童年的雪灯笼

很难说清决定签约那一刻的心情。

那不是果断,也不是冲动,而是一种认命,一种面对命运冲击时震撼的接受。只觉得有缘至此,夫复何言?

中国人对于“一见如故”这种情况有许多形容,诸如“三生有幸”、“缘订三生”、“一见倾心”、“倾盖如故”、“似曾相识”……而最准确的一种,便是“缘分”。

谁能说唐诗宋词元歌没有缘呢?

与这样的缘分相比,一纸合同几乎微如草芥,不值一提。

“你答应把生意给我们做了?”元歌和宋词一齐惊喜地叫出来。

我点点头,心头那丝震撼依然动荡不绝。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?

一切都是注定的。

唐诗遇到宋词和元歌是注定的,宋词佩戴着那样一块温润得直抵人心的宝玉也是注定的。

“玉”便是“遇”,这是天意。

我望着她们俩,自心底里感到熟稔,一种刻骨铭心的亲切感。只是,我不明白老天做了这样的安排,要暗示什么呢?

元歌仍在欢呼:“太好了,没想到谈判会这样顺利。唐小姐,同你做生意可真是爽快。来,为了我们的合作成功,也为了有缘相见,不如我们出去庆祝一下。”

“好,我请客。”宋词附和。

“那怎么行?当然是我买单!”元歌对我眨眨眼,“其实谁买还不是一样?都是公司报销。不过那个掏钱结账的过程很爽,如果不是掏自己的腰包,就更加爽。”

我笑起来。这次她们两个倒难得意见一致。我喜欢她们,她们是两个真正的白领,而没有通常白领那种世俗化的通病。

来到餐厅,我本能地先让宋词坐:“你是左撇子,坐窗口吧。”

宋词惊讶: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左撇子?”

元歌笑:“一定是刚才开会时你写字暴露的。”

“可是刚才我根本没有拿过笔。”

“那就是端茶杯拿椅子露的馅儿。”

宋词钦佩地看着我:“唐小姐,你真是细心,观察入微。”

我苦笑,心头错愕不已,不,不是刚才观察到的,是我根本就知道。我知道宋词这个人,也知道她戴的那块玉。可是,我为什么知道这一切呢?

侍者送上菜谱来,宋词让我点菜,我推辞:“我又不懂点北京菜,你是老主顾,还是你来吧,我什么都吃得。”

于是宋词做主。我提点一句:“别忘了点甜品,元歌喜欢吃的。”

“咦,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甜品?”

“你喜欢甜品吗?”我怔忡,“我随便猜的。”

“我嗜甜如命呢。”元歌赞叹,“唐诗,你要是个男人,我一定爱上你。又斯文,又细心,又会做生意,文武双全。”

我羞赧,这人拍马屁有一套,可以把人抛上天去,只不知跌下来时有没有人接着。

边吃边聊,我渐渐知道她们两个也都不是北京土著——宋词在蒙古出生,骑马背,喝羊奶,直到小学毕业才阖家迁至北京,所以性格有点像男孩子。她的父亲是政府官员,与“王朝”总经理有点交情,遂将女儿推荐至公司出任制作部经理,情况约等于李培亮之于“再生缘”;而元歌的家在廊坊,算是近郊,师范学院毕业后不服从分配,一个人单枪匹马来到京城打天下,从广告业务员做起,两年跳三级,升至创意部经理。

我也将自己的经历向她们和盘托出:小时候在农村,六岁去台湾。这次来北京,是我出去后第一次回内陆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,我完全没有陌生感,仿佛故地重来,连风的气息都有一种熟悉的味道,在风中,时时听到有声音在轻轻呼唤我的名字,一个我自己不知道的名字,儿时的名字,我知道那是在叫我,可是听不清。走在北京的街道上,我总有一种感觉,好像随时转过某个街口,就会迎面撞上一个熟人。我总觉得,生命中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被我忘记了,现在忽然想起来,可是又记不清楚。而当我遇到她们两个时,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。

“会不会是因为在电视或者杂志上常常看到有关北京的消息,所以来到这里才觉得似曾相识?”元歌帮我分析。

我摇头:“那种熟悉感,不是因为我看到什么具体的建筑或者景物,而是因为那种气息。从在北京机场一下飞机开始,我就有种很强烈的感觉,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,关乎我的一生。每走一步,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一分。可是,我想像不出,会是什么样的事情。那种感觉,有些兴奋,有些紧张,又有些担心。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形容。”

“也许,那重要的事情,就是要你认识我们两个吧。”元歌娇笑,“你不觉得我们三个的名字巧得出奇吗?”

