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《万家诉讼》

陈源斌

《万家诉讼》这部小说,是一种颇为特殊的情况下写成的。

1990年底,我正在数百里外的农村深入生活,忽然得到消息:我在省城居住的简易宿舍楼深夜失火,一幢楼全部烧毁。我以最快速度赶回省城,面对的是一片残烟未尽的废

墟,包括手稿、藏书(7只书橱)在内的所有家产,均荡然无存。全家人只好凄惶地寄居在临时安置的小旅馆单人房间里,连吃饭的碗筷和洗漱的毛巾牙刷都没有。

面对骤然降临的天灾,我的内心竟然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详宁静。我的真实想法是,与其沉浸于自我悲痛和他人怜悯之中,不如写一部小说。

失火的第二天,我在小旅馆房间里摊开纸笔开始写作,恰好一位分管宣传文化的省级官员来慰问受灾人员,看到我一声不吭地憋在房间里埋头写小说,她吓了一跳,以为我头脑受刺激出了毛病。

实际上,我当时非常冷静,很想写一部能够超越自己以前作品的中篇小说。为此,我选用了自己比较倾心的法制题材,构思了一个一句话就能说完的故事:农妇状告村长,告

到乡、县、市公安部门,又诉诸法院再上诉二审获胜。我试图逼迫自己在这种简单事件和有限天地里,追寻最佳结构方式和独特叙述视角,从而激荡波澜,充分地收融生活容量,展示原汤原汁的社会风貌,将人物写得既鲜活独异又普通真实。与此同时,除了追求叙述语言的感觉和质量之外,还注意使用了“讨个说法”之类的生活用语——lO天以后,这部小说顺利完成,取名《万家诉讼》。

事有凑巧,就在写作此稿期间,我收到了《中国作家》编辑赵虹寄来的一封在我看来有点不可思议的约稿信,她并不知道我遭遇火灾的事,却在信中让我写一部“既高瞻远

瞩,又是通俗易懂的,又是洞察人心的,并且新鲜、独特、与众不同”、“最好是当代、现实生活题材,读来令人惊心动魄”的中篇小说。没过两天,赵虹又来信要求“即使不惊心动魄,总得震撼人一些,至少让头儿读了坐不住;或者长叹、感慨一番,或喝茶深思一番也好”——在短短时间内,她一共来了整整lO封催稿信(后来,我把这1O封信连同信封邮戳一起复印寄给了中青社的《小说》杂志,信的全文发表于该刊1995年第5期“小说书简”栏目)。

于是,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将刚完成的《万家诉讼》寄给了赵虹。《中国作家》随即在1991年第3期头条位置予以刊发。

稍后,同年的《小说月报》第8期头条和《新华文摘》第8期转载了这部小说。《中国文学》则将其翻译成了英、法两种文字。《人民目报》和《作家报》分别发表了对这部作品予以肯定的评论。

至此,距火灾已近4个月,这部小说的数次稿酬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经济窘境,同时在精神上也是一种慰藉。不过,它的好运似乎还在后面。

1991年5月,我参加了在北京21世纪饭店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会议。会上赠送的文学刊物中恰好有《中国作家》第3期,来组稿.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王晓莲以及中国电视剧制作

中心、北影厂等三位女编辑无意中看到《万家诉讼》,颇感兴趣,便问是否愿意改编电影。我表示同意,但提出须由我自己选导演。随后,我提到了张艺谋的名字。但是对方告诉我,张艺谋目前正受到猛烈抨击,他所执导的两部电影《菊豆》和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均未能公映,在这种情况下,找张艺谋当导演根本没有可能。结果,这次合作没有成功,我也把此事丢在了脑后。

过了3个多月,我突然意外地接到了张艺谋的加急电报,说准备将《万家诉讼》改拍电影。不久后我到北京与张艺谋见面,才知道这件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戏剧性。当时,

张艺谋正在重庆筹拍著名作家刘震云的《一地鸡毛》,开机前夕他上街办事,路过邮局时按惯例进去买文学刊物,他选买了一本《中国作家》第3期,头条是《万家诉讼》,二条、三条分别是著名作家从维熙和邓友梅的中篇。随后,他又买了一本《小说月报》第8期,也在头条位置转载了《万家诉讼》,后面是另一位著名作家王蒙的中篇。他觉得有些奇怪,信手翻阅起来,没想到被小说开头的“太阳好起来了”和“讨个说法”吸引了,便在邮局里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不足3万字的小中篇,接着,他买了20本《小说月报》杂志,回去分发给剧组成员,同时传真给远在香港拍摄《梦醒时分》的巩俐。经与剧组成员及巩俐磋商取得了一致意见,于是临时做出决定,改拍《万家诉讼》。

在北京与张艺谋签约后,我俩曾口头约定,将在《万家诉讼》、《碧秋嫂告状》和《碧秋打官司》(小说主人公农妇名叫“何碧秋”)中选择一个做电影的名字。后来,在剧中扮演李公安的戈治均(参加人民大会堂首映式时我俩住一个房间)转告我,由于电影人物对话采用方言,“碧”“秋”两字的读音在陕西话中属于不能并用的“脏话”,这部电影因此由《碧秋打官司》而最后定名为《秋菊打官司》。

张艺谋对这部小说的改编是相当成功的,电影公映不久,即获得中国长春首届国际电影节金杯奖、中国电影金鸡奖、百花奖和政府奖,此外,还获得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,主演巩俐也第一次在世界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女主角称号。

张艺谋在《当代电视》1992年1O期上,这样评价了小说《万家诉讼》与电影《秋菊打官司》的关系:“中国电影的繁荣与文学繁荣有直接关系。我们几代导演成功的范例,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。近几年文学的变化和小说的追求,刺激着我们这些人怎么从过去的风格里演变出来,怎么采取一种新的创作方法。《秋菊打官司》这部电影,首先是小说原作《万家诉讼》写得好,我们确定用故事片与纪录片相结合的方法拍摄《秋菊打官司》,便是原小说《万家诉讼》的风格,为我们提供了思路。”

由于电影在国内外影坛上的轰动效应和强大社会穿透力,使这部小说走向了包括不同语言在内的更多的读者:《万家诉讼》被威尼斯大学教授L·费龙佐翻译成意大利文,被德国学者旷斯特凡翻译成德文分别在罗马、柏林等地出版单行本。这部作品还与我的另几部小说《安乐四陈》、《九州一溺》、《天河》、《天行》、《天惊维扬》一道被翻译成英、法文字,作为我的个人专集出版。中国台湾一家资深出版社也出版了我的中篇小说集《秋菊打官司》繁体字版本——也许还应该值得一提的是,这部小说中的“讨个说法”,已经成了当代社会的流行词汇。

岁月倏忽,我写《万家诉讼》时刚满35岁,依照文坛惯例,属于“青年作家”。迄今整整1O年过去,已经悄然步入“中年作家”行列。人的生命历程由青春而壮岁,更多的是俗世磨砺红尘煎洗,所经所历所阅所感,其中遭逢毁誉褒诟,无限滋味,对创作者尤为弥足珍贵——前人常言“文穷而后工”、“文章憎命达”,或许,当骤遇天灾人祸时,你反而能稳住心境积聚精神借助笔墨,衍化胸中块垒为精诚之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