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、终身误

过了几天,母亲想宋文卿快要讨回音了,心中更加不安起来。

第一个念头是回掉他:“我的二女儿年纪还小哩,要好好的念书。”她以为现在的女孩子只要能够自立,就是永远不嫁人也行,省得将来受男人的气。

但是,付不起学费又怎么办呢?姊姊快要高中毕业了,去考大学要用资,即使真的考进了国立首都大学,顶顶便宜的学费也要十元,宿费六元,书籍费预缴五元,而且吃饭零用钱都是归自己出的,她不敢再想下去。她连一个女儿的用度都凑付不来,又怎能兼顾到第二个呢?然而我还只有高中毕业,还只有十五岁,既不嫁人又不能让我继续读书,则将来又那里来的自立本领呢?想到这里母亲的心便冻结住了,她叹息,流泪,一个人想来想去实在没有办法。我虽佯装不晓,仍自预备日常功课,但是心里也郁郁不乐。

姊姊似乎也关心这件事,但是她不便开口,因为承德不选择她而要我,这于她是顶伤自尊心的。她就想劝阻,也为了要避嫌,不好说出来,所以她始终默默无所表示。

结果宋文卿的媒人终于做成功了,他们在讨论如何举行仪式。先是由宋文卿拿了一张大红单子来,上面开明礼品各项,如龙凤金团若干,喜饼若干,酒几罐之类。另外尚有小首饰两件,花缎衣料四件,都由鸣斋先生主张折现,说是此款可以存放在他的钱庄里,加厚利息,以备二小姐不时之需。母亲听了这些话连耳根都羞红了,她仿佛在接受人家的慈善赐予,所谓不时之需,还不是指我的求学费用而言吗?她恨!她恨我的爸爸不该荒唐而早死,结果不但没有替她留下些钱来,连他身后的衣裳棺板费都是从她平日辛苦积蓄里挖出来的。她后悔以前不该变卖首饰帮助丈夫读书,如今却落得连女儿的求学都要靠别人来帮助了。想到这里她不禁隐隐欲涕,那个宋文卿误会了,以为她在担心读书钱不够,便又赔笑安慰她道:“蒋太太你可不用忧愁,我们老板是顶慷慨的,他既然看重二小姐,一定要栽培她,将来我可以劝他早些发聘,聘金加重些,你家二小姐不是就可以读到大学毕业了吗?这些过允的小礼是不算什么的,今天且同你说定了,我就去回话,让我们老板可以早些择定日子把钱送过来……”

母亲红着眼圈赶紧分辨说:“不,不是的,宋先生。”她仿佛觉得自己在出卖女儿,廉价出卖年轻的女儿,那张红纸的礼单便是赃证。于是她连瞧都不愿再瞧,把它趋紧塞回宋文卿的手中说:“就这样好,由你来先生主张好了,你们老板决定的事总不会错的。”宋文卿知道大功告成,这才笑嘻嘻的回去复命。

啊!我不能说出我心里是感到何等侮辱!我恨宋文卿那种貌作恭敬,暗中却在冷笑瞧我了不起的样子,他口口声声说:“钱!钱!读书!读书!”钱可是他拿出来的吗?而且我也恨鸣斋先生的假仁假义,这些小礼依当时规矩本来是应该给的,我们是否用它来做学费或买衣料饰物那是我们的自由,但他却将我们应得之款作了两次人情,算是他的额外恩赐,好精明的算盘!虽然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,我不懂得那些生意门槛,但是我却知道这是屈辱,一种难堪屈辱!