“唐诗、宋词、元歌,像不像艺名?”宋词也笑,“好似瞎子琴师教出来的三个女伶。”

“为什么琴师一定要是盲的?”元歌抬杠,“我说应该是陶渊明养的三朵菊,林和靖种的三株梅,齐白石笔下的三只虾,徐悲鸿纸上的三匹马……就算做戏子,也一定是哪个戏班的三根台柱子,红得发紫的那种。”

“红又怎么样?戏子终究还是戏子。”

“那可不一样。就像现在,不红的叫演员,红的就叫明星,身价差远着呢!”

“好了,元明星,要不要请你签名呀?”宋词讽刺。

元歌不以为忤,迅速接口:“这个嘛,请你问我经纪人。”

我笑起来,听着两人斗嘴,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又来了。

我们没有要酒,可是咖啡也是会醉人的,我小口小口地啜着,已经醺然。曾几何时,我亲眼目睹过宋词和元歌两个人,也像此刻这样,针锋相对,寸步不让。那娇俏的表情,那愠怒的眼神,多么熟悉!

可是,我明明是今天才认识她们呀,因为一纸合同。

我弄不明白了,到底我是为了玉饰展才来北京的,还是玉饰展根本只是让我来北京的一个契机,而冥冥中其实早有安排,注定我要与宋词元歌相遇相识,一起去寻找我们共同的回忆。那些湮没在记忆深处的陈年往事,那些不可碰触而又无时或忘的心痛,到底是些什么呢?

直到这时候,我才有机会细细打量宋词。

她属于那种骨感美的典型,眉形整齐,与峻挺的鼻子横竖分明构成一个“T”字,棱角突出,轮廓鲜明,倒有些像欧洲人的脸型。但是到了下半部,因为嘴唇的小巧与丰满,整张脸的线条忽然柔和起来,平添了几分稚气,这使她所有的性格与倔强都变成小孩子的赌气,有种婴儿般的天真。而这天真里,写着不甘心、不服气、不安定、不知所措等种种情绪。

这是一张美丽的脸。

这是一个不快乐的女子。

这张脸我见过的。还有她戴的那块玉。

在哪里呢?

回到宾馆时,天已经完全黑下来,轻盈的月光在衣间流动,风微冷,带着玉兰的香气,星罗棋布的夜空有鸟飞过的痕迹。是燕子吧?

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。

我,可认识那只燕子?

爸爸说过,我是在北京出生的。难道,那时我已经有了记忆?爸爸还说,我出生的时候,他还不知道爷爷仍然活着,并且已经在台湾另娶,还以为自己是唐家惟一的根呢。唐家几代单传了,到我已经是第五代,所以十分紧张,天天祈祷着能生一个儿子。而且每个人看着妈妈的肚皮,看着她迈左脚跨门槛儿,都猜测会是个儿子。可是到了儿,老天骗了他,生下我这么个丫头。

据说生我那天,父亲摇头又摇头,叹气又叹气,可是想想是第一胎,也就接受了,谁知道紧接着下放,妈妈伤了身体,再也不能生了,他们只得接受今生只有我一个独生女儿的事实。

而到了台湾不久,叔叔又出了车祸,年幼的我成了偌大唐家玉行的惟一继承人,从此被当成男儿教育。

我在各色各质的玉器堆里长大。最先拥有的玩具,是“玉”,最先熟悉的颜色,也是玉。世界对我而言,不是很明确的赤橙黄绿青蓝紫,而都是一些中间色,比如翠绿、碧青、鹦哥绿、丹砂红、羊脂白、茄皮紫,以及各种各样的色沁。

