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乡纪事 第四节

我飞跑着,任凭雨点打在我的脸上,任凭雨水浇在我的身上。我心头的那股火,需要冰冷的水来浇灭。

麻石铺的街道凹凸不平,低洼地上的积水被我的脚踏得往四处飞溅。迎面走来一个打伞的路人,疾速地往一边让着,嘴里冲我不满地咕哝着:“你胀憨了……”

我刚放慢了点步子,一个灵巧的身影闪到我的跟前,用塑料伞挡住了我的去路:

“庄颜,你跑到哪儿去?”

我一愣怔,站在路中间,眼瞪瞪地望着身前的毕雪萌,她偏着脑壳,清朗晶亮的眸子里闪着疑惑的光,抿了抿嘴,又问我:“没找到舒吟吗?”

“找过了……”天知道我的嗓子陡然间怎会变得如此嘶哑,好像拼命嚷叫了一整天似的。

“出什么事了?瞧你的脸色……”

“没……没啥。”我极力掩饰着自己的不安,连连摇头否认。

“去我那儿坐坐吧,雨大,你又没带伞。”毕雪萌建议着,用眼睛征询地望着我。

我默默地点着头,随在她身后,拐进了百货商店左侧的一条窄弄。

毕雪萌的宿舍就在百货商店楼上,过去我和舒吟、冯士敏也都来过。蛇场坪虽是条乡场上的小街,但街上的干部和职工,差不多都有家有口,偌大的商店二楼,只住着几个女同志,每人一个房间。毕雪萌的单身宿舍在临街的拐角,屋内宽敞、整洁、单调,地板拖得干干净净。除了一张单人床、一只三抽桌、两把椅子以外,什么陈设也没有,所有的日常用具,脸盆、热水瓶、肥皂盒、锅儿、瓶瓶罐罐,都一溜儿挨墙放着。进门的时候,我看到她煮饭的铁炉子,就架在走廊里临窗的角角上。

我在她屋里的椅子上坐下,手托着太阳穴,一声也不吭,太阳穴边上的一条筋脉,在那里“别剥别剥”地跳着,我手上也感觉得到。

“看你那烦恼的样子。喂,你吃晚饭了吗?”毕雪萌留神地注视着我问。

光顾着生闷气,哪里还想到吃晚饭,她这一问,倒提醒了我,我情不自禁摇了摇头。

“你坐坐,我下面给你吃。”毕雪萌说着,走出屋去。

这时候我才醒悟过来,我在舒吟那里坐了半个多小时,她始终都没提到吃晚饭。这是我和她相恋以来,头一次没受到她的邀请在她那儿吃饭。

只一忽儿工夫,毕雪萌就给我端来一大碗葱花面条,我还是当知青时的老脾气,走到哪儿吃到哪儿,不讲客气,撩起面条,就往嘴里扒拉。

“你和舒吟吵嘴了吧?”毕雪萌随口问我,走到临街的窗户边,两眼朝外望着,像是在看雨下得大呢还是小呢。

“嗯。”我应了一声,一边咀嚼面条,一边断断续续地告诉她,“为了一个学生,钥匙寨上的学生。她只记着这学生出身地主,就一味地戴起有色眼镜瞧人家。说人家思想反动、表现不好。她哪里知道,当初为教育这个学生,为帮助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,为他也能健康成长。我曾耗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……”

不知怎么搞的,不知不觉间,我给毕雪萌讲起了房敬贫。这个孩子的出世,就是他灾难的开始。他的祖父,是钥匙寨上的大地主,公社化那年已经死了。他的父亲房思贵,一九四九年解放的时候,刚好十九岁,在省城的高中毕业之后,老地主因为大儿子房思荣念了大学就远走高飞,一定要把小儿子留在身边,接他的班。为此,再不同意房思贵进大学。房思贵没有经济支配权,只得遵从父命,于一九四八年暑期回到钥匙寨上,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。老地主为了稳住他的心,在一九四九年春天,给他娶了个十七岁的贫家姑娘为妻。解放以后,土改工作队根据党的政策,在划分阶级成分的时候,给房思贵定的是:家庭出身地主,本人成分学生,工作队领导还对他说,只要他热爱劳动,奉公守法,党会把他和自食其力的普通农民一样对待的。房思贵没被押上台斗争,没被定为地主,相反同样也分到一份老地主的产业,心里觉得,共产党明察秋毫,自己是该和大伙儿一样,用劳动来养活全家。从此后,他便开始了下田土的生活。几年以后,样样农活他都摸得,并且还能编出一手好篾箩、提篮。他念过书,有点文化,脑瓜子也灵,潮湿背阴的山坡口上出产名贵的天麻,一般的农民靠碰运气,撞上了,挖出来卖点钱。他却经过琢磨、分析,会认天麻。每年四五月间,雨季开始,只要一得闲,他就往山岭里钻,专门寻找开花、冒叶的天麻。在这多雾多雨的时节,生长在地底下的天麻最易长叶开花了。找到了天麻的所在,他并不马上挖出来,而是做上记号,让天麻在地底下尽情发育,长得饱满丰实。直要到了冬腊月间,他才背上背篼,带上一把挖锄,去把他认定了的天麻挖回来。说来也怪,他挖回来的天麻,不但个个饱满丰实,块茎齐全,而且数量多,满满一背篼,足有几十斤重。拿到场上去卖,收入是很可观的。年年在天麻上有一笔收入,经常编出些牢实坚韧的篾箩、提篮、筲箕去卖,又能得些收入,房思贵几年间就翻盖了土改分给他的三间茅屋,先把它由泥墙变为砖墙,再把它由茅草顶变为瓦顶,最后还搭了一间偏梢屋作为灶房。在社会主义社会里,依靠自己的双手,房思贵的日子一天天过得好起来。

