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节 毛泽东的小老乡

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在浏阳文家市会师。少年胡耀邦和杨勇爬在学校的围墙上听毛泽东的演讲,第一次见到毛泽东。

胡耀邦是湖南省浏阳县时文乡(现在的中和乡)人,从小聪明过人,会读书,在乡里的胡氏族小学读初小,后转到文家市里仁学校读高小。胡耀邦与杨勇是同学但不同班,他们是姨表兄弟。胡耀邦的母亲与杨勇的母亲是姊妹,他俩从小关系密切,经常在一起,后来又追随毛泽东,一同走上了改造中国的道路。胡耀邦的性格较沉静,善思索,杨勇活跃好动,喜好在屋后山头玩占山打仗的游戏,而胡则喜好读书,成绩一直优于杨勇。

胡耀邦还是5岁孩童时,就已显示出他超群的聪慧。

胡耀邦的父亲是普通的农民,只是粗通一点文墨,对于这个第二个出生的男孩,没有给予更多的照顾和培养,3岁就跟着哥哥上山打柴,分担家庭生活的艰辛。可是他不同一般孩子的记忆力,是他一个当私塾先生的堂叔父发现的。他一次注意到这个只有5岁的孩子能准确记忆下书中的生字,并且写出来。堂叔破格将5岁的胡耀邦收进他的“种桃树屋”发蒙(好比今天的学前预备班),并起字号“国光”,一年后,启蒙结束考试时,站起来只有别人肩膀高的胡耀邦却考了全班第一。

因为胡耀邦天资好,6岁就进入了小学读书。从此开始了严格的求学生涯。

胡耀邦10岁从初小毕业,他破格由胡家祠堂保送进了当地最高学府文家市立人高小部,这时正是1925年,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,学校里开设了国文、算术、地理、历史、体育、音乐等课程,这对胡耀邦早早接受革命理论打下了基础。

当时他和他的表兄杨勇都在一个学校读书,积极跟随校长他们参加新文化运动、年仅11岁,胡耀邦就担任了少年先锋队队长和宣传组组长,表现了他天才的组织能力和严格律己的品质。

1927年9月9日,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了,起义部队——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在毛泽东指挥下,由江西抵达浏阳,随后一、二、三团会师文家市,当晚,毛泽东在胡耀邦读书的学校里召开前敌委员会议。在这里毛泽东提出暂时放弃攻打长沙的决定。开始了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。在学校的草坪上,1000多红军战士倾听了毛泽东的演讲,当时只有12岁的胡耀邦和杨勇爬在学校的墙头上,观看了这一有着历史意义的场面。

毛泽东气宇轩昂的演讲给年幼的胡耀邦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,特别当毛泽东讲道“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碎大水缸”时,他仿佛汲取到一种力量。

毛泽东这番讲话为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如果不是他才12岁,红军不带他,那次他差点就跟着红军走了。

1929年冬天,刚满14岁的胡耀邦正式加人了共产党。开始了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。

15岁的他终于成为一名红军战士,尽管大家都叫他红小鬼。而他学涯时的“国光”名,渐渐被人们淡忘。

长征时期,胡耀邦在筹粮中的突出表现上报到中央,红军到达陕北后,毛泽东表扬了胡耀邦,第一次认识胡耀邦。

胡耀邦在浏阳县中学只读了一年、1930年红三军团攻打长沙,黄公略率红军占领了浏阳城,学校停学。学生各自回家。胡耀邦与一个同学赶到正在被红军攻打的长沙,被一位堂叔碰见,这位堂叔见长沙战况紧张,第二天就把胡耀邦送回了浏阳。这是1930年夏天,浏阳的文乡是红军的根据地,乡里成立了

苏维埃政府。当时农村的中学生很少,胡耀邦有文化,苏维埃政府要他负责儿童团,他表现出很好的组织才能和演讲能力,受到了人们的重视。乡苏堆埃召开的大会,由于乡干部的文化水平低,很多时候便由胡来讲话,他喜欢演讲,也讲得有声有色,感染力强。

