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(1)

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

我小时候,村里人使用的语言,词语就住在它们表述的事物表面。所有名称与事物贴切契合,事物和自己的名字如出一辙,二者像缔结了永久的契约。对多数人而言,词语和事物之间没有缝隙,无法穿越它望向虚无,正如我们无法滑出皮肤,落进空洞。日常生活的机巧都是依赖于直觉、无须语言的熟练劳动,大脑既不与它们同行,也没有另辟蹊径。脑袋的存在只是为了携带眼睛和耳朵,供人们在劳作中使用。我们常说:“他肩膀上扛着个脑袋,是为了不让雨淋进脖子。”这句话可以用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?似乎也不尽然。冬天室外无事可做的时候,看着父亲把日子一个接一个喝倒,为什么外婆总这样劝母亲:“如果感觉难受,就整理一下衣柜吧。”收拾衣物能让脑子平静下来。母亲把她的衬衣和父亲的衬衫,她的长袜和父亲的袜子,她的裙子和父亲的裤子,重新叠好,摞起来,或一件件挂好。两人整理过的衣物挨在一起,仿佛能阻止父亲醉醺醺地把自己从婚姻中摇出去。

只有众人一起干活,相互依赖对方的手艺时,语言才会伴随劳动。但此时人们也未必交谈。扛麻袋、挖沟、砍伐、收割,所有这些重体力活,都是沉默的课堂。体力消耗过度,没有力气用来讲话了。二、三十人能够连续几个小时默默干活,一言不发。有时我待在一边想,我就这么看着,看你们如何在劳动中荒废了话语的能力,等你们从劳作中走出来,会忘掉所有的词语。

人的行为无须言语重复,词语会妨碍手的动作,横亘在身体之路上。这一点我早已明了。然而,外在的双手和内在的大脑出现不一致时,就会知道:你此时的所想超越了你的能力,也超出了他人对你能力的估计。你想的其实是别的什么,只有在你感到恐慌时才会来到。我并不比别人更胆小,也许只是和他们一样,为着无来由的、大脑中遐想出来的东西感到害怕。这遐想出来的恐惧不是单纯的幻像,人们与它纠缠不清时,它同来自外界的恐惧一样真实有效。正因为植根于大脑,我们可以称之为没头没脑的恐惧。之所以没头没脑,是因为它没有准确的缘由,因而无从消除。爱弥儿·齐奥兰(EmilM.Cioran)曾说过,无来由的恐惧的瞬间也许最接近真实的存在。

人们在瞬间对意义的追寻,精神的发烧,情绪的冷颤,都发生在提出下面这个问题的时候: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?这个问题专横地抨击庸常,从“平常”时刻闪烁而出。我无须忍饥挨饿,也不用赤脚行走,夜晚躺在熨过的干净床单上,关灯之前,外婆还为我唱“主啊,入眠之前,我要将我的心献上”的催眠曲??然后,床边的壁炉化为村口爬满野葡萄藤的水塔。荷嘉·诺瓦克(HelgaM.Novak)美丽的诗句:“水塔周围的野葡萄,如士兵的下唇一样凋谢时,将自己的颜色完全褪去”,我在那时还未能真正领略。本应让人安然步入梦乡的祷文,在我脑海中却掀起层层波澜。所以至今我都无法理解,信仰为什么能够帮助别人平抑恐惧,平衡心理,平静思绪。而在我眼中,每一句经文,包括人们天天机械吟诵的祷词,最终只能成为范式,需要我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诠释。双脚的位置在地面,往上是小腹,然后是肋骨,头,最高处是头发。我们如何让心灵越过头发穿过厚厚的屋顶,到达上帝的住所。外婆的愿望无法达成,为什么总对我唱着这些陈词滥调?