所谓沁,是指玉在地下呆久了,周围矿物质的颜色就会沁到玉里,形成不同的颜色。

而我,我是“玉沁”,整个人从小到大活在玉的包围里,耳濡目染,脑子里全是有关玉的知识。生活非常简单。就是玉。玉的鉴赏、收藏、雕琢和经营。

奇特的是,我对玉天生有种极高的敏感度和颖悟力,真伪好坏,往往一言中的,师傅教过的知识,过目不忘;师傅没教的,也可触类旁通。选玉辨玉,眼光奇准,连玉行最高级别的匠人也对我这初生牛犊不敢小觑。

爷爷很是惊喜,感慨说我虽然是个女儿,可是不愧为唐家的后代,这便是天意了。从此不再提起那套重男轻女的老论调,也不许别人提,只一步步着意将家族生意交到我手上。这次进京宣传,便是一次重要的历练。

可是没想到,一到北京就发生了这么多奇事。

我有种感觉,来京好像不是为了做生意,而是为了寻找一些失落的记忆。那些记忆,沉睡在我心灵的最深处,只等北京的风将它唤醒。

同时,我心里还有一个小秘密,一份深藏的渴望,尽管,我知道实现的机会是多么地微乎其微。那就是,我想寻找一个人,一个故人。

躺在床上,我习惯性地取出一只木刻的小灯笼,点上蜡烛,看烛泪一点点滴落。

烛光中,有张阳光般的笑脸对我开放……

恍惚又回到短墙旁。

那年,我六岁,他八岁。相遇的地方,是家门前矮矮的篱笆墙。

刚刚下过雪,空气中有种凛冽的清爽,钢蓝的,拍上去似乎可以发出脆响。

他坐在墙垛上吹口哨,看到我,问:“你叫什么?”

“丫头。”那时,我并不知道除了“丫头”外自己还有什么别的称呼。“你呢?”

“张国力。”他答得很大声,气壮山河的。

于是我觉出自己名字的土了,有些不服气,忙忙地补充:“我爸爸是大夫,会给人治病。”仍然问,“你呢?”

“我爸爸……”他转了转眼珠。只有八岁,但经得多懂得多,已经很会顾左右而言他,“我爸爸会讲故事。”

“你会讲故事吗?”

为了那些故事,我打开了篱笆门,消除了所有的隔阂与戒备。并且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。

小红帽,海的女儿,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,还有卖火柴的小女孩……都是那个时候听来的。

我记得很深。

这以后我一直很喜欢看书,尤其嗜读童话,不得不说是得益于张国力的启蒙。只是,不知为什么,我看到的童话书往往和他当时讲述的内容有出入,后来我想明白大概是他记不清楚就故意东拉西扯。可是小时候我不会这么想,那时我坚信他是对的,而那些童话书翻译错了,真正的原版,是张国力版。

除了故事,他还给我讲过很多新鲜的事儿。他去过很多地方,见识不知道比我广多少倍。他甚至去过遥远的哈尔滨,见过那种只有童话里才会有的冰雕的灯。

“冰灯呀!”我神往地赞叹,又渴望地仰起头,“你会做吗?”

“我不会做冰灯,不过,我会做雪灯笼。”他说做便做,随手握起一团雪,捏实了,用小刀剜得中空,圆圆的,像莲花开,然后插上一根蜡烛,点燃,就成了。

我忍不住拍着手跳起来:“雪灯笼,雪灯笼!”

他笑眯眯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,脸上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受冻,红通通的,耀眼,而他的笑容,那样灿烂明朗,没有一丝阴影,让我连天冷都忘记了。

他笑着,忽然想起了什么,重新又掏出小刀来,一笔一笔,细细地,认真地,在灯壁上划下“张国力”三个字,很认真地说:“看,这就是我的名字。张国力!”

