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章 香港大抢运 第8节

几名特务忙将报纸抢过去,一看,那上面不仅详细登载了郭沫若的家事纷争,而且还将他们现时的住址也写了出来。几人顿时兴奋不已。

叶翔之奸笑着说:“那个老风流鬼欠下了风流债,这回我们可以来个趁火打劫。事不宜迟,我们马上就动手。”

他提出,用老办法,事先由金名杰装扮成一个记者,以采访为名,先去探听虚实,然后,根据情况再具体部署行动方案。

金名杰遂赶往香港郭沫若的寓所,没料到,对方一见是记者,就关上了门。吃了闭门羹,回到驻地,叶翔之摩拳擦掌,他对手下的特务布置道:“虽然没有见到郭沫若本人,但我们已经获知他的确切地址。这一次,新账旧账给这个风流鬼全算了啦。我们分成两组,一组在他家门口化妆成小贩观察动静,只等他人一露脸,就动手,另一组则在附近接应。”

次日,郭家附近的小街上立即就冒出了几个探头探脑的小贩,那是叶翔之手下的几名军统特务装扮的。

这一情况立刻引起了乔冠华的注意,他找来负责抢运工作的华克之指示道:“郭沫若的行踪已经暴露,务必尽快将他安全送走。”

华克之领命后,当机立断,不管他家事处理得如何,先将郭沫若一人送出香港。

1949年2月的一天,郭沫若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,摘下眼镜,化装成一个送糕点的小贩,悄然由后门而出,然后直奔九龙码头,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客轮。

那几名昼夜监视的特务,直到三天后,才发觉情况有变。等他们反应过来,哪还有郭沫若的影子。毛人凤得报后,止不住仰天长叹,“放跑了郭沫若,我们有什么面目去见总裁!”

郭沫若离开了香港,到了解放后的沈阳。不久,安娜在中共地下党同志的说服与保证下,也离开了郭家。其女儿郭淑禹不久由地下党安排,化装成一位哑姑,乘海轮北上天津,经北平去了解放区。

安娜带着子女到了台湾后,过得并不如意。小儿子志鸿因语言不通,从一所中学辍学后,便不告而别独自一人到香港找自己的父亲。郭沫若此时已离港北上,地下党负责人夏衍接待了他,先安排他到于立群家暂住。大约一个月后,夏衍把他找去,请他写信给母亲和大哥、三哥。让他们一并来香港。随后,郭志鸿便被安排乘海轮去了天津,再转赴解放了的北平。

安娜接信后,带着两个儿子赶往香港,由地下党安排住了一段时间,5月初走海路抵至山东烟台,几天后到了北京,安排住进了翠微路招待所。

这样,安娜和她与郭沫若所生的五个孩子,除却老二郭博留在了日本外,全都聚集在了父亲身边。至此,中共组织抢运的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第三批民主人士的任务,胜利完成。

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,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……”1949年,这首歌比解放军的炮弹跑得还快,远在华南的香港,也能望见北方的蓝天。

《华商报》不断刊登套红标题,报道解放军的进展,色彩越来越红。大家都知道这份报纸有中共背景,于是,《华商报》变成中共的驻港联络站了。

青年学生陈吴想投奔解放区,可香港此时北上成风,连船票都买不上。陈吴找到《华商报》,找到读者版专门联系读者的编辑吴获舟。吴获舟明里是《华商报》的编辑,暗中负责转运人员去解放区。吴获舟安排一批华侨和港澳学生乘“泽生轮”去天津。由于台风影响,“泽生轮”推迟出港,就在这个期间,国民党特务炸沉了“泽生轮”。吴获舟要陈吴自己决定去还是留。陈吴在《华商报》上发表文章报道了“泽生轮”遇难的情况后,又义无反顾地登上征程。

徐立康是中国航空公司仪表员,从《大公报》上见到报道解放区的文章,就投书报社。一天晚上,他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,原来,《大公报》把徐立康的信转给吴获舟。吴获舟先后三次登门安排,使徐立康夫妇乘船到达青岛。技术人才徐立康到达解放区,立即被选调到新组建的空军。

一个山东青年出于对共产党政策的误解,在家乡解放前逃到香港,沦为苦力。吴获舟向他解释党的政策,还为他买好船票。这个山东青年后来成为农村基层干部。

一些逃到香港的国民党机构人员,和中共没有关系,也“白撞”上来,通过这个渠道接洽起义。

李四光返回祖国,国民党特务从瑞士、伦敦跟踪到香港,试图劫持。吴获舟把李四光藏在香港郊区,再通过深圳转运。

华罗庚飞抵香港,吴获舟领着他穿过半岛酒店而不停留,又转到九龙酒店隐藏。

据不完全统计:

1948年9月13日,沈钧儒、蔡廷锴、谭平山、章伯钧、林一元五人,由章汉夫、李嘉人陪同北上。这是公认的第一批。

9月17日,王绍鏊、方与严、力扬等北上。

1948年12月,还有千家驹、李章达、陈邵先、陈此生、陈其瑗、夏庚农、林植夫、卢于道八人北上。

被称为第三批的是1949年1月28日,李济深等人北上。

1949年2月初,还有吴耀宗、谢雪红、李纯青等北上。

朱蕴山的儿子朱世同乘缅甸登陆艇北上,路过青岛海面,恰遇国民党空军炸沉起义的“重庆号”巡洋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