高音。

“这个乘务员太过分了,人家不就是打点水吗?”

“就是。看那小姑娘让她吓成什么样子……”

大概这议论声被乘务员听见了,喇叭口立刻转向这边。“你们了解啥子情况嘛!特快列车上水的站少,一般只保障卧铺车厢……”她哇啦哇啦地喊道,一口四川话。

一位模样斯文的中年旅客说:“她能打多少水?让她打一点算了……”

乔怡往前凑了凑,看见乘务员面前站着个小姑娘,细细的辫子,黑黑的肤色,众目之下拼命把脸往胸前埋。乘务员手上拎着的一只老式行军壶显然是她的,水壶上油漆斑驳。

“你下次还来不来了?”乘务员问,她也急于下台阶。

小姑娘连忙摇头。她看上去十来岁光景。

“也难怪她,”一个采购员模样的老头说,“硬座那边挤死人!过道上全站着人,洗脸间也站满了人,有水也接不上!前几天宝成线塌方,几趟车的旅客都积压下来了。”

乘务员将水壶还给小姑娘:“走吧走吧,下不为例。”

小姑娘翻眼看了她一下,嗫嚅道:“可,我还没打到水呢……”

“你还想打呀?!”

“你自己说‘下不为例’……”小姑娘声音更轻了。

看来乘务员刚把这个成语真正弄明白:“吔吔,你小小年纪嘴还怪嚼!现在都要洗脸了,水不够了,要打到别的车厢去打吧!”说完,推着她往前撵。

小姑娘拧着肩:“让我打吧,我爸爸要吃药……”

乘务员怔怔的。乔怡走过去,拿过小姑娘手上的壶,朝自己铺位走去,把昨天准备的大半壶桔子汁倒进那只老式军用水壶。在她全神贯注倒水时,发现小姑娘从斜下方投来直愣愣的目光。

她俩的目光相遇了。乔怡这才看清她的脸,一下子张大了嘴,“啊!你是达娅?”

小姑娘眨着黑眼睛,她那个民族的烙印全体现在这双无惧无畏的眸子里。当年在阿坝草地的雪窝里捡到她时,她只有一尺多长,裹在一块老羊皮里,全身发紫,差不多算死了。经过抢救,当她终于睁开这双美丽的黑眼睛时,全体女兵都激动得哭了。她几乎在演出队每一个人的棉衣襟里酣睡过,当然,睡得最多的还是她现在的父亲、徐教导员那干巴柴瘦的怀抱里。那次巡回演出一路上他总是一手抱着达娅一手拉大幕,一边吆喝演员一边哄孩子。从那时人们才忽然发现,徐教导员并非没有柔和的线条——有人曾叫他“平行四边形的酋长”。

达娅不笑,也不说话,但看得出她心里并非无话。她十分拘束地坐在下铺上。

“你爸爸在几号车厢?”乔怡问。

小姑娘伸手指了指:“前面。”

“我去把他找来,你等着。”

“不,”达娅捧着水壶站起来。

“为什么?”

“不。”

她黑黑的眼睛透着怨艾,嘴绷得很紧。她记得父亲离开部队时,下属们都没有去送他,可她多么爱他们啊。那个早晨,天很冷,下着雾……吉普车开出院门很远,才听见尾随而来的起床号。父亲哀哀一笑:“他们起床喽,该出早操喽……”

乔怡从挎包里掏出一盒蜜饯:“给,吃吧。”她挨着达娅坐下来,似乎生怕她跑掉。过了一会儿,她把一张纸条交给乘务员,让她送到广播室去。

山西定襄的徐永志同志,请听到广播后到4号车厢,有人找。

喇叭响了。达娅猛抬起头,困惑地看着乔怡。乔怡笑了:“你爸爸马上就来了,他有病,我和他换位子。”

