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老之壁

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:“凤兮!凤兮!何德之衰?往者不可谏,来者犹可追。已而,已而,今之从政者贻而。”孔子下,欲与之言。趋而辟之,不得与之言。(《论语·微子篇》)

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经过孔子的车旁,歌中言词警告孔子参与政治危险。所谓狂人是指怪异之人的意思,大概他是老庄的弟子吧。

从老庄尊重无为自然的立场来看,如此警告他人的行为应视为多管闲事。因此孔子欲下车与接舆辩论,而接舆却避开孔子逃之夭夭。

这个故事在《庄子·人间世篇》中亦可看到,狂人接舆所言“来世不可待也,往世不可追也”。这是说无论对过去还是未来,都不应有追求或期待的行为。然而《论语》说过去之事无奈,将来之事可追,这种异端者的话也多少含有儒家似的肯定意思。

由此可见,即便对同一个故事,诸家所表现的也有差异,此点在阅读中国古典时必须要留意。

但不管是《论语》还是《庄子》,文章都以“凤兮!凤兮!”开头,这是接舆面对孔子打招呼时所说之言。

在《庄子·天运篇》中,孔子见到老子后对弟子们说:“吾乃今于是乎见龙。”

孔子说出这样的话。在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中,也有孔子见到老子后的情景。

“吾今见老子,其犹龙耶!”

这么记录着孔子的感言。

闻一多在解释《庄子》寓言所具有的多种民俗学要素时,他认为称孔子为凤,老子为龙不是仅凭想象。因为孔子的故乡鲁属于殷人之国。老子生于楚,而楚有“人面龙身而无足”的祝融六姓,即楚为龙族后裔所开创的土地。

在孔子和老子的时期,图腾时代已成为云雾般遥远的过去。在人们的口传中,是否留下这样的痕迹,颇值得怀疑。

作为语言表达的方式,龙和凤就像用两根纤维编成的绳子,任何一根都是出色人物的象征,就像对偶句式一样精彩。总之,将天子的容貌称为龙颜,同样将天子的坐乘称为凤辇,对此谁都不会感到奇怪。

被称为凤的孔子,是纯粹的人文主义者,因而不如说他更像龙。但孔子把自己的信念向社会广泛传播的姿态极为积极,甚至有些强制,就这点来看又使人感到了凤的狂躁。而被称为龙的老子,采取从不勉强的态度,的确像龙。但无为自然一旦带有野性味道,就会露出凤的尖利爪子。如果一切听之任之放纵自然的话,有时会变成无比冷酷的可怕行为,这一点不容忽视。

抛开称呼问题,在以儒教、道教为代表的中国精神中,有似龙的东西也有似凤的成分。不同时代可看到龙凤这两根纤维的粗细程度不一样,一根粗而另一根细。不过有时看似粗的却脆弱,看似细的却坚韧。

这是中国具有的矛盾,正因为存在这种矛盾,中国所走的道路虽蜿蜒曲折,却顽强地生存下来。

谈起汉武帝登场的时代,儒教处于萧条期,秦始皇焚书坑儒还留有巨大的伤痕。再加上汉朝初期是由暴发户集团掌握政权,鹿爪似的儒家教义不合他们的口味。

在武帝之前的汉帝国,儒家充其量只能保住司职朝廷礼仪的地位,时代精神反而以老庄为主流。在当时与其说老庄,不如说“黄老”更为普遍。可以认为老子继承了传说中的圣人黄帝的精神。

在编成绳子的两根纤维中,应是“黄老”的那根粗,儒家的那根细。

当时属于粗野的、现实主义的时代。谈起黄老,就像现在我们认识老子和庄子那样,黄老所包含的形而上学因素极少,是极为朴素的东西,其中神仙说、长生不老的方术、咒文等要素较多。

“我无为而民自化,我好静而民自正,我无事而民自富,我无欲而民自朴。……”