钥匙寨上的寨邻乡亲,都晓得他这些钱来得明,历次运动也没人找他的麻烦。一九六六年,“文化革命”紧跟着还没结束的“四清”搞起来了,钥匙寨上来了工作队,队长就是现在的公社副书记范信义。范信义在到工作队之前是供销社的支部书记,到了钥匙寨,全面负责这一片几个大队的工作,权更大了。他一来,就给房思贵抄家封屋,勒令他二十四小时内搬到指定的破茅屋居住。他说房思贵是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”,是“典型的自发势力”,是“剥削狂”。有人说房思贵的本人成分是学生,他眼珠子一瞪道:“什么学生?房思贵是道道地地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,他解放前就过剥削生活,解放后走资本主义道,给他重新戴上地主分子帽子!”

工作队长一句话,房思贵“漏网地主”的帽子就给扣上了。那一年,房敬贫刚刚两岁。从那以后,运动年年有,批斗会年年开,钥匙寨上的“死老虎”是房思贵,“活靶子”也是房思贵,即便批斗对象是其他人,也要把他拖去,作为“社会基础”,狠斗猛批一番。至于平时的义务工、脏活、累活、不支工分的活,派到他头上的就更多了。同寨上那些不懂事的娃崽,还常随意地捡起泥巴、石头片子朝他头上扔,兴起了还往他身上吐口水,叫他低头、勾腰、跪在地上走路……

房敬贫从小就是在这么一种气氛中长大的。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,他的个性自然变得孤僻、懦弱,胆小怕事。我初初教他的时候,他的那双眼睛特别令我心惊。这双眼睛总是恐惧地盯着我手上的教鞭,即使我把这根教鞭放在讲台上。不用它指黑板上的字,他也盯着它。每当我为了集中全班的注意力,抓起教鞭“嘭嘭”敲打黑板的时候,这双眼睛尤其可怖,还露出哀怜的泪光。仿佛这根教鞭,随时有可能落到他的头上一样。后来我才知道,我的那几个同事,那几位钥匙寨干部的亲属,在教他的时候,不管为了啥原因恼怒起来,总要拿他开刀,以表示教师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。罚站壁角,有他;罚打手心,有他;罚留在办公室抄一百遍生字,也有他。那根教鞭呢,有事没事,也会落在他的头上,以显示教师的权威。是的,很多人都奇怪我上课不使用教鞭,我不使用教鞭,就是从教房敬贫开始的。我不忍心看他那双眼睛,我不希望他时时担心我的教鞭落在他的头上。

最使我震惊的,是这么一件事。我刚接房敬贫他们这个班的时候,调整了一下学生们的座位。我发现他个子矮小,却坐在最后那一排的角落里。我根据个子矮的同学坐前边的原则,请他坐到第一排来。可他缩在那个角落里,怎么也不愿意,那双布满疑云的眼睛惶惶地瞪着我,我催得急了,他哀求般地说:“庄老师,我坐这儿好,让大家坐前面,我坐这儿好,我能听见……”

“可你看不见啊!”我笑着说。

“不怕,能听见就好了……”

我的心头一阵酸辛,啊,这个孩子,他太自卑了。

教过了一两个月,我就发现,这孩子不但自卑,沉默寡言,老是用疑惧的目光瞅着人,他还有些自暴自弃。他经常地无故缺课,不交作业,即使交上来的作业,做得也很潦草。可我同时还发现,他成绩虽差,可有时候,方格本的字又写得特别好,我教的应用题,他也能做对。这就是说,他不是写不好字,不是不懂算术法则,而是他没有用心。为此,我找他谈过话,可每次谈话,他都勾垂着脑壳,眼睑微垂,一句话也不说。不论我怎样费尽口舌,他都不回答,不吭气。

对他的教育,我差不多已经失望了。我在心里说,我已经对他尽了自己的责任,他实在不听,我也没法。强扭的瓜不甜,硬灌下去的知识,他不一定能接受,算了吧。

正在这时候,一件事改变了我们的关系。那天,是冰凌遍地的冬天里难得的一个晴朗的日子,学生们都在操场上玩耍,我和一帮小姑娘在跳绳,欢声笑语不时地在空气中飘散。陡地,我一眼看到,钥匙寨大队主任的儿子,那个十六岁了还在五年级班上的老留级生,猛地扑向房敬贫,粗暴地从他手中夺过篮球,高高举起,朝着房敬贫的脑壳,狠狠地砸下去。房敬贫惊骇地往一旁避去,脸扭歪了,眼睛惊恐地瞪得老大,老留级生砸了篮球,还不解气,抡起拳头,捶了房敬贫两拳,又飞起一脚,踢在房敬贫屁股上,把他踢了个嘴啃地。引得围观的学生们一阵惊呼锐叫,但也有几个人在嘻嘻地笑。老留级生似还不解气,正要就势骑到房敬贫身上去,我已忍无可忍,用从未有过的声气,大喝了一声:“站住!”

