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序

1990年,我写过一篇短文:《今天我要离开贵州》。文章里除却表达了我对贵州山乡的感情,还流露出回归上海时忐忑不安的心情。

是的,对于故乡上海,我不能说是陌生的,毕竟我在上海的弄堂里,整整生活了19年;以后由于探亲、改稿、开会,时不时地也有机会回来,对于上海面貌的逐渐改变,多少也是晓得的。但我又不能说对上海十分熟悉,因为我终究有整整21年的时间,生活在贵州,那儿离上海都市里的一切,是那么的遥远。

而创作最需要的,偏偏又是切身的感受。如果没有这种对于生活,对于人,对于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,诸如弄堂、公寓、大楼、小院、单位、马路、城市的感受,对于人际关系、人物命运、社会风云的感受,文学创作是无法进行的。

一晃十几年过去了,我感受着上海这座大都市里的一切,而且情不自禁地会把上海这座城市里感受到的人和事,拿来和遥远的贵州作比较。于是我经常用两副目光来看待上海和贵州。一些同行遇见我,经常问,在你的散文随笔中,怎么总会提到贵州?一些读者对我说,你有一种贵州情结。一些老同志见了我,会指着我说,我们从你的文章中,看出你对贵州的感情。是啊,我生命中长长的一段岁月,是在贵州山乡里度过的。上海和贵州,这是我生命的两极,即使在回归上海十几年以后,也抹不去。故而我把从1999年到2003年期间写下的散文随笔集,就取名为《我生命的两极》。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抹不去的痕迹和烙印,在这五年时间里,我写下的五部中篇小说,尽管写到省城,写到上海,写到香格里拉,字里行间却还留有两副目光透出的视角。就是以写上海为主的长篇小说《华都》,其间有一组主要人物的命运,还是在偏远山乡的村寨上展开的。也许,对于我来说,这已是摆脱不了的一缕情思了。

人类跨越千禧年的时候,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,人的一生中,要同时跨越百年和千年的门槛,是难逢难遇的一件有意味的事情。况且跨越千禧龙年的时候,正是中华民族蓬蓬勃勃的盛世之年。故而我把汇集了长篇小说、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的这一套书,题名为“叶辛新世纪文萃”,献给始终关注着我的读者朋友们。

愿生活继续赐我以灵感和时间,愿在今后的日子里,我还能给读者朋友们奉献出新作。

谢谢!

叶辛

2004年1月18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