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章 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

在海外教授文史数十年。单在大学本科所授的史学课程便有“世界通史”、“世界文化史”、“亚洲史”、“中国通史”、“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”等十余种之多。在教学期中,个人对美日各时期所用各种教科书,总嫌其不合己意。有时竟随教随评之——纵是近年所用最权威的著作《剑桥中国史》,亦无例外。这种既教之、复批之的论学方式,在科举考试中,可能就构成“骂题”之谬说。伹为学若有主见,不愿人云亦云,实自觉亦无可厚非也。加以学生以及知友,亦每多好之者,这往往就是鼓励了。以致乐此不疲者数十年。因此在教学过程中,纵是全校必修科如“世界通史”、“世界文化史”,校中当权派虽强力干扰,务期统一教学,余亦每以补注方式,增抒己见。虽每犯众怒,而终不盲从也。至于自授各课,讲义则多自编:“教科书”就是附庸了。如此数十年,初不意讲义及所编之参考史料,装于纸箱中竟意高与身齐也。

前年自海外教学岗位自动申请退休之后,海内外华裔学界及新闻媒体中之老友,每每邀请参加学术会议,或为时论索稿,乃自从校中搬回家中之英文旧讲稿及积存史料中,编译之以应宠召。初则偶一为之,不意为时既久,听众与读者之间,颇不乏同调。各方口询、函嘱,鼓励尤多。因此使一得之愚,颇思废物利用,将数十年积稿,稍加分类回译,列出系统,以就教于学术界之同行,及一般严肃的听众与读者。

笔者不敏,学无专长,加以流落异域数十年,打工啖饭,颠沛流离,一言难尽。然。愚者千虑,必有一得,因对数十年之所学,与殚精竭虑之思考,亦不敢过分妄自菲薄。以故在退休之后,尚思对旧稿稍作董理——古人有《日知录》、有《二十二史札记》等名作之遗规;笔者愚拙,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也。

近年在整理旧稿中,对中国国体“转型论”,亦数十年未尝忘怀的主题之一也。忆青少年期尝随顾颉刚师治商周史,对“中国封建之蜕变”即有专篇,独抒己见而推研之;曾扩充至十余万言。除以部分为中央大学学士论文之外,余篇则拟为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之基础也——其时笔者曾考入中大历史所为研究生。

不幸此一研究计画为战火所毁。积稿除〈中国郡县起源考?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〉一篇之外,余稿泰半遗失;研究所亦未读成。——《郡县考》一文嗣曾发表于“安徽学院”(今合肥安大前身)之学报《世界月刊》第一期(一九四四)。一九七一年复承宋晞教授之介绍在台北“中国文化学院”所发行之《史学汇刊》中重刊之。

战后笔者赴美留学,转攻欧美史。中国封建史之探讨遂中辍。然对青少年期之所习,兴趣固未减也。因此其后对美洲印第安人历史之研读,总以我国三代史(夏商周)与之互比。以后竟至坚信,不读印第安人在美洲之历史,便无法真正了解我国夏商周之古代史也。甚矣比较史学之不可废也。

美洲印第安民族之历史,曾对马克思(包括恩格斯)主义历史学派理论之形成有其决定性之影响,而其影响之发生为时较晚,“教拳容易,改拳难”,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,亦有其致命之冲击。——盖吾人如细读美洲红人史,尤其是近在目前,在十八、九世纪仍有明显迹象可循之北美各部落之社会发展史,则一览可知,所谓“封建社会”实直接自“部落社会”转型而来,与“奴隶社会”并无太多之直接关系也。

盖“人类”原为“群居动物”之一种,其初民群居之“社会行为”,与群居动物如猴、狼、马、海狗,乃至鸿雁、黄蜂、蚂蚁均有相通之处。群居动物之“群”(herd),即初民之“部落”(tribe)也。动物之群中必有长——蜂有蜂王,蚁有蚁王。猴群、狼群、雁群,乃至野马、家马(如蒙古、新疆之马群),皆各有其主。领袖群伦,初不稍让。印第安人之部落,必有其“酋长”(chief)。我华裔老祖宗乃有尧、舜、禹、汤、三皇、五帝也。

群居动物之社会行为无进步。千百年(注意:非亿万年)初无变化。而“人为万物之灵”,其社会行为则有演变,有进化,有型态,乃至“转型”也。——因此,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之所谓“封建”(feudalism)者,实自“部落生活”(triballife)直接演变而来,与“奴隶制”(slavery)无延续关系也。

群居动物从不相互奴役,而人类历史上之奴隶制,虽无族无之,然其规模大小,时间久暂,各族则有霄壤之别。盖奴隶源于部落战争。以俘虏为奴隶终系暂时现象。把奴隶制度化,形成国际间之“奴隶贩卖”(slavetrade),而铸造出以奴工为生产重心的“奴隶社会”,究系反常现象,不可视为社会进化中之通例也。中国古代史,和近代北美洲印第安人之社会,均可反证之。详论另有钜著专书,拙篇且“提纲”一下,限于篇幅未能细析之也。