订婚的日子终于到了,前几天母亲已经忙着张罗这样,张罗那样的,把屋子内外统统收拾干净,她又舍不得雇人相帮,只是把自己双手弄得嵌满灰尘,额上汗如雨下,我们看着实在过意不去,姊姊已经三番四次对她说:“妈妈你歇一会吧,我来帮你擦窗子。”母亲不做声,看了她一眼,心里似乎还不大愿意。但是她毕竟筋疲力尽的支持不下去了,只好把抹布洗干净交给姊姊去试做,不料当姊姊指到第二块玻璃时,她又从姊姊的手里把抹布夺回去了,再洗干净自己去擦。而且把姊姊刚擦好的两块统统又重新擦过。我在旁边看着她们,心里很不安,但却也不好启齿说什么,因为现在她们所忙的乃是为着我的喜事,我不便阻止,自然更不能参加去做的。

黄家送过来的喜饼金团之类都是顶上品的,母亲觉得很光荣,在寥寥无几的贺客之前。其实他们商人办发是项精明的,出八元钱可以买到比我们出十元钱还好的货色。而且他们店里伙计多,鸣斋先生要差那个便差那个出去,大家都想巴结老板,那里还敢不竭尽心力?即使鸣斋先生有想不到的地方,他们也都献殷勤给他想周到了,只有我母亲却是件件都要自己做的,她的身体又不好,脑筋又不灵,买了这样又忘记买那样,走进走出忙个不了,走路又舍不得花车钱,最后为了要购一盆万年青,不知费掉多少气力。在拮据的经济状况下赶办喜事,她把她预备将来自己人殓用的两颗鞋头球也售出去了,攀上一门富亲不但没有沾着一分光,而且相反地为了要配合他们送来的东西,我们不得不勉强凑齐可观的回礼之物,母亲知道商人的眼光厉害,顶会估斤较两的,我将来要到他家去做媳妇,与他们共同度过一生,母亲不能不替我撑些场面。

却说那天宋文卿押着八个朱红描金漆的大扛箱进来,上面绒花球插得满天星似的,沿途看热闹的人无不啧啧称羡。母亲的脸上也不免露出些笑容来,虽然这几天以来她的精神已撑不住了,但是她还是起劲地笑着,笑得几乎连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

所谓折首饰衣料的几百元钱,乃是元泰钱庄打出来的一张在票,用大红纸袋封着,宋文卿当面把纸封拆开来给母亲看过,母亲不好意思地把它拿进来,开了橱几把这郑重地放进抽屉里,然后又把橱门锁上了。锁好以后她还不放心,又把橱门试拉一下,门当然拉不开,她知道的确是锁牢的,这才放心出去了。这些钱她隔着几天又把它放过元泰钱庄,博取较厚的利息,由鸣斋先生给与存折一扣为凭。她不愿多到元泰钱庄去,给人家指指点点说是小开的丈母娘来了,因此她就始终未曾去拿过钱,这样存折后来就给我做妆立了,鸣斋先生也许早就料到这一着,所以才有这个提议的吧?可怜我们孤儿寡妇打不过他的算盘,想弄些保障仍旧是得不到。

结果我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却意外地领到了贫寒子弟补助金,而且为了这个,填调查表啦,找铺保啦,忙得不亦乐乎。我的姊姊在首都大学念书,下学期也有免学费希望。只有承德因为毕业考试不及格,留级一年,仍在本校高中三年级读书。他对于我领补助金的事似乎感到很不满意,以为这“贫寒”两字加到他未婚妻的头上是不光荣的,幸而鸣斋先生给解释开了,钱总归是钱,只要学校肯补助,贫寒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呢?

不久,九一八事变发生了,于是男的组织学生军,女的组织救护队,整个的学校便自成立了一营,由军事训练教官担任营长,女体育教师担任救护队长。救护队里缺乏药品,绷带,扛人床之类,便由学生发动募捐,因为承德有这种能力,他就渐为学校方面所看重起来。

学生不论男女都穿上灰色的军装,灰色的帽。承德对于这点最不肯守规则,每天集合早操的时候,常发现他一个人还是穿着浅灰色西装,仍旧带上条花绸领带,这在五六百人的队伍里是很触目的,我深以为耻,但他自己却洋洋得意,军训教官曾告诫过他几次,到后来他总算勉强把灰布上装穿起来了,口袋上还插着几支派克钢笔之类,裤子仍旧穿咖啡色或常青色的,以表示与众不同。教官问起他时,他回答说是昨天操练时在场上沾着泥土了,现在交给洗染店在烫洗中,所以只好先穿这个,教官因学校在募捐筹款时常需他老子帮忙,也就不再多说了。