以上述老子的话为参照,我以较幼稚的眼光来推测社会现实,即当时一定是“黄老之道”。

实际上,为政者并不是毫无建树,而是尽量恪守不勉强的原则。文帝、景帝时代的政治就是如此。

“闻在宥天下,不闻治天下也。”

庄子的话连政治也否定了,所谓“在宥”,是指顺从自然之意。

文帝和景帝时代实行这种政策,国家的根基渐渐稳固,控制了战乱,人心安定。如果大兴不必要的建设项目,民间定会怨声载道。在一定时期,什么也不做反而更加安全。

然而到了武帝继位时,他父亲和祖父的措施已不适用。

要做到“化无为”是需要条件的,首先人民必须无欲而纯朴。

战乱刚结束后的民众,只要没有战争,全家能在一起和平地生活就别无欲求,这种心情十分强烈。这就是寡欲。——也有人认为这才是最大的欲望。

民众盼望和平,即便有某种程度的不自由,只要想起战争时代就不会不顺从。正因为人们的这种心理,为政者才不用采取相应的各种政策。

“民结绳而用之。甘其食,美其服,安其居,乐其俗。”

这是老子所提倡的一种理想社会。

无论多么褴褛的衣衫,人们视其为美丽的服饰,即便是粗食淡饭也当做美食,如这么想就会安居乐业。不过要建立这种社会,连老子也有附加条件。

“邻国相望,鸡狗之音相闻,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。”

必须是这种小国寡民的状态。

武帝时代已完成了世代交替,人民没有经历过*,因此没有认识到和平是可贵的,而是视其为理所当然的状态。交通产业发达,人们的交往越来越频繁。尽管人们将粗衣当成美服,可现实中身着华丽服饰的人却随处可见,大概没有人来比谁腰缠草绳吧。从富裕人家的厨房里飘来阵阵香味,谁都会与自家寒酸的饭桌相比。虽说联想过去能让人们忍耐,但人们并没有*的痛苦记忆。

不仅是物质方面,求知欲望也在不断地高涨。

曾拔刀乱砍宫殿立柱、身着朴素服饰、简单粗暴的重臣们已不在人间,其子孙从出生起就在奢靡中长大。他们与那些诚惶诚恐地参加朝仪、朴实无华的车夫级别的老头们相比,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人种。他们很自然地按照优雅的礼节,完成复杂的朝礼,这些是他们已掌握在身的东西。在宫廷仪式方面,他们甚至认为仍缺乏威严和典雅的风度。

在持续的和平环境中人口增加,成为大国多民,既然老子所设定的小国寡民的前提已经崩溃,在政治上的黄老主义也只是徒有虚名了。

17岁的新皇帝不是平庸之辈,他已敏感地嗅到这种时代气息。

无论民众还是廷臣,一定都不满足这种现状。贫者憧憬富有,高官渴望用名副其实的威仪来装饰自己。

人们这种内心的痛楚,武帝无法直接感觉到。那么能直接刺激他感官的又是什么呢?并非一般大众式的,而是来自他经常接触的教育官——儒者所发出的叹气声。

宫廷充满着清一色的黄老思想。高祖本来是曾往儒者冠帽中撒尿的人物,相比之下,文帝醉心于刑名学,不重视儒者的繁琐学说。曾辅佐梁怀王后来殉死的贾谊,也是被文帝轻视的儒者之一。在景帝时代儒者也不受重用。儒者仅有博士的官名,那也只是凑数而已。

儒者在宫廷只被当做主持仪式的专职官员。儒学原本应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,是具有实践性的政治学问。尽管如此,当时也不允许儒者涉足重要的政治领域。儒者教皇太子读书写字,只不过是教育家而已,想必他们会感到无奈吧。

武帝觉察到儒者的无奈心态,并且已看出儒教具有广阔的前景。武帝虽没有接触民众,但他是想象力丰富的人物。

“已经与父亲和祖父时代不同了。如时代变了,施政方针也必须改变,总是恪守无为自然的黄老之道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”

