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十一 文学论 文学与人生

今天讲的是文学与人生。中国人向来以为文学,不是一般人所需要的。闲暇自得,风流自赏的人,才去讲文学。中国向来文学作品,诗,词,小说等都很多,不过讲文学是什么东西,文学讲的是什么问题的一类书籍却很少,讲怎样可以看文学书,怎样去批评文学等书籍也是很少。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可算是讲文学的专书了,但仔细看来,却也不是,因为他没有讲到文学是什么等等问题。他只把主观的见解替文学上各种体格下个定义。诗是什么,赋是什么,他只给了一个主观的定义,他并未分析研究作品。司空图的《诗品》也没讲“诗含的什么”这类的问题。从各方面看,文学作品很多,研究文学作品的论文却很少。因此,文学和别种方面,如哲学和语言文字学等,没有清楚的界限。谈文学的,大都在修词方面下批评,对于思想并不注意。至于文学和别种学问的关系,更没有说起。所以要讲本题,在中国向来的书里,差不多没有材料可以参考。现在只能先讲些西洋人对于文学的议论,再来讲中国向来的文学,与人生有没有关系。

西洋研究文学者有一句最普通的标语:是“文学是人生的反映(Reflection)”,人们怎样生活,社会怎样情形,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。譬如人生是个杯子,文学就是杯子在镜子里的影子。所以可说“文学的背景是社会的”。“背景”就是所从发的地方。譬如有一篇小说,讲一家人家先富后衰的情形,那么,我们就要问讲的是那一朝。如说是清朝乾隆的时候,那么,我们看他讲的话,究竟象乾隆时候的样子不象?

要是象的,才算不错。上面的两句话,是很普通的。从这两句话上,大概可以知道文学是什么。固然,文学也有超乎人生的,也有讲理想世界的,那种文学,有的确也很好,不过都不是社会的。现在我们讲文学与人生的关系,单是说明“社会的”,还是不够,可以分下列的四项来说一说。

(一)人种文学与人种,很有关系。人种不同,文学的情调也不同,那一种人,有那一种的文学,和他们有不同的皮肤、头发、眼睛等一样。大凡一个人种,总有他的特质,东方民族多含神秘性,因此,他们的文学也是超现实的。民族的性质,和文学也有关系。条顿人刻苦耐劳,并且有中庸的性质,他们的文学也如此,他们便是做爱情小说,说到苦痛的结果,总没有法国人那样的热烈。法国作家描写人物,写他们的感情,非常热烈。假如一个人心里烦闷,要喝些酒,在英人只稍饮一些啤酒,法人却必须饮烈性的白兰地。这英法两国人的譬喻,恰可以拿来当作比较。文学上这种不同之点是显然的。

(二)环境我们住在这里,四面是什么。假设我们是松江人,松江的社会就是我的环境。我有怎样的家庭,有怎样的几个朋友……都是我的环境。环境在文学上影响非常厉害。

在上海的人,作品总提着上海的情形;从事革命的人,讲话总带着革命的气概;生在富贵人家的,虽热心于平民主义,有时不其然而然的有种公子气出来。一个时代有一个环境,就有那时代环境下的文学。环境本不是专限于物质的,当时的思想潮流,政治状况,风俗习惯,都是那时代的环境,著作家处处暗中受着他的环境的影响,决不能够脱离环境而独立。

即使是探索宇宙之秘奥的神秘诗人,他的作品里可以和他的环境无涉——就是并不提其他的环境,但是他的作品的思想一定和他的大环境有关。即使是反乎他那时代的思潮的,仍旧是有关系因为他的“反”,是受了当时思潮的刺戟,决不是平空跳出来的。至于正面的例子,在文学史上简直不胜枚举。

例如法国生了佐治申特等一批大文学家,他们见的是法国二次革命与复辟,所以描写的都是法国那时代环境下的人物。申特虽为了他的革命思想,逃到外国,可是他的作品,总离不掉法国那时代的色彩。举眼前的例:我们在上海,见的是电车、汽车,接触的可算大都是知识阶级,如写小说,断不能离了环境,去写山里或乡间的生活。英国诗人勃恩斯(Burns)的田园风景诗,现在人说他怎样好,怎样美丽,平静;十九世纪末,作家都写都会状况,有人说他们堕落;这都是环境使然。又如十九世纪末有许多德国人,厌了城市生活,去描写田园,但是他们的望乡心,一看便知。这就是反面的例。可见环境和文学,关系非常密切,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,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;在那种环境之下的,必不能跳出了那种环境,去描写出别种来。有人说,中国近来的小说,范围太狭,道恋爱只及于中学的男女学生,讲家庭不过是普通琐屑的事,谈人道只有黄包车夫给人打等等。实在这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去做好些,这实在是现在的作家的环境如此,作家要写下等社会的生活,而他不过见黄包车夫给人打这类的事,他怎样能写别的?

(三)时代这字或是译得不好。英文叫Epoch,连时代的思潮,社会情形等都包括在内。或者说时势,比较近些。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有“时代精神”这一句话。时代精神支配着政治、哲学、文学、美术等等,犹影之与形。各时代的作家所以各有不同的面目,是时代精神的缘故;同一时代的作家所以必有共同一致的倾向,也是时代精神的缘故。自然也有例外,但大体总是如此的。我们常听人说,两汉有两汉的文风,魏晋有魏晋的文风……就是因为两汉有两汉的时代精神,魏晋有魏晋的时代精神。近代西洋的文学是写实的,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。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,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。科学家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,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。因为求真,因为重客观的描写,故眼睛里看见的是怎样一个样子,就怎样写。又因为尊重个性,所以大家觉得尽是特别或不好,不可因怕人不理会,就不说。心里怎样想,口里就怎样说。老老实实,不可起人。这是近世时代精神表见于文艺上的例子。

(四)作家的人格(Personality)。作家的人格,也甚重要。革命的人,一定做革命的文学,爱自然的,一定把自然融化在他的文学里,俄国托尔斯泰的人格,坚强特异,也在他的文学里表现出来。大文学家的作品,那怕受时代环境的影响,总有他的人格融化在里头。法国法朗士(Anatolefrance)说,“文学作品,严格地说,都是作家的自传。

……“就是这个意思了。

以上是西洋人的议论,中国古来虽没有这种议论,但是我们看中国文学,也拿这四项做根据。第一,中国文学,都表示中国人的性情:不喜现实,谈玄,凡事折中。中国的小说,无论好的坏的,末后必有个大团圆:这是不走极端的证据。关于人种一条,可以说没有违背。第二,环境更当然。中国文学的环境,自然都是中国的家庭社会。第三,时代的关系在中国似乎不很分明。但仔细看,也有的。讲旧文学的人说:同是赋,两汉的与魏晋的不同;同是诗,初唐盛唐晚唐也不同。李义山的无论那一首诗,必不能放在初唐四杰的诗中。他们的诗,同是几个字缀成,同讲格律,只因时代不同,作品就迥然两样。《世说新语》的文字,在句法与文气上都与他书不同,《宋人语录》亦如此,与《水浒》不同,与《宣和遗事》又不同。这都可以说因为时代空岂不同。非但思想不同,文气、格律也有不同。可见时代的影响,也很厉害。至于人格,真的作家,不是欺世盗名的,也有他们的人格在作品里。所以文学与人生的四项关系,在中国也不是例外了。

文学与人生简单的说明不过如此。从这里,我们得到一个教训,就是凡要研究文学,至少要有人种学的常识,至少要懂得这种文学作品产生时的环境,至少要了解这种文学作品产生时代的时代精神,并且要懂这种文学作品的主人翁的身世和心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