最后,他终于也背上三角皮带了,嘻皮笑脸的强要女同学们向他敬礼。

“小眉,瞧你的Fiance多坏!”一个女同学对我说。

“啊!是黄承德吗?他昨天把枪口对着我,说是要瞄准我的……确的……”另一个也接口上来,大概承德所要瞄准的是她不好意思说出来的部分,所以她的面孔倏地涨红了。

我听了垂头无语,心中像有无数利刃在猛戳着。从此我再也不多同别的女同学们谈话,只自埋首编辑《救国周刊》,因为我是学生会里的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,所以负责担任这项工作。

不久学校方面又发起救国募捐。承德有一次在路上遇见我,责难似的向我说道:“小眉,你怎么连一些慰劳品也不肯拿出来呀?我们全校同学若都像你这样的,成绩比赛起来不是要大大落后了吗?亏得我替他们撑撑场面,我已经……”不待他说完,我便冷笑一声答道:“我知道你已捐出许多钱,但是我们穷,我们只好对国家贡献我们的劳力。”承德急急分辩道:“谁又叫你自家挖腰包呢?你不好向亲戚朋友家里去募捐的吗?”我掉头径走不再理会他,心想:“你家便是我的亲戚,那么就请你多多替我们捐出些钱来吧。”

母亲似乎也料想到这种情形,有一天,她郑重地拿出四元钱来交给我说:“小眉,听说你们学校里大家都在募捐,我想把这四块钱去捐给他们了吧。”我摇头道:“不要的,妈,爱国并不一定要捐钱,我们出力宣传也可以的。”母亲说:“我也不是完全为了爱国才如此,我是恐怕你没有钱拿出去给他们,怪难为情的。何况承德也与你同校,他一定捐得很多了吧。”

但是我始终不肯拿去,后来募捐结束、自捐或经募得多的人,学校把他们的姓名公布出来,承德因此还得了一张奖状,我心中不禁暗暗为自己叫屈不置(止)。

“这是不公平的,”我心里想:“有钱的人要什么便有什么。承德不过由他父亲代捐出一些款,奖状便到手了,这算是奖他有爱国的热忱呢?还是奖他有一个有钱的爸爸?”

然而到了第二年的春天,《救国周刊》也停办了,捐款也多为随便的了,人心的热度由被迫而至于自动的冷下去了。我白忙了几个月,什么也没有得到,只好珍重地藏着自己所费的心血——出了不多期的《救国周刊》。承德也并不后悔拿出钱,因为他对于钱本来是无所谓的,他只夸耀自己的奖状。唯一使他不快的便是学校方面把功课加重了,教育部还公布要举行会考,这可对于热心爱国运动的学生加了个一大打击,他们恨学校出尔反尔,当初叫他们“读书不忘救国”,如今又要他们“救国不忘读书了”,害得他们白白宣传演讲了几个月!承德留过一次级,这回不得不格外用功些,会考总算给他敷衍过去了。

我们的婚期便选在同年七月举行,因为承德已考取了上海沪明大学的政治系,鸣斋先生知道上海这地方多的是妖妖娆娆的女人,怕儿子要着迷,所以又改变主张要提早娶媳妇了。那时候我才十六岁,他也不过是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哩。

起初我自然是哭吵着不依,但是母亲说:“这又成什么样子呢?你既然已经许给了他家,便是他家的人啦,说娶就得给娶去,不然我做娘的还有脸儿去见人吗?儿呀,我也后悔这件事,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其它办法了,好在你就同他结了婚,也还是可以继续念书的。”

于是我就委屈的上了轿,不久又因怀孕而辍学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