讲述《红楼梦》的真故事

——贺周汝昌先生从事“红学”研究五十年

我少年时代住在北京东四牌楼附近的钱粮胡同。胡同东口外过了马路,当时有家书店。大约是1954年,我十二岁的时候,我从那家书店买了一本棠棣出版社出版的《红楼梦新证》,拿回家中。那时家里经常“纵容”我买书,不过,我买回家的,大多是比如《安徒生童话选》《铁木尔的伙伴》(前苏联儿童文学名家盖达尔的代表作)一类的适合于我那种年

龄阅读的书。以十二岁的年龄买回并阅读《红楼梦新证》,脱出自身来客观评议,实属咄咄怪事,且不足为训。但我确实兴致勃勃地买了它。我生在一个父母兄姊皆喜读喜谈《红楼梦》的家庭。父母对我的课外阅读是有所禁制的,比如我都满十八岁了,他们仍不赞成我觅《金瓶梅》一阅,哪怕是“洁本”。可是我十一岁时,他们便由我从他们书架上取下《红楼梦》去“瞎翻”。我在钱粮胡同口外那家书店见到厚厚的《红楼梦新证》时,其实连“新证”二字何意也弄不懂,从书架上抽出的起初,也只是觉得书前所附的“红楼梦人物想像图”很奇特,竟与我家所有的那种“护花主人”及“大某山民”的“增评补图”的版本上,由改琦所绘的那种绣像大异其趣。再稍微翻翻,便看到了书中关于贾赦的描写之所以“不通”,实在是由于贾政的原型,乃是贾赦原型的弟弟,过继到书中贾母原型这边,才成为了“荣国府”的老爷,他与贾母原无血缘关系,所以相互间才不仅冷淡,且时有紧张……贾赦与贾母根本连过继关系全无,乃是另院别府的一家人,所以书中生把他们写成一家,才落下那么多“破绽”,等等,这些考证,使我恍若在读侦探小说,因此一时冲动,便将书买回了家。家里人起初责我“乱买书”,及至听我把“贾赦根本不是贾母儿子”等吹了一通,分别拿去翻阅了,这才不再怪罪我了。我提起这桩往事,似有夸耀自己早慧之嫌,但真实的情况是,我后来很长时间都并不能耐心把这本书读完,特别是“史料编年”部分。在很长的时间里,我对《红楼梦》都只是保持着一种“朴素的爱好”,即使也翻阅一些关于“红学”的书籍,都只是“看热闹”,何谓“红学”,那实在是懵然茫然。

四十三年前所买的那本《红楼梦新证》,现在竟还可在我的书橱中找到。只是前面少了封面插页与六面文字,后面亦少了几页与封底。这是家中与个人的藏书经历了太多的社会风雨与命途徙迁所致。现在面对着这本残头跛脚的《红楼梦新证》,我不仅对自己四十多年来的“爱红”史感慨万千,也不禁想到这半个世纪来,“红学”的炎凉浮沉。“红学”一度成为“显学”,甚至刮起过“龙卷风”,但其最显赫时,也往往变得离真正的学问远了;近些年“红学”似又相当地“边缘化”了,虽说这也许能使“红学”家们离真正的学问更近,更能得其真髓,却也派生出了一些新的问题。

不管怎么说,我要感谢《红楼梦新证》,当然也便要感谢其著者周汝昌先生。于我而言,这是一本启蒙的书。我至今仍不懂何以精细地界说“红学”的各个分支,更闹不清“红学”界几十年来的派别讼议、恩怨嫌隙,甚至我至今也无力对《红楼梦新证》作出理性的评析,但不是别的人别的书,而是周先生和他的这部著作,使我头一回知道并且信服:现在传印的《红楼梦》,后四十回是伪作,把曹雪芹与高鹗这两个名字并列为《红楼梦》的著者,是一个极大的错误;我们应当努力把曹雪芹所没有完成的那一部分的内容,尽可能地探究出来;也就是说,我们要摆脱高鹗的胡编乱造,而接续着前八十回,尽可能地讲述出《红楼梦》的真故事来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我买到了周先生增订过的《红楼梦新证》,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。周先生当然有他删改旧著的道理,但我总觉得我十二岁时所买到的那本初版,有的文字其实是不必删改的。但我注意到,周先生在新版《红楼梦新证》中,将高鹗的续书,论证为了参与一个出自最高统治者策划的文化阴谋,而他的这一论点,引起了颇多的反对,不过,自那以后,周先生不仅不放弃自己的这一立论,而且移时愈坚,体现出一种可贵的学术骨气。我觉得周先生的论证有一定的说服力,不过就此点而言,尚未能达于彻底膺服。

