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我迟钝

我从小是一个敏感的孩子。这主要体现在自尊心方面。但我又是一个在自尊心方面容易并且经常受伤的孩子。一个穷孩子要维护住自己的自尊心,像一只麻雀要孵化成功一枚孔雀蛋一样难。

青少年时期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,每一个人都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拥有友情。明白了这一个道理之后我便是一个不乏友情的少年了。我少年时期的友情都是用友善换来的。它的一部分牢固地延绵至今。

我感激文学。文学对中学时期的我最重要最有益的影响那便是——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之中接受了人性教育。我的中学的最后一年发生“文革”。我对自己较为满意的是——我虽是“红五类”、“红卫兵”,但我在“文革”中与任何“红卫兵”的劣迹无涉。我没有以“革命”的名义歧视过任何人,更没有以“革命”的名义伤害过任何人。恰恰相反,我以我当年仅能表现的方式,暗中有时甚至是公开地同情过遭到这样那样政治厄运的人。

“文革”对我最大的也最深刻的影响是——促使我以中学生的头脑思考政治。无论是知青的六年多里,亦或是“工农兵学员”的三年多里,我都是一名对“四人帮”的专制采取抵牾态度的青年。这一点使我那样一名默默无闻的知识青年,竟有幸与一些“另册”知识分子建立了友情。这也同时是成为作家的我,后来为什么不能成为“纯粹为文学”的作家,某些作品总难免具有政治色彩的原因。

成为作家的我依然是敏感的。我曾相信成为作家的我,是足以有能力来朝自认为更好的方面培养自己的人格了。我曾说过——人格非人的外衣,也非人的皮肤,而是人的质量的一方面。

我承认我对关乎自己人格的事,以及别人对自己人格的评价是敏感的。正因为这样,我承认——我常常以牺牲“自我”的方式,来换取别人对我的人格的赞许和肯定。这一点从好的方面讲,渐渐形成了我做人的某些原则。那些原则本身绝对没什么问题;从不好的方面讲,任何人刻意而求任何东西,其实都是不自然的。

我承认,我对文学和作家这一职业,曾一度心怀相当神圣的理解。因为文学曾对我有过那么良好的影响。这一种越来越不切实际的理解,很费了一番“思想周折”才归于客观的“平常心”。

我承认,恰恰是在我成为作家以后,所受的伤害是最多的。从一九八二年我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以后,我几乎不间断地在友情和人格两方面受伤。原因诸多,有时因我的笔;有时因我的性格;有时那原因完完全全起于别人方面。我也冒犯过别人,故我对因此而受的伤害甘愿承担。

我承认,每当我被严重地误解时,我总会产生辩白的念头……

我承认,每当我受了过分的伤害,我总会产生“以牙还牙”的冲动……

我承认,每当我遭到辱骂和攻击时,即使表面不以为然,心头已积隐恨……

我承认,我很自慰地承认,后来我渐渐具有了相当强的“免疫力”……

我承认,即使具有了相当强的“免疫力”的我,也很难真的无动于衷……因为我具有了相当强的“免疫力”,并不等于我的妻儿、亲友,以及一切关爱着我的人也同时具有。一想到他们和她们也许同时受到伤害,我常打算做出激烈的反应。我的笔使我不无这种能力。它在作为武器时也肯定是够锐利的……

但是近来我逐渐形成了另一种决心,那就是——从我写这篇文章的此时此刻起,我要求自己对于一切公开的辱骂、攻击、蓄意的合谋的伤害,不再做丝毫的反应。不再敏感,而要迟钝,而要麻木。这也是一种刻意。这一种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不太自然的。这与所谓表现气度无关,而与珍惜所剩的生命有关。所以即使也是一种刻意,即使也是不太自然的,却是必须如此的。

我觉得,一个人的敏感,和一个人血管里的血,大脑中的脑细胞,和一个人的所有生命能动性一样,也是有限量的。生命像烟一样,不可能活一天附加一天。生命是一个一直到零的减法过程。

我觉得,我的敏感已大不如前。我的精力状况和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。

我的精力正在一天天变得颓萎。

我的敏感“水平”正在一天天下降。

我只能而且必须极其“节省”地运用它。

故我要公开地发一个毒誓,从此时此刻起直至我死,我坚决地对一切伤害不再做出丝毫的反应。我也坚决地对一切误解不再做出任何辩白——今天以前的反应不包括在内。比如对吴戈其人的攻击所做的反应。它可能在今天以后见诸报刊,已无法撤消。

