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 上海的黄昏 第5节

国共和谈失败,中共代表从南京全部撤回延安,此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一股脑儿对着民盟发泄,说民盟是“奸盟”,说盟员是“奸匪”,说“民盟已经成了中共操纵指使的工具”。

孙科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对民盟恫吓说:“民盟天天打着反对内战的旗号唱高调,实际上是在反政府,不管谁反政府,我们都按处置共产党的办法进行处置。”

为了彻底搞垮民盟,最终达到取缔解散民盟的目的,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10月初,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以“贩卖毒品”的罪名逮捕。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,说明国民党当局已经在向民盟及其领导人下手了。罗隆基得知信息,便以民盟副主席的身份,通过合法手续,找行政院长张群进行交涉,要求放人。张群避而不见。南京当局则以最快的速度,于10月7日以“中共关中地委负责人杜斌丞,勾结匪军,密谋暴动,贩卖烟毒”等莫须有的罪名将杜斌丞枪杀。

杜斌丞之被害,民盟感到十分震惊。民盟总部除向蒋介石提出局面严重抗议外,张澜主席还以个人名义在报上公开声明,要“将案情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”。

这样一来,国民党与民盟的关系越来越僵化与紧张。为了缓解这一局面,民盟以大局为重,推派沈钧儒、罗隆基、章伯钧、叶笃义去找前燕京大学校长、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,要求他出面调解一下民盟与国民党的关系,最大限度地不要继续恶化。可是司徒雷登以“不便干涉中国内政”为由而推辞。

10月20日清晨,罗隆基一觉醒来,突然发现民盟南京总部机关已被国民党的警察特务所包围,前院后门都设有他们的岗哨,对机关工作人员直至工勤人员都要盘问检查,对出进人员还要跟踪监视,情况十分紧急。

当时,民盟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都住在上海,只有罗隆基一人坐镇南京总部。他突然被监控,感到十分气愤,立即打电话向国民党政府及有关当局进行交涉,可是对方不是推脱不了解此事就是给领导人挡驾,不予正面答复。罗隆基孤立无援,行动困难,只好向在上海的张澜主席告急。张澜在寓所召集沈钧儒、黄炎培、章伯钧、史良和叶笃义等人开会,讨论如何应对民盟当前的局势,提出有效的对策来。讨论结果,没有别的办法,只好推举黄炎培和叶笃义赴南京,会同罗隆基再次去找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。

来到南京,黄炎培决定先去拜访一向心平气和的邵力子先生探探口气,不料邵力子以一副非常失望的表情说:“事情弄到今天这步田地,一切都无能为力了,民盟还能怎么办,我看不成仁便成义。”

听话听音,从邵力子的口气来看,国民党方面对民盟的问题已经没有谈判和交涉的余地了。

就在这天,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《民盟参加叛乱的经过》以及《军警机关取缔民盟活动的办法,限令盟员向政府登记自首》等文章,在社会上大造舆论,一步步给民盟施加压力,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

尽管事已至此,黄炎培仍坚持要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。陈立夫传下话说:“不存在交涉,可以与你们接个头,但罗隆基除外,我们不喜欢他,更不会接见他的。”

黄炎培与陈立夫接头后,按照国民党方面定下的调子,搞了一个书面文件,那就是《民盟解散公告》,并于11月6日以张澜的名义在媒体公开发表。

从这天起,南京民盟总部加派了军警特务,对罗隆基的监视更加严厉,几乎失去了行动自由。罗隆基暴跳如雷,十分愤慨。后经张澜再次斡旋,陈立夫口头表态说:“要解除对罗隆基的监视,他必须立即离开南京,到上海去住医院,费用我们可以包。”

可谁知道,罗隆基这一入院,就被软禁了起来。而现在,上海解放在即,蒋介石居然要对自己下黑手了。

疗养院的夜晚,静谧而森冷。205病房——监控室里,郑定竹递上听装的“伽莱克”香烟,敬着监守的军警。四个轮值的军警毫不客气,拿来就抽,还没忘往左右耳朵上夹。郑定竹套着近乎,“白天的事,你们是过分了,疗养院上上下下都抱不平!”

军警似乎不把好客的郑医师当外人,也叹开苦经,“郑医生,我们是担待不起呀!真闹出个什么意外,你身家性命没了,我们脑袋也‘搬家’了!”

另一军警透着风,“听说……大头儿毛森也紧张着呐!”

“有这么严重?”郑定竹趁热打铁,“你们先抽着,等一下给你们送酒菜、夜宵来。”轮到军警套近乎了,“还是郑医生够意思!”

随后,郑定竹就以查房为由,拐进相邻的206病房。他压低嗓门向张澜与罗隆基通报了外面抓人、处决的情势,很有些焦虑,“再不想办法走,怕走不了啦!”

张澜显然判断着什么,“现在外面晓得我们被软禁在这里么?”

郑定竹摇摇头,“他们封锁得很紧。肯定有鬼!”

罗隆基从反向思维考虑着,“嗯。只有让社会上都晓得了,他们才会有所顾忌。”

张澜立马想定,“找叶笃义。”

从来不问政治,只会埋首医学、治病救人的郑定竹,自己都没有闹清楚,怎么也急着问“政治”!

郑定竹马上拨打电话。叶笃义闻知后,立即转移了住址,赶紧想法营救张、罗二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