我国史中之封建制,实始于西周(公元前一一二二~前七七一),而盛于西周。至东周则开始变质,且引一段《汉书?地理志》,以窥其大略。〈地理志〉说:

周爵五等,而土三等:公、侯百里,伯七十里,子、男五十里。不满为附庸,盖千八百国。而太昊、黄帝之后,唐、虞侯伯犹存,帝王图籍相踵而可知。周室既衰,礼乐征伐自诸侯出,转相吞灭,数百年间,列国耗尽。至春秋时,尚有数十国,五伯迭兴,总其盟会。夷陵至于战国,天下分为七,合纵连衡,经数十年。秦遂并兼四海。以为周制微弱,终为诸侯所丧,故不立尺土之封,分天下为郡县,荡灭前圣之苗裔,靡有孑遗者矣。

《前汉书》的主要作者班固(卒于公元九十二年)是一位与耶稣同时的历史家,这番话虽大而化之,却很简单扼要。他说,在西周时期大小分为三等的五级封建小国大致有一千八百多个。经过大鱼吃小鱼,到春秋(前七七〇~前四七六)还剩数十个;到战国之末时(前四七五~前二二一)只剩七个。到始皇统一天下(公元前二二一年),他干脆“不立尺土之封”,把“封建制”完全废除,改中华政体为“郡县制”,以至于今日。

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,秦始皇“废封建,立郡县;废井田,开阡陌”这段史实。

“封建制”和“郡县制”的基本区别在哪里呢?

最直截了当的答案,便是:在封建制下,那统治中国各地区的统治者(多时到一千八百个)都是世袭的封建主(分公侯伯子男五级)。他们属下的土地,大致都属国有。但是在郡县制之下,这些封建公侯被取消掉了,代替他们的则是一些省级和县级,有一定任期的官吏(政治学上叫做“文官制”,civilservice)。同时全国土地,也化公有为私有,人民可以自由买卖,也就是搞农村市场经济,不搞“公社”了。

秦始皇这么一来,那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“转型”——从封建制“转”到郡县制。

您别瞧这“转型”只牵涉到十二个字:“废封建,立郡县;废井田,开阡陌。”政治社会的转型,是一转百转的。——各项相关事物和制度的转型,例如日常家庭生活、婚丧制度、财产制度……都是激烈的、痛苦的。转变程序要历时数百年才能恢复安定。——事实上为著这十二个字的转变,秦国实自公元前第四世纪中叶“商鞅变法”开始,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(公元前八十六年前后)才大致安定下来。前后“转”了二三百年之久!

自此这一秦汉模式的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制度,便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,直到蒋中正、毛泽东当政,基本上还是照旧。所以毛泽东说:“千载犹行秦法政。”这句话,大致是正确无讹的。

可是这一秦汉模式延续到清朝末叶“鸦片战争”时期(一八三九~一八四二),就逐渐维持不下去了——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,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“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”。

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,也是死人如麻,极其痛苦的。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,笔者试名之曰“历史三峡”。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,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。自一八四〇年开始,我们能在二〇四〇年通过三峡,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,就算是很幸运的了。如果历史出了偏差,政治军事走火入魔,则这条“历史三峡”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。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。——不过不论时间长短,“历史三峡”终必有通过之一日。这是个历史的必然。到那时“晴川历历汉阳树,芳草萋萋鹦鹉洲”,我们在喝采声中,就可以扬帆直下,随大江东去,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。

以上是笔者个人积数十年治学与教学的心得,对祖国历史和国族的前景,所作的粗浅的认知和“大胆的假设”。要“小心的求证”起来,工程就浩大了。但笔者自青少年时代开始便对此一问题钻研未停,然思者一得,纵有若干自信,终难免也有自己的阿Q心情。因将此一假设,先以“提纲”方式提出以就正于方家,庶可与同道携手前进:深信吾道不孤也。

再者,近年因退休多暇,曾应好友宠召,自纽约开始,分访华府、波士顿、三藩市及祖国各地,以同一专题作公开讲演。承听众和媒体不弃,时有报导。美国华文《世界日报》及香港《动向》月刊的资深记者,均曾对笔者粗论,颇有综合性之介绍。捧读之下,欣知执笔作家所记者,实远较笔者自述为精简而扼要。内容一览可知,不像笔者自著之啰唆失当也。谨先斩后奏,斗胆将此篇附印于后,作为补增,庶使读者对拙见更易了解。亦是自己说不清而请友好代达之微意。尚恳大会专家不吝赐教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