武帝这么思考着。

值得庆幸的是,经过文帝、景帝两代,积累的财宝充满国库,银两不计其数,谷物满仓无处可藏。如武帝想开拓什么新事业,有充裕的军事财力做后盾。

“必须有所建树。”

年轻的内心想到的是行动。

国家有机构、行政、法制、经济、国防、产业、伦理、秩序。——在新时代,所有的东西应追求崭新的形式,并希望将上述各项也纳入新形式中。

武帝所憧憬的新时代,实际上是中国的诞生。

功罪暂且不论,从武帝时代以后的两千年,到封建中国因鸦片战争崩溃,社会持续保持着与武帝时代相同的结构。在两千年间基本上没有发生多大变化,这是令人震惊的停滞。

秦朝统一中国的大业由汉帝国继承,在武帝时代使其完成,并将其延续到19世纪。为顺应社会发展趋势,人们期待强大力量的出现,涌现出的杰出人物支撑了两千年。

制定理想的模式,并将一切强行纳入其中,只有这种积极的儒学才是杰出人物所选择的理想武器。武帝能支配封建国家的形式,且超越了王朝更替,面向未来长久维持下去,都是因为发挥了儒学的巨大威力。

血气方刚的少年武帝,在登基第一年的建元元年十月,召集群臣,让众人举荐贤良、公正、直言、极谏的人士。

从太子时代起,武帝就喜爱儒学,这在朝廷大臣中人人皆知。

“今后是儒者的时代。”

很快,就不断出现了迎合者。

“申、商、韩非、苏秦等言论扰乱国政,钻研这种学问之辈,请准予罢免。”

丞相这么上奏,其意为只能任用儒者。丞相已觉察出武帝这种心情。

成为御史大夫的赵绾建议在城南修建“明堂”,即为孟子所称的“王者之堂”。在儒家的理想中,政治和礼乐中心被视为神圣的场所。他还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申培。

申培受到最高礼遇,他从遥远的鲁(山东省)被召到国都长安。据《汉书》记载,使者带着“束帛加璧”的礼物,用“安车蒲轮”前去迎接,这是指用蒲叶裹着车轮,以减少颠簸的贵宾车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中也有关于“安车驷马”的记载,其意为由四匹马所驾辕的车,这与特制的专车没有多少区别。

就这样,武帝打算着手进行新体制的准备。在他周围,开始形成有学者参与的新官僚集团。

可在宫廷中,即使皇帝下旨意,也有令他无可奈何的人物,那就是皇帝的祖母窦太后。她把17岁的孙子当成孩子看待,她认为武帝热衷于新思想,是不能依靠的小毛孩——即使已登基,把一切交给他也是危险的。

窦太后酷爱黄帝、老子之言。丈夫文帝在位时,她已双目失明,这使她变得更加固执。丈夫死后到了儿子景帝时代,窦太后强制家族成员阅读“黄老”。这没有什么理由,只是无论如何必须照办的一种狂热信徒心理。

“帝及太子、诸窦不得不读黄帝、老子,尊其术。”

在《史记·外戚世家》中有以上记载。

所谓“帝”是指儿子景帝,就连皇太子武帝也被强迫读黄老的书。武帝登基后不久,就想将儒学变为国政的基本方针,可见强迫所读的黄老学说没有对他产生多大影响,有人持这种看法。但分析一下武帝一生的言行,就会发现“黄老”竟意外地深深地影响了武帝。

这是武帝具有的矛盾之一,同时也是中国人的矛盾。

在武帝以前,宫廷中盛行“黄老”,儒学受到*潜伏下来。但在武帝以后,儒学变成为政者的学问,相反“黄老”却深入民间。关于中国人的生活,很多人认为表面上是孔孟之道,而基础则是老庄学说。这种说法似乎切中了实质,武帝本人就是这种矛盾的象征。

刚登上宝座的武帝雄心勃勃,但环境却不允许年轻的皇帝自作主张,因为窦太后在幕后操纵着一切政治。

作为“黄老”狂热信徒的窦太后,当然最讨厌儒学。

在景帝时代,有一位名叫辕固生的博士官。有一天,窦太后将他叫来,问有关老子书中的问题。

“老子此家人言耳。”