如果我竟不能做到这一点——那么让我死于非命——患癌的可能性不包括在内。我们都知道,癌症是与遗传基因有关的。

我既发此毒誓,那么恭请一切报刊,万勿再就辱骂和攻击性、贬低性内容对我进行采访;倘明知我发此毒誓还一味企图从我口中讨个说法,显然便是不人道的了。

我既发此毒誓,那么恭请一切报刊放心,凡登载涉及我的文章,无论攻击性多么强,无论辱骂的话语多么恶劣,皆可毫无顾虑。我将一概地保持绝对沉默。近一时期我深受被采访之苦,远比对我的文字伤害更使我身心受损。而实际上,我的誓言其实早已悄悄生效——我基本做到了无论怎样“启发”,坚决地不对任何误解进行辩白;坚决地不对任何攻击、辱骂、贬低和人格侵犯说出一句反击性的话——今日《光明日报》一名女记者对我进行的采访又当例外。其中有对一件事的辩白,我经考虑认为是必要的。

那么,以后,我的敏感将仅仅体现在如下方面:

对感情的敏感反应——包括亲情、友情、同情。

对社会和时代现象的敏感反应……

对想像与虚构能力的职业性的敏感反应……

对驾驭文字的能力和对修辞之职业水平的敏感反应……

对自己责无旁贷的种种义务的敏感反应……

我真的认为我的敏感将渐成我生命的微量元素,它是必须节省使用的了。倘在以上方面我仍能保持着它,我觉得对于我就已经是不容易之事了。

我预先做一个与鲁迅先生截然相反的声明:我死之际将不带走对一个世人的嫌恶和憎恨。因为归根结底,我们人类也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种动物。我们既然公认每一种动物的习性都有其必然性、合理性,那么自己的同类也何妨如此?

我将严格恪守我的誓言至死不悔。倘我竟不能,我甘愿遭世人唾弃和嘲笑!

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

他死十几年了。

一个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军队的人。一个解放后兢兢业业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人。一个默默无闻的人。一个“右派”。一个至死也未得到“平反”的人。一个至死虔诚地认为自己可能对党对人民有罪,并且毫无怨言地接受改造和惩罚的人——尽管他也许根本不知那“罪”到底是什么。

上帝说:人都是有罪的。

所以相信上帝的人无可辩白。

因为上帝是不会错的——人的辩白则是罪上之罪。

大概正是基于这种宗教逻辑,他从不替自己辩白。

如果他活到了“平反”那一日,他定会震惊于上帝也会犯错误的吧?

他是我接近过的第一个“社会主义的敌人”。

“右派”分子是“社会主义的敌人,他们要推翻社会主义”——我的中学政治课本上是这么写着的。我的中学政治老师也是这么教育我的。

所以在“文革”中,仍戴着“右派”帽子或已被摘了“右派”帽子的人遭到严酷批斗时,我虽常常不免被那种种批斗方式的严酷所惊悸,却隐藏起一个少年的仁慈,丝毫也不流露。

我第一次见到他,是在北大荒。是在兵团举办的一次创作学习班上。

一天,吃早饭时,我发现多了一位形销骨立、面容枯槁憔悴的老者,奇怪地问坐在身旁的人:“那是谁?”

“杨方。”

“也是参加创作学习班的?”

“嗯。”

“老作家?”

“老右派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他当过编辑,让他来帮着看看稿,边改造边利用嘛!”

我不由得又朝他多看几眼。创作学习班,成员大多数是知青,饭桌上也在高谈阔论小说之类。杨方一言不发,连目光也不旁视,瞅定一部分桌面,默默地吃饭。满口牙残缺不全,吃得极慢极慢。他那一张刀条脸,瘦得不能再瘦。两腮塌陷,颧骨高突,一双眼睛深深地隐蔽在眼窝里。面色青绿。每一嚼动,青绿的皱纹纵横的面皮便一紧一弛。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他的眉毛,左右眉峰各有长长的两束,无羁地飞扬着,箭竖着。仿佛除了剪断,是别无他法使其倒顺的。

我离开饭堂时,见他那一桌只剩了他自己,仍极慢极慢地吃着,仍瞅定一部分桌面,目不旁视。分明由于牙齿不健,连一个烧饼还未吃完。他不但吃得极慢,也吃得极小心,一手颤抖地端着碗接在口下,可能惟恐烧饼掉下的酥皮儿落在桌上,被人指责浪费农民血汗。

回到宿舍,听别人讲,我才知道,他原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。由于在“反右”斗争中说了些“错话”,被打成了“右派”。即使在当时,那些“错话”的性质也并不很严重。但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,结果不严重也便严重了。“右派”的帽子不给他戴上给谁戴上呢?成了“右派”,自然也就被从革命军队中“清洗”而出,发配到了哈尔滨,后来据说改造得好,表现“老实”,调到了黑龙江出版社。“文革”中,遭第二次清洗,又被从黑龙江出版社逐出,发配到北大荒,在四师接受第二番改造,当一名注“另册”的农场职工。

别人还告诉我,他是好几本书的责任编辑,其中包括《苦菜花》和《迎春花》。当年这两本书是“大毒草”。所以那与其说是他的成绩,莫如说更是他的“罪行”。后来我曾特意重翻那两本书,却见印在书上的责任编辑并不是他。或者是人云亦云,造成误传;或者因为他成了“右派”,在那两本书还不是“大毒草”的年月,不便印上他的名字。