野葡萄在我们方言中叫“墨水葡萄”,因为它黑色的果实将手染黑,沁入皮肤,几天都洗不掉。床边的水塔,它上面野葡萄的黑色一如深沉的睡眠。我知道,进入梦乡,就是溺死在墨里。我也知道,睡不着的人,良心不安宁,脑子里装着坏东西。我的脑子里就装着这样的坏东西,但我不明白为什么。村庄的夜晚,户外也是墨。水塔控制了四周,把大地和天空移走,村人在墨中无一例外只有弹丸之地可以立足。青蛙从四面八方鼓噪,蟋蟀欢闹着指引通往阴间的小径,同时将通道封锁,以防有人从阴间折返,把村子变成盒子的回声。和所有孩子一样,我也曾被带到死者身边。他们被安放在宅中最漂亮的房间,进入墓穴之前,我们去做最后一次拜访。棺木的盖子开着,死者的脚被高高垫起,鞋底冲着门的方向。人们走进门,从他脚的位置环绕一周,凝望死者。青蛙和蟋蟀是亡者的喽,在夜里对着活人说些透明的话,把他们的脑子搅乱。我尽量屏住呼吸,想听个明白,却忍不住换气。我很想弄懂它们的语言,但不愿为此丢掉脑袋,踏上不归路。我想,谁一旦明白了那透明的话语,双脚会被捆住,离开地面。从村庄大盒子里被交出去,让周围吃掉的感觉,在光线刺眼的炎热日子里,在山谷放牛时也会袭上心头。我没有手表,我的表是开往城里的火车路程:每天有四列火车驶过山谷,第四班开走时正好是晚上八点,我可以上路回家。这时,天空开始啃噬青草,把山谷拉向自己。我必须在山谷被拉上去之前赶快离开。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,在辽阔的、放肆地碧绿着的山谷中,我无数次问自己,我生活的意义在哪里。

我把皮肤上捏出块块红斑,想知道我的腿和手臂是什么材料做的,上帝会在什么时候把它们从我身上拿走。我嚼着叶子和花,希望舌头变成它们的同族,希望自己像花和叶一样通晓生命之道。我用通行的名字和它们打招呼。“乳飞廉”(Milchdistel),是一种花茎有乳浆叶子带刺的植物,但它不中意自己的名字,不愿听从。我试着重新给它起名,叫“刺肋”或“针颈”,不出现“乳”和“飞廉”的字眼。此时,在正确的植物面前,所有错误名字的谎言中,面向虚无的缝隙出现了。自己大声独语而不和植物对话,对我是一件丢脸的事。在四列驶过的火车上,窗户会猛然打开。旅客们穿着短袖站在车厢里。我向他们挥手,尽量靠近铁轨,希望能看清一点他们的脸。旅客都是干净的城里人,一些女人身上的首饰和红指甲熠熠发光。列车驶过之后,我飘起的裙子重又贴在身上,头被突然中断的气流搅得发昏,像旋转木马骤然停下后,眼睛涨痛,眼球仿佛从额头拉开,被气流冷却后,大得眼眶几乎无法将它们包住。我呼吸无力,胳膊和腿上的皮肤脏污,到处是划痕,指甲也被染成绿色和褐色。每次列车驶过之后,我都感觉自己被抛弃了。我厌恶自己,更清晰地看着自己。此时,山谷的天空是一块巨大的蓝色垃圾,草地是一片巨大的绿色垃圾,而我是它们中间的一小块垃圾,毫无价值的一小块垃圾。方言中没有“孤独”这个词,只有“独自”,读“allenig”,听着像“wenig(少)”。事实也的确如此。

在玉米地里的感觉是一样的。花序是老人的白发,可以用来编辫子。玉米粒是破碎的黄色牙齿。我的身体簌簌作响,像尘土中空旷的风一样微不足道。嗓子干渴,头顶一个陌生的太阳,像上等人把一杯水递给客人时手中的托盘。直到今天,长长的玉米地依然会令我感到悲伤。无论在火车上还是在汽车里,每每驶过玉米地,我都被一种恐惧攫住,我闭上眼睛,怕玉米地会直挺挺地环绕整个地球。

我讨厌执拗的田地,它们吃掉野草和野物,只为了喂饱蔬菜和家禽。每一块耕地都是无边无际的死亡形式的陈列馆,是绽放的尸体盛宴。每一片风景都在执行着死亡。花效仿着人类的脖颈、鼻子、眼睛、嘴唇、舌头、手指、肚脐、乳头,纠缠着借来蜡黄、灰白、血红或灰蓝的器官,在绿的陪衬下,挥霍着不属于它们的一切。缤纷的色彩随意从死者皮肤中穿过,愚昧的生者虽乞求却不得,它们只愿傍在亡者身边,在凋零的肉体上盛开。我在看望死者时认识了蓝色的指甲和淡绿耳垂上的黄色软骨,植物已在那里露出牙齿,等不到走进墓穴,迫不及待地在宅中最美丽的房间开始了它们的分解工作。走在村庄的街道上,在房屋、水井和树木之间,我心想:村庄只是世界的花边,人应当在柏油马路的地毯上生活,地毯只在城里才有。我不想被这盛开的、铺张着所有颜色的陈列馆俘虏,我不要将自己的身体奉献给这贪婪的、用鲜花伪装的燃烧的夏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