辕固生这么回答。

所谓家人是指没有官品,服杂役的下贱者,也可译成家庭奴隶。

窦太后听后,怒发冲冠。

第一,她为之倾倒的老子受到侮辱。

第二,她本人也受到羞辱。

窦太后是“家人”之女,她最初只是吕太后的一个使唤侍女。侍女没有自由,经常被新来的侍女更换,更换掉的侍女再赐给各地诸王。那时她被编入转让组,送给各地诸王的侍女每五人分为一组。她希望去老家清河附近的赵王之处,并将此事托付给管事的官吏,可那个管事人却忘了,结果她被编入去代王处的名单中。或者因贿赂太少,她也许被戏弄了。

她痛哭流涕,不情愿地去了代王那里,因为她是没有自由的宫廷奴隶。

然而,在代王那里等待她的却是幸运。

她受代王的宠爱,生了两男一女。不久代王的正妃死了,而且正妃所生的四个儿子也都死了。不仅如此,推翻吕氏家族的国都要人还专程前来提出:让代王继任汉帝国皇位。这样一来,代王成为汉朝皇帝,登基后诸臣请求立皇太子,她的长男被选上,即后来的景帝,她也自动成为皇后。……如此这般青云直上,人们不禁怀疑代王的正妃以及四个儿子的死因。

她成为皇后,儿子时代她是皇太后,在孙子武帝时代则成为太皇太后,但窦太后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——不是别的阶层,而是“家人”。

辕固生的一句话刺痛了她的心。

她使用极为残忍的处置手段。在侍女时代,她服侍过发明“人猪”处置法的吕太后,也许想仿效这种残忍的方法。

“把这个家伙扔进野猪圈!”

她这么下命令。

连景帝也觉得母亲的做法太过分,故递给那可怜的儒者一把利刃。母亲已双目失明,没有必要躲避她的目光。辕固生用景帝颇费苦心的武器,刺死一头野猪,才幸运地免除一死。

辕固生的“家人”之说,并不一定是对窦太后的诽谤。

黄老的虚无思想,从儒家观点来看,是没有自由的可怜奴隶在心中寻求自我安慰的东西。而我们修身养性,是通过政治报效国家社会的自由人,怎么能退却到无为自然中去呢?——辕固生的话一定有这种含意。

总之,因这样的老太婆执掌着大权,新皇帝要向以儒学为中心的体制转换,当然不会一帆风顺。

可以说御史大夫赵绾对形势判断错误,他低估了衰老的窦太后。赵绾一步一步地整顿以儒学为中心的体制,目的是要将窦太后从政治舞台上拉下来,开拓皇帝亲政的道路。

赵绾上奏:“毋奏事东宫。”

东宫住的不是皇太子,而是窦太后,她居住的长乐宫在宫城的东侧。皇帝住在未央宫,因在西侧称为西宫。赵绾试图将一切政务只向皇帝奏本,排除东宫窦太后的垂帘听政。

对此窦太后大为震怒。

汉帝国政府机构的最高官僚,文官为丞相,武官为太尉。《史记》中也有“太尉、丞相尊等”的记载。当时的丞相为窦婴,他是武帝祖母窦太后的亲戚。太尉田蚡为武帝之母王太后的异父弟。王太后的母亲臧儿在丈夫王仲死后,同田某再婚,在田家生下两个儿子,其中的哥哥就是田蚡。

文武两人的最高权力者皆为外戚。他们也是儒教主义者,都被窦太后罢免。然而他们的部下,实际推行儒教化副总理级别的御史大夫赵绾以及郎中令王臧,不仅官职被罢免,甚至连性命也没有保住。

“会窦太后治黄老言,不好儒术,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,召案绾、臧,绾、臧自杀。”

《史记·封禅书》对上述事件只做了如此简要的叙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