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(5)

他又要出去啦,大家交头接耳:去法国或中国,比利时,英国或韩国,利比亚或叙利亚,德国或古巴。耳语的时候,自己逃亡的心愿跟他的出行结合在一块了。

每一次逃亡都是给死亡提供一次机会。所以耳语才具有这样的吸力。两次有一次败给卫兵的警犬和子弹。

流淌的水,行驶的货车,静止的田野都是死亡地带。农民收割玉米时,发现风干或胀裂、被乌鸦啄空的尸首。农民收走玉米,让尸首留在原地,因为眼不见最好。到了晚秋,会有拖拉机来耕地。

对逃亡的恐惧使独裁者的每一次出行演变为就医急诊:远东的空气治疗肺癌,野生植物的根治疗咽癌,电池热枕头治疗肠癌,针灸治疗大脑萎缩,温泉浴治疗瘫痪。据说,只有一种病他不用出国就诊:治疗血癌用的童血他在国内就能获得。在妇产科医院用日本吸针从新生儿脑袋中抽取。

独裁者患病的谣言与埃德加、库尔特、格奥尔格和我母亲的来信相似。耳语是在提醒预备逃亡的人先等一等再说。人人因幸灾乐祸而热血沸腾,虽然灾祸从未降临。独裁者的尸体如同人们自身腐朽的生命,悄悄潜入每个人的脑中。大家都想比他活得更长久。

我走进餐室,拉开冰箱。灯亮了,似乎是我从外面把灯光投射进去的。

自萝拉死后,冰箱里没了舌头和腰子。不过我还是看得见,闻得着。我在打开的冰箱前想象着一个透明的男人。这个透明人有病,为了多苟活些时日,偷走了健康动物的内脏。

我看到了他的心兽。悬挂在封闭的灯泡中。蜷缩着,很疲乏。我关上冰箱,因为心兽不是偷来的。只能是他自己的,比世上一切动物的内脏都要丑陋。

女孩们在四角里行走,嬉笑,吃着葡萄和面包,没有开灯,虽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后来有人啪嗒一声打开灯,准备上床。大家都躺下了。我关灯。女孩们的呼吸很快坠入睡乡。我似乎看得见呼吸。这呼吸又黑又静又温热,但不是夜。

我没盖被子躺在那儿,望着床上那些白色的床单。人应该怎样生活,我想,才能跟正在思考的东西合拍呢。街上那些东西,虽然是有人遗失的,路人却熟视无睹,怎么会这样呢。

后来父亲死了。他的肝因为酗酒大得像填鹅的肝,医生说。父亲脸旁的玻璃柜中躺着钳子和剪刀。我说:他的肝大得像赞美元首的歌。医生伸出食指搁到嘴边。他想到了赞美独裁者的歌,而我指的却是元首。他把食指搁在嘴边说:没救了。他指的是父亲,而我想到了独裁者。

父亲出了医院,回家等死。他那骨瘦如柴的脸上泛起一丝微笑。他傻乐呢。医生不行,他说,病房很糟糕,床硬邦邦的,枕头里面没有羽绒尽是破布条。所以我的病越来越重,父亲说。手表在他的手上哆嗦。牙龈萎缩了。他让假牙落入外衣口袋里,因为不合嘴了。

父亲瘦得跟豆秆儿似的。只有肝变大了,还有眼睛和鼻子。父亲的鼻子宛如鹅的嘴。

我们去另一家医院,父亲说。我拎着他的小箱子。那里的医生好,父亲说。

街角,风把我们的头发拂得团团乱转,我们对视了一下。父亲趁机说:我还得去理发呢。

他真傻,死前三天,还把头发当桩事儿。我们俩都傻,他看了看哆嗦的表,我点了点头。所以几分钟以后他就可以静静地坐在理发店里了,而我也可以静静地站在那里。死前三天,我们就这样彼此松了绑,让我们俩能够旁观穿白大褂的理发师将头发放到剪刀口上。