天理良心,在看到老留级生举起篮球狠砸房敬贫那一眨眼间,对于要不要上去干涉,我是有过那么几秒钟的犹豫的。要知道他的父亲是大队主任,是我的顶头上司。虽然小学校已经转成公办,受蛇场坪教区管,但因学校地处乡间,学生又都是钥匙寨大队团转的娃崽,一切方便都要依靠大队提供。但看到留级生的凶相,房敬贫的可怜相,我再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我冲了过去,从地上抓起篮球,照着留级生对付房敬贫的样子,举起来,朝着留级生的臀部,用尽全身力气砸了下去。

留级生双手抱着挨了砸的屁股,“哇”一声哭了。大大小小的男女学生们惶惶然瞪着我,房敬贫缩在角落里,怕得瑟瑟发抖。

我用愤怒得发抖的嗓门厉声问道:“痛不痛?你哭什么?我问你痛不痛?我叫你也知道一下打人的滋味!”

满是喧哗笑闹声的操场变得清风鸦静,只有留级生嘤嘤地哭着,玩耍着的孩子们全站定下来,连办公室里那几个教师,也闻声站到台阶上来望着我。

我说过,我是糊里糊涂当上教师的。我没有进过师范学校,我没有去进修过,说到底,我只是一个知识青年。一个知识青年的忍耐性是有限度的,其实,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修养也是有限的。从道理上来说,打学生是错误的,但在此时此刻,我这错误却避免不了。就像我们想象中的一些干部,他们理该十全十美地成为老百姓的表率,可他们也避免不了犯错误一样。

“哎哟,你要死了,打人噢……”

听到这儿的时候,毕雪萌从窗户边转过半边脸来,轻轻地插进了一句。从她清明水亮的眼神里,我看得出,她听得非常入神。

“是的,我回敬了留级生。”我点头承认,我为什么不敢承认呢。我甚至还能找出前科呢,我家里有一部《教育诗》,我记得,既是教育家、又是文学家的马卡连柯还打过一回学生呢。当时,我真是气极了。朝着留级生吼完,我又转过身来,放大声音对惊慌失措地缩在墙角的房敬贫喊着:“你怕什么?你是人,你给我站起来!看看以后还有哪个敢打人……”

不管这件事后来惹出了多少麻烦,引起了一些什么议论,我都无所谓。就是在这件事发生以后,房敬贫变了,他上课时听得那么专心,老是用一双信赖的眼睛瞧着我,在我板书的时候,他悄悄从最后那个角落里的座位上踮起脚跟,细辨黑板上的每一个字。他的作业本变得异常的整洁干净,字体工整,演算正确,红勾勾和“优良”分数显著地多了。

我的估计没有错,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,在心灵深处,我开始慢慢地喜欢他了。这年寒假,为了连夜赶送一个从雪坡上摔下来的孩子到公社卫生院,我受了寒,孤零零地躺在屋子里,忍受着高热、寂寞的疾痛引起的不适,房敬贫总是和几个学生一起,来给我的暖瓶灌满开水,还用小臼子,舂溶泡酥了的黄豆,滤鲜豆浆给我喝。我给房敬贫写下了弗兰西斯·培根的一句名言:知识就是力量。我还给孩子们讲到山乡的贫困、落后,而要改变这贫困落后的面貌,就需要知识,需要整整一代有文化的劳动者。总之,我的用心没有白费,房敬贫的学习突飞猛进,他劳动踏实、寡言少语,尊师守纪,成了我班上一个突出的好学生。他还是那么孤僻,那么自卑,不过他逐渐地变得深沉了,他除了学好功课,还向我借书看,什么样的书都借,一直到进入中学,他也没改变这个习惯。我的书虽然不少,但也有限,这些年里,他不知还从其他什么渠道,借来了一些书读。书读得多,自然促使他想得多,想得多必然成熟得快,必然会向老师提出一些问题。这又有啥错处呢?

就是这样一个学生,舒吟不答应给他报考高中,甚至对他嗤之以鼻。这怎不叫我气恼、愤然、不解呢!

碗里的葱花面不知什么时候吃完了,除了半中间用典型的上海姑娘那种语气插过一回话以外,毕雪萌自始至终站在窗户边,两眼眨巴眨巴地望着窗外,静听着我的陈述。讲完以后,我才发觉自己有点唐突,也不管对方爱听不爱听,更不知她会怎么评价。是支持我呢,还是说舒吟对。我仰起脸来,急切期待地等着她开腔。

毕雪萌还是在窗边没动,只是微侧过她那张轮廓鲜明的脸,轻柔地说:

“看得出,你的心很好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