张国力。那是我最初识得的字。忘不了。

童年的心中,从此认定一尊神。神的名字叫张国力。

张国力对我而言,代表了朋友,兄长,老师和情人。

是的,虽然那时候还并不知道“梦中情人”这个成熟的词,可是的的确确,从此张国力一再地出现在我午夜的梦里,延续着白天的相聚。

在农村,因为我家是外来户,因为我的南方口音,还因为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没边没际的梦境,我自小是个孤僻内向的孩子,在张国力之前,并没有过一个伙伴。

认识张国力的那天晚上,我好激动,千百次地对自己重复着:“我有朋友了,我有一个朋友了。”

这个朋友来得这样及时,闪亮,而且,无所不能。

他很会打架,曾经带着我打遍了所有欺侮过我的乡村孩子,而最特别的是,他却并没有因此成为农村孩子的众矢之的,反而成了他们的领袖。无论他出现在哪里,身边总会立刻聚集许多追随者。而我,则是最忠实的一个,对他言听计从,寸步不离,并且因为他对我的格外温和而无比骄傲。

那么多的孩子中,他和我玩的次数最多,并不因为我是一个无用的小女孩而嫌弃。这使我更加死心塌地地崇拜他,曾经,童年最大的渴望就是可以永远同他在一起,日夜相随,永不分离。对我而言,靠近他,就靠近了温情,快乐,知识和幸福。

他教会我许许多多的游戏,但最喜欢的一种,还是制作雪灯笼。

那年冬天很多雪,我们常常做了雪灯笼来玩,搓着手,跺着脚,很冷,但是很开心。而且约定了,以后每年下雪都要做雪灯笼。

可是,冬天还没有过完,他就忽然说要搬家了,他说,爸爸“摘了帽子”,他们要走了。

我不懂什么叫“摘帽子”,只朦胧地知道是喜事。可是,我却一点也不高兴,哭红了眼睛拉着他问:“你还会回来吗?”

他很认真地想了又想,忽然问我:“你今年几岁?”

“六岁。”

“好。再过十二年,等你满十八岁的时候,我就回来娶你。”

“真的?”

“拉钩!”

我伸出手。两只冻得红红的小手指勾在一起,拉过来,拉过去。

六岁,尚自情窦未开,却早早地许下了今世的白头之约。童稚的声音,奶声奶气,却十分庄严。“拉钩,上吊,一百年,不许要!”

一百年,很长了。一百年都不反悔,那是定定的了。于是放心地松开手,向地上吐一吐唾沫,再用力地跺两跺。

不知是什么时候传下来的规矩,但是小孩子都信,历久沿袭。

而且还有信物,是他亲手雕刻的一个小小的木头灯笼,莲花型的,外壁不忘了刻上他的名字:那气壮山河的“张国力”。

然后我们就分开了。

夏天来时,我的家也搬了,一搬搬到台湾去,中间再也没回来过。

台北的冬天没有雪,我常常以为自己会忘记他,可是每每提起笔,他的名字就会自动浮起,于是,我会用心地在纸上一笔一画地描出:张国力。

字体童稚而执著,是刻意的模仿,他小时候的笔画。

张国力。生命中最初的文字,一生一世,忘不掉。

而那个木头木脑的小灯笼,更是刻不离身。

那是媒定。一个八岁男孩给六岁女孩的媒定。在大人的眼中它也许只是一时之兴的玩物,可是我信,我永远记得那句“拉钩,上吊,一百年,不许要”的誓言,那是比任何山盟海誓都更加诚挚真切的,它们就像张国力的名字一样,刻进了我的生命中,永不磨灭。

对雪灯笼的思念无时或忘,随着一天天长大,那种思念的意味渐渐多了别的含义。台湾的孩子早熟,早在初中已经开始学大人拍拖。当同学们都在精心实践自己的初恋故事时,我却将自己紧紧地封锁起来,抱着我的木灯笼苦苦地怀念小山村里的婚约,我告诉同学,我早就有未婚夫了,他的名字,叫张国力。他说过十二年后会来娶我。他到过许多地方,会很多本领,会讲故事,会打架,战无不胜,他说的话,一定算数。

他说过,十二年后,会来娶我。

可是现在,已经十七年过去了,他回去过那落雪的小山村吗?他还记得那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的傻丫头吗?如果我带着我的木灯笼来到他面前,他还会履行当年的约定吗?

蜡烛的泪已经滴干,烛焰叹息地摇了摇头,熄灭了。

不知道今天晚上会做一个怎样的梦,不知道那个梦中的男人在今夜会不会终于回过头,他的样子,像张国力吗?长大的张国力,会是个什么样的英俊青年呢?

我把木灯笼抱在胸前,睡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