我拎着父亲的小箱子进城。箱子里有一个手表、一副假牙和一双白褐双色格子便鞋。入殓师给死去的父亲穿上了户外鞋。我想,属于父亲的一切,都应该进棺材。

白褐双色格子便鞋在脚踝处有个翻领。翻领中间交接的地方有两束白褐混杂的羊毛。自从有了孩子,父亲就一直穿这双便鞋。他的脚钻进鞋子里,踝骨就比打赤脚要瘦削一些。父亲就寝前,孩子允许用手摸一摸那些毛穗子。踩上去是不允许的,即使赤脚也不行。

父亲坐在床沿上,孩子坐在地上。孩子听着壁钟摆动,一边顺着节拍摸毛穗。母亲已经睡着了。孩子一边摸一边说:嘀嗒嘀嗒。父亲穿着便鞋的右脚踩到了左脚上。夹在鞋子中间的是孩子的手。很痛。孩子屏住呼吸,一声不响。

当父亲抬起脚来时,手已经压伤了。父亲说:别烦我,不然缮随即拿起孩子的手放在两掌间说:不然,就没事了。

有人说,只有好人死了才下雪。这话不对。

父亲死后,我拎着小箱子进城,天开始下起雪来。雪花如布片一般在空中跌跌撞撞。石头、铁篱笆的涡卷形花饰、花园门把和信箱盖子上都留不住雪。唯独男男女女的头发上留着一片白。

父亲不关心死亡,我想,反倒去找了理发师。他就近在街角随便找了个理发师,这事儿就透着错,这跟他对待死亡一样透着错。他没跟理发师提到死亡。虽然父亲觉察到了死亡,但他期待着生。

我真傻,因为雪花飘落,只在男男女女的头发上驻足,我就必须做一件正确的事。我必须拎着小箱子在父亲下葬前一天去我的理发师那儿,跟他谈谈关于死亡的事。

我在理发师那儿延宕了半天,告诉他我所知道的有关父亲生平的一切。

谈到死亡,我对于父亲开始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认知,大多是从埃德加、库尔特和格奥尔格的书中得来的,从父亲那里得来的微乎其微:一个返乡的纳粹党卫军士兵,造过坟墓,造完了马上走人,我对理发师说。一个必定要造一个孩子又老是呵护自己便鞋的人。就在我讲述他那最蠢的草、他那最黑的李子、他那些赞美元首的醉醺醺的歌以及他肿胀的肝脏时,理发师给我烫完了出席他葬礼的卷发。

走之前,理发师说:我父亲当年去了斯大林格勒。

我登上火车,去参加父亲的葬礼,去看腰痛的母亲。田野白褐相间。

我站在灵柩旁。唱歌的祖母拿着一床被子进屋来。她绕到棺边,将被子放在纱幔上。她的鼻子像他的鹅嘴鼻。她照顾他,我思忖,是被他利用了。她的嘴唇宛如一个沙哑而孤独的哨子,无理智地自吹自唱。唱歌的祖母多年来不认识家人了。现在她又认出了父亲,因为她疯了,也是因为他死了。眼下他的心兽栖息在她身上了。

她对母亲说:让被子盖在棺材上吧,雪鹅会来。母亲一只手按住腰痛,另一只手将被子从纱幔上扯了下来。

搜查以后,埃德加、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总是随身带着牙刷和小毛巾,放在夹克口袋里。他们估计自己会被捕。

为了看一看四角中是否有人翻箱子,早上他们在箱子上放两根头发。晚上头发就不见了。

库尔特说:每天晚上一躺下来,我就觉得背下面有两只冰冷的手。我只好侧过身来睡,把腿蜷缩到腹部。睡觉对我来说简直是受罪。我很快入睡,就像一块石头沉到水里面。

我做梦了,埃德加说,我想去看电影。我新刮了胡子,因为大门口展窗里贴着一条法规,只有新刮了胡子的人才可以离开学生宿舍。我走到电车站。车里面每个座位上都放着一张标有星期的纸条。我读道:星期一,星期二,星期三,直到星期天。我跟售票员说:今天不是这些日子。售票员说:所以大家必须站着。人们挤在后门口。每人手里抱着一个孩子。孩子们正在合唱。唱得整齐划一,虽然中间隔着个大人谁也看不见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