后来我读到周先生与其兄祜昌合著的《石头记鉴真》,深为震动,这是周先生对我的第二次启蒙。我这才铭心刻骨地意识到,现在所传世的种种《红楼梦》版本,其实都仅是离曹雪芹原稿或远或近的经人们一再过录,或有意删改或无意错讹的产物,比如对林黛玉眉眼的描写,便起码有七种不同的文本。因此,探究曹雪芹原稿的真相,特别是探究其散佚文本中的真故事,便更具有了重要性与迫切性。这绝不是要脱离对《红楼梦》思想深度与美学内涵等“红学”“正题”的轨道,去搞“烦琐考证”,恰恰相反,通过严肃的探究,讲述出《红楼梦》的真故事,我们方能准确地深入地理解其思想深度与美学内涵。举例来说,如果以为现在的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里,关于李纨的故事,也就是那么个样子,那么,我们对李纨这个人物的理解,也许便不难简单地定位于“这是一个封建社会中三从四德的礼教的牺牲品”,其实在八十回以后的真故事里,她将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生存状态与性格侧面,她抱着“人生莫受老来贫”的信念,在前八十回中已初露端倪的吝啬虚伪,在贾府大败落的局面中,将演出自私狭隘却也终于人财全空的惨剧。这再一次显示出,在曹雪芹笔下,几乎没有扁平的人物与单向发展的命运。高鹗的续书是否政治阴谋姑且勿论,他将大部分人物命运都平面化单向化地“打发”掉了,甚至于把贾芸这个在贾府遭难宝玉入狱后将仗义探监的人物,歪曲为拐卖巧姐的“奸兄”,诸如此类,难道不应当扫荡烟埃、返本归真吗?

十二岁时翻阅过《红楼梦新证》后,开始模模糊糊地知道,《红楼梦》不仅可以捧读,而且可以探究,但我自己真正写出并发表关于《红楼梦》的文章,却是90年代初,五十岁时候的事了。我写了一些细品《红楼梦》艺术韵味的《红楼边角》,写了几篇人物论(多是以往论家不屑论及或不屑细论的角色,如璜大奶奶、李嬷嬷、秦显家的、赵姨娘等),后来便集中研究关于秦可卿的真故事,被人谑称是从事“红学”中的“新分支”的“秦学”研究;因为我的“正业”是写小说,所以又将“秦学”的探佚心得写成了中篇小说《秦可卿之死

》与《贾元春之死》……万没想到的是,我这个学养差的门外汉所弄出的这些文字,竟引起了周汝昌先生的垂注,他不仅撰文鼓励、指正,通过编辑韩宗燕女士的穿针引线,还约我晤谈,并从此建立了通信关系,与我平等讨论,坦诚切磋,他的批评指正常使我在汗颜中获益匪浅,而他的鼓励导引更使我在盎然的兴致中如虎添翼……

去岁冬日,我有幸参加了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一个读书节目,主题是评议周先生在华艺出版社所出的新著《红楼梦的真故事》。这是一本用通俗的笔法讲述《红楼梦》一书在流传中,所散佚掉以及被歪曲、误读了的那些真故事的书。周先生在节目中说:“我一生研究《红楼梦》,就是为了写出这样一本书!”此言乍出,我颇吃惊。周先生从事“红学”研究半个世纪了,光是专著此前已有十多种,《红楼梦新证》曾得到毛泽东主席青睐,有关曹雪芹的几种传记虽属一家之言多有与其他“红学”家观点颉颃处,但其功力文采是海内外学界和一般读者所普遍赞佩的,其在《红楼梦》版本方面的研究,乃至对可能是大观园原型的恭王府的考据,还有主持编撰《红楼梦辞典》,等等学术活动,怎么到头来却都是为了写出这样一本省却了论证注释,全无“学术面孔”,出之以“通俗评话”衣衫的《红楼梦的真故事》呢?

自那电视节目录制播出以后,我重翻周先生的若干“红学”专著,特别是再细读这本《红楼梦的真故事》,才终于理解了他的“夫子自道”。周先生称,“自1947年起,失足于‘红学’,不能自拔,转头五十载于今,此五十载:风雨如晦,鸡鸣不已;秋肃春温,花明柳暗,所历之境甚丰,而为学之功不立;锋镝犹加,痴情未已”,其实他五十年的“红学”研究,已俨然历练出了如钢的风骨,在胡适、俞平伯、何其芳、吴组湘、吴恩裕、吴世昌等“红学”前辈相继谢世之后,像周先生这样“痴情未已”的“红学”大家实在是所剩不多了,这本看似平易的《红楼梦的真故事》,那些娓娓道出、如溪入江又如江汇海的情节轨迹与人物归宿,其实字字句句段段章章凝聚融通着他半个世纪全部“红学”研究的心得成果,他以举重若轻的方式,既向学界展示了他的“集大成”(凡熟悉他之前学术专著的人士已无需他再一一注明资料论据),也向一般读者普及了他的苦心所获。五十年辛苦不寻常,真故事终能汩汩流淌,这是周先生所攀上的一个峰巅,当然,也是他的又一个起点。

周先生今年该是七十九岁了。他身体不好,眼睛近乎失明,只有一只眼尚能借助高倍放大镜,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书刊报纸,而耳朵也近乎失聪,跟他当面交换意见时往往不得不对着他嚷,但他在“红学”研究中却仍然充满朝气,仍时时发表出惊动学界也引起一般读者注意的独特见解,他那固执己见的劲头,常令与他观点不合者既“窝火”又不得不费力对付;他还常常挺身而出,为民间一些“红学”研究者、爱好者“护航”,表示即使某些研究角度与观点乍听乍看觉得“荒诞不经”,也还是应该允许其存在,可以批驳却不必呵斥禁绝,这种雅量实在是很难得的,这也是我特别佩服、尊重他的一个因素。

在周汝昌前辈从事“红学”研究五十年之际,我感谢他在我十二岁到我五十多岁的人生途程中,以他的“红学”著作,滋润了我亲近《红楼梦》的心灵。我祝贺他有一个以完整的《红楼梦的真故事》为标志的“五十硕果”,并祝他将自己的学术轨迹,延伸到新的高峰,给我们讲述出更多更细的真故事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