随着局面的展开,中共湘东特委急需干部,就在特委所属的浏阳、茶陵等十一县选拔,由乡苏维埃政府选送。初露头角的胡耀邦被选派去湘东特委工作。途中几经波折。第一次他一人单行,走到江西芦溪一条河边,遭敌设防拦截而返回。第二次由特委派人护送才到达目的地。在湘东特委,胡耀邦从事少共工作,当过少共书记。湘东特委撤消后成立湘赣省,胡仍是负责少共工作,直到中央苏区以及长征中的中央纵队。

长征经过四川、贵州时,红军部队严重缺粮,派人四处筹粮。胡耀邦是所在部队筹粮的负责人,他待人热情,会讲话,会作群众工作,所在的团往往筹粮很多。在贵州一个彝族部落,胡耀邦想向部落头领筹集一些粮食,头领声称没有粮,胡在与头领谈话时,发现他的眼睛老盯着一个方向,便估计肯定有粮食,而且就藏在他盯着的地方。胡耀邦反复耐心地与头领作工作,终于为部队筹到了一大批粮食。

粮食是部队长征中生死相关的大事。胡耀邦在筹粮中的突出表现上报到中央,毛泽东知道此事后非常高兴。红军到达陕北后,在瓦窑堡的总结大会上,毛泽东表扬了胡耀邦,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认识胡耀邦。

“要读马、恩、列、斯的全集,要读四书五经,要读完古今的文学名著,要读完二十四史。20多岁的干部照这个方向去努力,到了40岁左右,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。”

胡耀邦出身于贫寒的农家,初中还没念完,14岁就参加了红军。前半生戎马倥偬,他善于自修,酷爱读书。他在马背上、战壕

里,在枪炮声中,也能手不释卷。1937年9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时,曾表扬他能刻苦读书。他读书时遇到古典诗文、名人名言等佳作警句,常要强记、背诵一番。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,他几乎能把全文背下来。

胡耀邦读书的范围很宽,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到四书五经,《资治通鉴》,从中外古今名著到伯恩斯坦、希特勒、苏加诺的书,以至一些科学技术知识的小册子,都在他的阅读之列。有一次,他用三天的时间,读完了尼赫鲁的巨著《印度的发现》,兴奋地对客人说:“尼赫鲁这个人了不起,年轻时期就很有事业心。”

有一次胡耀邦说:“要读马、思、列、斯的全集,要读四书五经,要读完古今的文学名著,要读完二十四史。这些书一共有5000万字,即使一个人一天能读1万字,要读完这些书,至少也得要14年。20多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,到了40岁左右,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。”

1937年5月,胡耀邦到延安抗大学习,并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、瓦窑堡一大队政委。1939年,他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、部长,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,并为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,胡耀邦于1946年1月到冀热辽军区工作,任代理政治部主任,7月任晋察冀四纵队政委。1947年8月,任晋察冀第三纵队政委。他先后参加领导了大同、张家口、石家庄等战役。1948年8月,他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,参加领导太原、宝鸡等战役。1949年冬,他率部参加解放西南的进军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,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、行署主任、军区政委,他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,剿匪反霸,安定社会秩序,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。1952年后,任团中央书记、第一书记。1962年,他带职下放,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。1964年底,他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、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。

1988年12月,胡耀邦在长沙深居简出,回忆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,回忆毛泽东对他的教育和培养。

