动荡的济南

到了济南以后,我眼前换了一个世界。不用说别的,单说见到济南的山,就让我又惊又喜。我原来以为山只不过是一个个巨大无比的石头柱子。

叔父当然非常关心我的教育,我是季家惟一的传宗接代的人。我上过大概一年的私塾,就进了新式的小学校,济南一师附小。一切都比较顺利。五四运动波及了山东。一师校长是新派人物,首先采用了白话文教科书。国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寓言,名叫《阿拉伯的骆驼》,故事讲的是得寸进尺,是国际上流行的。无巧不成书,这一篇课文偏偏让叔父看到了,他勃然变色,大声喊道:“骆驼怎么能说话呀!这简直是胡闹!赶快转学!”于是我就转到了新育小学。当时转学好像是非常容易,似乎没有走什么后门就转了过来。只举行一次口试,教员写了一个“骡”字,我认识,我的比我大一岁的亲戚不认识。我直接插入高一,而他则派进初三。一字之差,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。这就叫做人生!最初课本还是文言,后来则也随时代潮流改了白话,不但骆驼能说话,连乌龟蛤蟆都说起话来,叔父却置之不管了。

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。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。在颠沛流离中,完全靠自学,获得了知识和本领。他能做诗,能填词,能写字,能刻图章。中国古书也读了不少。按照他的出身,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;然而他竟然发生了兴趣,而且还极为浓烈,非同一般。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。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,威仪俨然,在读《皇清经解》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,我都觉得滑稽可笑。

这当然影响了对我的教育。我这一根季家的独苗他大概想要我诗书传家。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等,他都认为是“闲书”,绝对禁止看。大概出于一种逆反心理,我爱看的偏是这些书。中国旧小说,包括《金瓶梅》、《西厢记》等等几十种,我都偷着看了个遍。放学后不回家,躲在砖瓦堆里看,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。这样大概过了有几年的时间。

叔父的教育则是另外一回事。在正谊时,他出钱让我在下课后跟一个国文老师念古文,连《左传》等都念。回家后,吃过晚饭,立刻又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,一直到深夜。这样天天连轴转,也有几年的时间。

叔父相信“中学为体”,这是可以肯定的。但是是否也相信“西学为用”呢?这一点我说不清楚。反正当时社会上都认为,学点洋玩意儿是能够升官发财的。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“崇洋”,“媚外”则不见得。叔父心目中“夷夏之辨”是很显然的。

大概是1926年,我在正谊中学毕了业,考入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文科去念书。这里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选。国文教员王玉先生,英文教员尤桐先生、刘先生和杨先生,数学教员王先生,史地教员祁蕴璞先生,伦理学教员鞠思敏先生(正谊中学校长),伦理学教员完颜祥卿先生(一中校长),还有教经书的“大清国”先生(因为诨名太响亮,真名忘记了),另一位是前清翰林。两位先生教《书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诗经》,上课从不带课本,五经四书连注都能背诵如流。这些教员全是佼佼者。再加上学校环境有如仙境,荷塘四布,垂柳蔽天,是念书再好不过的地方。

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,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。在小学和初中时,成绩不能算坏,总在班上前几名,但从来没有考过甲等第一。我毫不在意,照样钓鱼、摸虾。到了高中,国文作文无意中受到了王玉先生的表扬,英文是全班第一。其他课程考个高分并不难,只需稍稍一背,就能应付裕如。结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,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,是全校惟一的一个学生。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,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。这样被别人一指,我的虚荣心就被抬起来了。从此认真注意考试名次,再不掉以轻心。结果两年之内,四次期考,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,威名大震。

在这一段时间内,外界并不安宁。军阀混乱,鸡犬不宁。直奉战争、直皖战争,时局瞬息万变,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。有一年山大祭孔,我们高中学生受命参加。我第一次见到当时的奉系山东土匪督军——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、多少钱和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,他穿着长袍、马褂,匍匐在地,行叩头大礼。此情此景,至今犹在眼前。

到了1928年,蒋介石假“革命”之名,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招牌,算是一股新力量,从广东北伐,有共产党的协助,以雷霆万钧之力,一路扫荡,宛如劲风卷残云,大军占领了济南。此时,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想趁火打劫,出兵济南,酿成了有名的“五卅惨案”。高中关了门。

在这一段时间内,我的心镜中照出来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维新的教育再加上军阀混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