约摸半个时辰,一个穿旧军装的老头出现在乔怡面前。他满脸是汗,显然是从人缝里挤过来的,脸上带着惊慌的表情,他以为达娅出了什么事。

“徐教导员!”乔怡叫道。

他茫然的眼睛陡然亮了,而在亮的同时又陡然陷进深深的眼眶。

“就是你使大喇叭喊我呀?小乔子,你怎么在这里?……”他激动得耳朵都红了。

乔怡赶忙握住他伸过来的手。这手不及从前有力了。五年不见,他的脸似乎增加了长度,缩减了宽度,显得更瘦了。若不是那对颇俊气的剑眉和一身军装,看上去与一个从未出过山的太行老农别无二致。他虽然没佩戴领章帽徽,但依然风纪齐整,浑身透露出一种军人气质。

“我出差。您呢?”

“我……也算出差吧。”他笑起来,两个嘴角各聚起三条褶子。

达娅递过水壶:“爸,你吃药。”

徐教导员顾不上她,用手一挡,继续和乔怡说话。“听说你也上了前线?……好样的!都谁去了?”他叉开五指,准备计数。

“数来宝丁万,了不起廖崎,三毛季晓舟,耗子黄小嫚……”

“全是水泊梁山的好汉呐!”老头儿开心地笑了,“达娅,你回去照看行李,我一会儿就过去。”待女儿一走,他忽然问:“小乔,桑采那娃娃到底出国了?……”

“啊,对。”乔怡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军装口袋。那里面有封带香味的信,厚厚的,足有半两沉。她临上车前接到了这封信,到现在还没顾得打开看。她本想就此拆开,和徐教导员一块看,又怕桑采信中写了什么伤他心的话。她上一封信是两年前刚到美国时写的,除了介绍美国之最,例如苹果最好吃、鸡最难吃,牛奶最便宜、烫头发最贵之外,还谈了几句担忧。她不知今后的路该怎样走。她说她曾走过弯路,不过那主要怪徐教导员。

徐教导员期待乔怡的回答。神情有些怯生生的,似乎眼下他不配提起她了。

“她很好,在美国大概上了大学。”

“哦,哦……”他还想听点什么,半张着嘴。

而乔怡不知该对他再讲什么。她理解徐教导员对桑采的感情。他曾象父亲一样爱过她。尤其在达娅出现之前,他那丰富而又无处施予的父爱在桑采那里找到了归宿。他记得桑采的生日,记得她的喜好,每逢星期天总是包好饺子叫桑采去吃。他对外人只说自己没有孩子。其实他有过一个儿子,三岁上得了脑膜炎,抢救过来后便痴痴呆呆。他把他送回山西老家,几年后,那傻儿子落井溺死了。

然而,桑采和他的关系最终是令人遗憾的……

徐教导员站起身,掸掸落在裤子上的烟灰:“我过去了,达娅一个人在那边。”

“不,你就在这里,我到你那边去……我没病,又年轻……”

两人正推着,达娅满脸委屈地走过来,前面一个包,后面一个包,压得身子都斜了。

“咱们的位子叫人占了!”她说着,眼圈红起来,“都怪你!”她瞪着乔怡。

“好了好了,”乔怡赶忙把行李从小姑娘肩上接过来,“咱们就在这儿凑合吧,反正下午就到了。”

趁达娅背转身,徐教导员低声对乔怡说:“别谈桑采了,这小丫头最不乐意她……,小孩子家,肚肠子细。”说完他笑起来。

乔怡也笑了:“那好吧,现在谈谈我。您想听哪方面的?”

“我记得……”老头儿略一沉吟,“你今年二十八了,怎么样?终身大事……”

乔怡苦于寻不着一句最含混的话来回答,她显得有些慌乱。

“我好象听谁说,杨燹要结婚了……”

乔怡愕然地睁大跟睛。

“怎么?他不是和你……?那八成是我搞岔了。人老了,难免东扯葫芦西扯瓢……”

乔怡心神不宁地笑笑。

从行李架垂下的两只红苹果依然晃着,它们在证实这不是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