1988年12月,湖南长沙九所,室外北风呼呼,大雪纷飞,松柏迎风斗雪,依然挺立。

室内温暖如春,繁花盛开。胡耀邦兴致勃勃回到家乡湖南,居住在九所一号楼。也许是家乡的山,家乡的水,故乡的情给了他喜悦和宽心,婉留住这位伟人一住就是二个多月。

两个来月,知道的人不太多。他经常约请一些老战友、老同志谈心。特别约请了和他三十年代、四十年代一起在延安工作过的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第甫、袁学之、穰明德等人亲切交谈。他回忆在延安战斗生活的岁月,两眼闪灼着光芒。他说:人生过得真快,一晃眼过去了七十多年。回顾自己的过去也是广种乐趣,有些事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。他向老同志恳切地谈了自己对毛泽东的崇敬心情。他说,我永远不能忘记毛泽东对我的教育和培养。在延安,我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。毛泽东当时平易近人,倾听群众意见的精神令人叹服。有一次,毛主席到延安抗大召开一次座谈会。开会时,毛主席问:抗大的党支部书记参加了座谈会么?主持人回答,没有通知。毛主席立即布置说,快找几个支书来,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。会上,我提出办好教育的三点意见,毛主席很赞赏,并采纳我的意见。毛主席说,应该发挥党支部的模范作用,抗大有几个支部,可以成立党总支,总支书记可以从在座的支书中推选。仕总支书记,学要有一定的党总支书记,又担任抗大政治部主任。我当时25岁,还当上了十八集团军留守部组织部长。解放时,毛主席又把我从香港调到北京做

青年工作,以后,我又当上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。他感慨地说,我的成长是党和毛主席培养的。推翻旧中国,建设新中国,毛主席丰功盖世,万古长存。只是毛主席到了73岁时,发动了“文化大革命”……。

胡耀邦一向待人诚恳,胸无城府。他对前去看望他的作家张扬说:“我可以不做事,但我还要做人。”

1988年12月底,曾经饱经风霜的小说《第二次握手》的作者张扬,从北京寓所回到长沙,听说胡耀邦已在湖南两三个月,正住在省委“九所”,离文联只有几分钟路。多少年来,他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得知胡耀邦就近在咫尺,想起他为自己平反所做出的努力,张扬不禁怦然心动。

12月30日深夜,他给他的恩人写了一封短信,请胡耀邦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告知他,是否收到了早先寄给胡耀邦的作品《金箔》一书;如果没有收到,他还可以就近送上一套。信的结尾写道:“明年1月18日,是我平反出狱十周年。随着这个日子的临近,我越来越多地想起许多往事,在这十年中,许多原来坚不可推的东西在我心目中崩溃了,有一个东西却不曾崩溃,那就是坚信历史是公正而无情的。”

1989年1月4日下午,张扬托人将这封信送进了“九所”。5日上午,便从“九所”打来电话,但张扬不在;夜里又来了电话,约6日下午去“九所”。

1月6日下午,张扬如约来到“九所”六号楼一间大厅,听说胡耀邦正在做治疗,他就在呈环状摆列的多张单人沙发中随便挑一张坐下,闭目小憩,女服务员为他沏来茶。两三分钟后,一个声音传来;“是张扬同志吧?”

张扬睁开眼,站了起来。胡耀邦微笑着走了过去。胡耀邦的衣着极普通,他端着一个原先装豆瓣酱之类的圆口方体玻璃瓶,似乎那就是他的茶杯,里面有半杯淡茶。

“听说您病了?”张扬关切地问。

“感冒了……”胡耀邦回答得很轻松。

胡耀邦刚坐下便开始抽烟,张扬劝他戒烟。彼此谈得亲切、随便,好像他们是经常会面的老朋友,只是在长沙又相聚了。

但终究是第一次会面。所以张扬出于一个作家的本能,一面交谈,一面观察着胡耀邦。

他觉得胡耀邦的耳垂很长,三分之二以上的头发仍是黑的,面部皱纹不深重,更没有老年斑。他记忆力强,反应敏捷,口齿清楚,思想活跃,待人诚恳,胸无城府。同时,张扬也注意到,此刻胡耀邦的笑容似乎有两种,一种是自然的,礼仪性的;一种是勉强的,惨淡的。他形容樵悴,表情抑郁,时而流露出沉思甚至迷惘的神态。

胡耀邦告诉张扬,收到了他的《金箔》,还收到了王蒙、魏巍、朱仲丽等人的书。当听到社会风气败坏和作家生活的困难时,他表情沉重,久久沉默。谈起他的同乡战友和“恩人”杨勇时,他无法抑制欣慰和缅怀之情……

在谈话临近结束时,胡耀邦凝视着前方,平稳而轻声说:“我可以不做事,但是我还要做人。”他送张扬到大厅门口。

“再见了,耀邦同志!希望你多多保重!”张扬向胡耀邦伸出了右乎。一字一顿地说:

“请您相信:人民是爱您的!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