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九:中药的“最后一次失败” 第三次扩张:回归专业化的狂想

三九的第二大“专业化工程”是筹建一家中医院集团。三九与海南省达成协议,收购海南中医院,还跟广东省的一些中医院商谈收购事宜。赵新先打算把这些中医院整合成一个新的集团,在香港上市。同时,三九在深圳东部筹划建设一个规模惊人的健康城,包括一个90个洞的国际最大高尔夫城、一个超豪华的五星级健康宾馆,以及一个包括疗养院、临终关怀医院和特殊护理医院在内的大型综合健康服务系统,其总投资将超过40亿元。

赵新先是那种颇有战略直觉的企业家。在产业的每一个转型点,他都能很早地意识到,并迅速地做出反应,但他在项目的执行上则总是显得“大而不当”。在一次又一次的布局和冲杀中,三九的企业规模越来越大,但是能够给企业带来直接效益的项目却始终未现。在第三次扩张中,他的表现像一个巅峰已过、力不从心的老棋士,开局宏伟,中盘紊乱,尾局不堪入目。《新财经》在一篇评论中分析说:“三九的专业化战略让人疑惑,制药业属于生产领域,连锁药店业务属于流通领域,医疗健康更侧重于服务领域,三项业务均和‘医药’有关,但实质则截然不同,投资风险更大。”在某种意义上,三九的此次专业化回归是一次缺乏深思熟虑、更具冒险性的赌博。

2003年,四处狂奔而无所收获的赵新先和他的三九冲到了悬崖的边缘。

5月,曼哈顿时代广场上的那块“999三九药业”广告牌被悄然拆除了。赵新先坚守了8年的梦想随风飘逝。为了这块广告牌,三九每月大约需支付12万美元,8年下来总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,其的资金现状已经养不起这道昂贵的风景线了。

9月28日,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刊登《98亿贷款:银行逼债三九集团》一文,披露三九共欠银行贷款余额98亿元,已经陷入巨额财务危机。此文一出,顿时把三九的资金窘境曝光天下。接下来的1个多月里,“讨债大军”纷至沓来。三九总部一片混乱。一些性急的银行开始封存三九资产,冻结质押股权,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。三九在全国各地的数百家公司都成了银行逼债的对象。做得最绝的是浙江湖州的中国工商银行,索性冻结了三九湖州药厂的银行账户,将所有进入的流动资金全数扣押,造成药厂资金链断裂,生产经营陷入停顿,只好宣布破产。对于所有企业来说,银行信用的破产几乎是无可救药的。三九到了自创办以来最惊险的时刻。

在这样的时候,试图自救的赵新先突然把矛头对准了国有资产的拥有者。他认为:“三九负债率偏高的根源在于三九集团是一个怪胎。作为国有企业,其国有出资人是存在的,但却没有实际出资,没有履行出资义务。对于三九集团而言,国家不仅没有出一分钱,而且也从未享受过债转股、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。”很显然,已经超过了退休年龄的60岁他不想再坐等下去了。他想利用此次财务危机,彻底,至少部分地解决三九的产权问题。在三九的产权问题上,他表现得非常摇摆,一直觉得三九是他一手缔造出来的,甚至在一次中高层干部会议上对部属说:“没有我赵新先,就没有三九。”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是不错的。

在赵新先治理三九的相当长时间里,三九几乎没有受到过太大的约束和干涉。他所受到的待遇也是极高的,除了全国劳模、全国政协委员等政治荣誉外,还拥有军中文职二级官衔,享受中将待遇,这在中国企业家中绝无仅有。不过,尽管他缔造了三九,但三九却始终不是他的。

但是,赵新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没有思考这个问题。1998年,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,产权明晰化试验一度受到默许,不少企业都开始尝试经营层MBO,南方的TCL、美的等企业先行一步而完成了产权改造。对此,他表现得很无所谓,对记者说:“三九是我做大的,MBO多此一举。”到后来,他开始意识到产权的重要性,但也仅仅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:“这个问题我考虑没有用,这要我的‘婆婆’去考虑才行啊。”1998年底,中央下达军商脱钩的命令,三九与解放军总后勤部脱钩,归口中央大型企业工委管理。2003年,国务院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,三九作为中国直属187家企业之一,转属其管理。随着“婆婆”的变更,他在产权改造上的主动性渐渐变得越来越小。

当2003年秋天的财务危机总爆发的时候,赵新先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。他算了一笔账:“三九发展到今天,上缴给国家的利税是40多个亿,上缴给银行的利息是30多个亿,上缴给上级将近10个亿。这个数字跟三九在银行的贷款数字相近,都在80亿元左右。”由此,他提出了两个要求:“一是实现出资到位的问题,解决50亿元净资产的最终归属;二是完成股份制改造,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,最终完成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的完善。”在一次媒体访谈中,当有记者提问“三九如何走出困境,继续去完成整合中国中药产业的使命”时,他直截了当地回答:“不把我的产权问题解决,三九没有办法去整合这个产业。只有三九把产权问题解决了,才有整合的力量、整合的动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