他一个人住在我们隔壁的小房间。不是出于照顾,而是因为他通宵达旦地咳嗽。和他住在一个房间的人,是根本无法睡觉的。除了每天吃三顿饭的时候,我几乎见不到他的影子。而在吃饭时见到的他,一如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样子。他患有肺气肿,正值严冬,从住处到食堂,一两分钟的路,他也不得不戴着口罩。还患有神经性颤抖症,使人总担心他吃饭时端不住碗。还患有胃溃疡——都是“改造”的成果。

有天吃午饭,半个馒头从他手中掉到地上,被他捡起,已粘了不少土。他想剥皮,刚剥下一小块,却不敢往桌上放,不知如何是好。拿着半个脏馒头,吃不得,不吃又不行的样子。

我恰巧坐在他身旁,从他手中夺下了那半个脏馒头,又掰了半个馒头给他。

“不,不,我……还是吃了那半个脏的吧……”

我随手将那半个脏馒头抛进了剩饭桶。

同桌的伙伴们的目光都是赞许的。

惟他自己,满脸惴惴不安的神色。

我们同屋的三个知青,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作时,常听到他在隔壁一阵阵剧烈的咳嗽。那咳嗽之声剧烈得连我们都替他喘不上气来。白天能听到,晚上也能听到。只要他在咳嗽,我们便知他在看我们的稿子。而一到夜晚,他每每咳嗽得更剧烈。

还有点人味儿的人,谁能不心疼这样一位为我们做“嫁衣裳”的老者呢?其实他当年还不算老,也许才五十五六岁,可看上去已衰弱得像七十来岁的人了。

他看稿极认真,从不在任何人的稿上乱勾乱画。连个符号也不记。连一页纸的纸角也不折。稿旁放一个小本,一切都记在小本上。如——P多少多少,第几行,有一个什么什么字错了……

一视同仁。

对于那些稿面非常清洁的稿子,他更是格外显出一份儿对作者的尊重。看前,总是要用湿毛巾擦擦手,怕将稿面弄脏,或留下他的指印。

他谈稿子更认真。对一个不恰当的词,一个不真实的情节,一个概念化的细节,一句不符合人物性格的对话,他总要预先替你设想出几种修改方案,与你谈时,极谦恭地说:“我觉得这个地方,也许改一改更好。我想出了几种改法,咱们共同商量,看确定哪一种方案更好?”

其实他心中早已有了最佳修改方案。他并不希望你立刻接受,而希望你在经过比较之后,自己选择那最佳的方案。你一时没有理解他的良苦用心,他也不急。更不和你争辩。耐心地听你谈完自己的想法,然后婉言劝你再去多听听别人的意见。

他的意见,十之八九也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。

他的谦恭,常常使我们在他面前,更加心疼他那体弱多病的身体。而在他,那绝非虚伪。那是发自内心里的虔诚。因为他仿佛一分钟也不能忘记,自己是一个“右派”,一个确乎有“罪”的人,一个被“改造”着的人,一个不过被临时“利用”一下的人。而这种“利用”,又仿佛对他意味着是一种抬举,一种恩典,一次“赎罪”的小小的机会。他以他的全部虔诚,搭上他那衰弱之极的身体,回报这种抬举,这种恩典,这一次小小的“赎罪”的机会……

他是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。

我当年发表在《兵团战士报》上的第一篇小说《向导》,是在他与我长谈了三次之后才定稿的。

那一次创作学习班上,有个骄傲的小子,和他大吵大嚷,骂他“臭右派,装模作样假充内行”!他一言不发,默默地挨骂。我们大家气坏了,将那小子骗到郊野,狠揍了一顿。

我们都从内心里开始尊敬他。

有天夜里,同屋的一个伙伴醒了,把我们也都捅醒,说:“老杨怎么不咳嗽了?”

在那个年月,我们不能像如今一样,对我们所尊敬的文学界长者称“老师”一样,称他“杨老师”——这样的称呼也会使他自己惊恐的。我们只能叫他“老杨”。

我们都匆匆披上衣服闯入他的屋里——椅子翻在地上,他倒在地上,桌上是稿子,手中是笔……

他脸色铁灰……

那是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,我们立即将他背往师部卫生院……

那一次,如若不是我们发现得早,他便死了。

后来我再没见过他。

后来每年一次的创作学习班上,只要他的身体能撑得住,总会前去辅导。像辅导我们那一期学员一样虔诚……

如今,许多经他辅导过的当年的知青,都走上了文学道路。

一九七五年,我在复旦大学,得知他病故了。

我们离开了北大荒。

他埋在了北大荒。

我是没法儿忘了他的。

一缅怀起他,我对那过去了的历史充满悸怖——它使好人无端变成“罪人”,竟是那么随便!那么轻而易举!并且连同无罪之人的无罪的意识,都一块儿奸污了!

是以追记此文,寄托我对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的大的哀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