拍《我血我情》之心情散文

在10月底飞到上海,才下飞机,就觉得空气冰冰薄薄,台北还像初夏,略一跑动就流汗,上海却不,已经是深秋了。

手上的剧本不曾离开过,读了又读念了又念,我向来觉得自己才华不多,只是比较敏感和愿意尝试,因此可以演戏时,我每每都告诫自己一定要用功,常常朋友问我在做什么,我都答“做功课”,像个小学生,把剧本当课本,战战兢兢地念。

演戏很怪,像一个会上情绪魔术的魔术师,一叫哭就哭叫笑就笑,有时对着空气剑拔弩张,有时深情款款,事后回到屋子再想都好笑,到内地拍电影是第一次,心下也有些紧张,但上影厂将一切招呼好,我也就放心地休息了几天才开始拍摄。

《我血我情》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,我说的有趣并不是指好笑或好玩,而是名值得探讨的部分。一个哑巴的女孩因为党争而嫁到上海,但丈夫却不久后离世,她年纪尚轻又清洁单纯,和丈夫的弟弟年龄相仿,于是两人有了一段朦胧的情感。只是弟弟为替哥哥报仇,一夜不辞而别,再过几年,这家中的长子,也就是她未婚丈夫的大哥央求她嫁他,为感念大哥照顾她的恩情柔义,她便嫁了,却在结婚当天,弟弟又出现,并且为家中带来了敌人的杀机,于是家中陷入了情感、义气和恩怨的漩涡里。

这样的故事,刚看真是惊心动魄,30年代的上海虽然正是开放的前卫都市,但一个哑巴女孩和三个男人纠缠,而且还是三兄弟,想必现在这么开放的叨年代听起来都会咋舌,于是找来导演和制片在饭店讨论,问了一堆道德论的问题。对我来说,演戏最快乐就是“寻找角色”的过程,我常会自问“为什么她这么做”、“为什么她这么选择”,先问一大堆为什么,从很抽象的对待角色,再慢慢惜由找到答案的过程进入角色,这个阶段有时很像一个心理分析医师,在“寻找角色”的过程当中,你可以发现人性的善恶强弱,心中全有同情,会有感动,而这些情绪,身后就是表演吐最好的传达。当然每一部戏和电影的导演都不同语求的也不同,我也试过拍候孝贤导演的《南国再见南国》,完全不做功课,只凭感觉,在现场即兴表演,这样的调整会视情形而定,但真的很有趣,像一个好的香水师,采了千百朵花,最后却只萃取一滴精华,这种经验常常会令我觉得人存在是有意义而且有创造生趣的。

导演一一回答了我的问题,他很年轻,长发技在预测,沉思时会用手指顶着下巴和唇,像是大学里忧心国家的知识青年,当他给了我答案又给我空间自己去发挥后,我就又回到房间里抱着剧本发呆了。

直到有一天我看了一部电影“BreakAWave”,是1997年坎城影展的参展片,也获得了奖,我忽然顿悟,剧中的女主角很爱她丈夫,她丈夫却因为钻油而受了重伤,脑部受创神智混淆,他常会要她的小妻子去和别的男人发生关系,然后讲述给他听,借此刺激他的求生意志。我在看片途中泣不成声,一直骂那个妻子太笨,等到片尾妻子因遇到坏人丧生,丈夫却活了下来,于是审判长问医生:“你要怎么填这个女人的死因?”医生思考了很久说“善良”。对,死因是善良,在英文叫TOOGOOD我们中文会说滥好人,一个滥好人为了要让每个人都快乐她可以牺牲自己,但却反而弄巧成拙越来越糟。对我来说,《我血我情》里的女主角盈盈就是个滥好人,TOOGOOd,善良,当初二哥在党争中救了她;她父母惧亡,于是请她到上海,她回首前程茫茫,眼前的人深情款款,她不忍拒绝,也不会拒绝,从小到大她是家人的掌上明珠,家人在包庇地下党她自己并不知道,直到父母去世,她才惊觉自己只剩一个人了,失去了父母的羽翼遮盖,她来不及摸索就被二哥信誓旦旦地接到上海,她原想这样也好,这就是我的一生了,却没想到三弟晴光年轻好动却不知觉感动了她,她甚至纯良到不曾察觉这样的事有何不妥,盈盈没谈过恋爱,她是个小孩子,只是浸在一种增俄的喜悦里,直到二哥出事,三弟晴光跟着离家,她才惊觉,原来,这可能是爱情,但她情何以堪,这些男人走时不通知她,来时也不通知她,只给她爱却不给有形的呵护,她渐渐的死心,而且成长。

那为什么嫁大哥呢?对这个一向只有阳刚没有阴柔的大宅,盈盈无异带给每一个异性一种美好印象,沾有香气的衣服、麻花大辫,这都是一直只顾兼代父职及一家之长的大哥想都没想过的,他知道他们之间的感情,所以没有表达,但时间一点一点过去,盈盈不再是女孩,他怕岁月回忆都会孩找了她,于是问她“嫁不嫁”?盈盈见?似乎也只能是“嫁吧!哪里也去不了,而眼前的人对她,真是生生世世的重情”。于是嫁给了他,从此不再多思。当我把这些条理一想明白,心情立即大好,相信会是一部好的电影。

在上海拍戏很快乐,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人们待我好得如同手足,吃的喝的从来也不少,知道我想家,也会约我去吃饭听音乐解闷,三个男主角中以饰晴光的黄亚男在对手戏份上较多,年龄又相仿,我们常在片场抬权打发漫长的等待和寒冷,还有摄影组、灯光组的用心,每上镜头都好美,还被吴永林大哥开玩笑说“拍的太漂亮了”。最常在一起的是服装和化妆,一伙人围着小火炉吃瓜子、糖炒栗子好像已经是过年的气氛,这些和我在台湾的经验是大不相同的,我很珍惜。

快拍完的前几天,我因入围1997年金马奖最佳女主角,整个剧组就说是他们带了好运给我要我请吃饭,正好导演也很感谢这次大伙近乎共同创作,一人指挥的配合,就和我一人摊了一半费用请客作东。吃到一半时,周围人开始敬酒,平常不喝的我也因离情依依喝了起来;又被起哄叫唱歌,唱完歌后又和大伙一一拍照,每个工作人员的每一张脸,喝的红彤彤的脸庞,我至今仍一一记在脑海里。

在飞回台北的回程上给剧组打电话,剧组的人还说“飞机不飞了”,要不就说“转一圈又回上海改”。听着他们熟悉的声音,再想下次见面怕又要一段时间,终于感觉离别的不舍,班我来说不论演技,或者人生的路途上,都像多获了一盘珍宝似的,这些滴滴点点的经验及回忆都将深植在我心里,收在我的宝盒中,永远珍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