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部 走在路上 十一、不是博导

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学界特有的一个称谓,简称博导。我不是博导。其实我是愿意带学生的,也经常有青年人热切地希望做我的学生。我于1994年当上研究员,按理说就有了带博士生的资格,便向哲学所当时的负责人提出了这一要求。哲学所招研究生一直苦于报考者稀少,所里一些好心人听说我要招生,便兴奋地说,这回考生该挤破门了。但是,他们白高兴了一场,我的申请迄无下文。此后我不再主动申请,不过,大约是一年一度申报的时候了,有一次我也曾被问到是否报名,我给了肯定的答复,但同样再没有下文。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,也从不去打听,因为我觉得,倘若我去查问,对于我和被问者都是一种侮辱。

两年前,我收到一封信,是一位在复旦大学读完了博士和博士后、现任一所名牌大学教授的先生写给我的,他在信中表示要报考我的博士生。这封信促使我再次向所里有关人员询问事情的可能性,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。我给这位先生写了一封信,全文如下——

“今天去哲学所,读到你的来信。你在获得博士学位、完成博士后项目、担任教授之后,仍希望报考我的博士生,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令我敬佩,你对我的信任也令我感动。但是,有一个情况也许会让你感到意外:我迄今不是博导,没有带学生的资格。我曾经提出过要带学生,没有下文,此后我就不再提了。我本人对这种情况并不太在乎,凡属体制内争名夺利之事,我一向退避三舍,一试之后决不再试。然而,今天读了你的信后,我还是破例去询问了有关部门,得到的答复是,今年有新规定,满五十七岁者(今年我刚好如此)不再有申请博导之资格。我不是一个狂妄之人,但是,我仍不禁要为社科院感到遗憾,因为它自己剥夺了刷去其一个污点的机会。

“当然,如果你肯委曲求全,哲学所里博导有的是。不过,坦率地说,其中有些人是做我的学生也不配的。设身处地为你考虑,我的想法是:倘若你的目的是转到北京或中国社科院来工作,那么,随便报考谁都可以,反正那只是一个工具;倘若你是想回到哲学,那么,其实你不必再读一次博士生,你完全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。即使我有资格招你,我也会向你提出这个建议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很乐意以一个同行的身份与你切磋和交流。”

请允许我把回信也摘引在这里:“我对目前体制也颇难理解。我的不少本科同学在中国社科院,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经是博士生导师。您的学问当然在一般学问之上,因为超越了知识,是一种深入的生命之思。我也不是要来北京工作,如果想来,是一直可以来的。我把博士当论文课题做,而且由此结识我认为可以为师、有益于智性学问的人。哲学所里我真正佩服的人不多,其中就有您和李泽厚。”

满五十七岁者不能带学生,这个规定本身就很荒谬,姑且不论。我在五十七岁前为什么也一直不被允许带学生呢?隐秘的原因也不去揣摩,我估计,堂皇的理由不外是说我不务正业。我写的哲理散文是不能算学术成果的,这我知道,也不在乎,我本来就不是为了一个统计数字而写作的。可是,因为我写了这些东西,我做的尼采研究和翻译也不存在了吗?直到现在,我不是还被公认是这一领域里的领先人物吗?看来,中国学术界的奇怪规则是,在评估你的学术能力时,你的文字表达能力是作为负数加入计算的。凡是表达生动的文字,不管所表达的内容是什么,都不能算做成果。不仅如此,而且因为它们的存在,对你的形式上符合标准的学术成果的评估也要相应地打折扣。因此,如果你写了大量有文采的——因此而被判定是非学术的——著作,那么,在它们的抵消下,即使你的那些可以被承认是学术性的著作在绝对数量上也不少,在质量上相当高,至少高于他们生产的大多数产品,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有权对之忽略不计。

我对单位里的事一向不闻不问,对体制内的任何利益也从来不争。我有太多的事要做,没有工夫去关心这些,从不参加评奖之类,也不知道谁得了奖。社科基金是体制内的一大利益,很早前我申请过,被否决了,后来就不再申请,只是在实行人人必须有课题的制度以后,才申报了一个小课题,否则就得下岗。我弄不清各种利益机制,也不想去弄清。有一回,我非常偶然地看出了一点名堂。2002年底,院里下达岗位津贴新标准,研究员分两档,让大家投票,算是民意调查。第一档的条件规定得很明确,诸如学科带头人、获奖者、重点课题负责人之类。选票上开列了全所在岗研究员名单以及相应指标,包括博导、获奖、学术委员、评审委员、重点课题、突出贡献、特殊津贴等,每人的情况一目了然。我第一次发现,大多数人的指标都很有内容,我却几乎是空白,只有特津一项,而这一项在我这个资历上差不多人人有份,后来只因为停止执行了,资历较浅者便不再有份。我忽然悟到,所有这些指标是互相关联的,只要你得到其中关键的一项,譬如说重点课题,其他的利益就会跟随而来。相反,如果你不去争或者争不到,也就一失俱失,没你的事了。

我在这里所说的其实不是单位上的事,而是学术界的普遍情况。说心里话,我对我的单位很满意,各届头头对我都相当宽容,一般人员也对我十分友好。我最满意的是这一份职业,想象不出世界上还会有更好的职业,拿了工资却不用坐班,可以坐在家里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。在这样的单位,一个人只要有自己的真兴趣,不去卷入琐屑的利益之争,就可以过得很自在。我是充分享受到这个好处了,至于那些我没有得到的利益,本来就不是我想要的,我只是在叙述事实,没有丝毫埋怨的意思。惟一略觉遗憾的是不让我带学生,因为我相信我能带得很好,不该让那些想跟我学习的青年人失掉这个机会。关于中国当今的学术腐败,已有一些公开的批评,人们在私下里谈得更深。我未作任何调查,只说一说直觉。我的感觉是,当今学界的根本问题是官场化,并且带进了当今官场的一切腐败现象。其中的关键一点是,决定一个学者的地位和待遇的评定机制是非学术的,起首要作用的是权力、人际关系等官场因素,辅以同样非学术的工作量指标。这两者之间还有着某种联系,比如说,一个人很容易凭借权力掌握一些大型课题,让别人去做具体工作,却也计算入自己的工作量之中。我常常为国家每年支出的大量课题经费感到心疼,我相信会有一些做出了真正有意义的贡献的课题,但是,也生产出了许多学术垃圾。一个课题一经立项就可以得到经费,完成后出书也就不成问题,而只要出了书就是学术成果,提高了学术地位,亦即增强了获取更多课题经费的资格,如此形成循环。课题立项有此奇效,人们怎会不竭尽全力为之奋斗呢。课题还分级别,级别越高利益越大,不光经济上如此,级别本身就直接意味着和转化成权力。可是,有多少人问一下,这样制作出来的所谓学术著作现在和将来究竟有没有人读。事实上,人们都心中有数,许多书刚生产出来就被人遗忘了,其唯一的用处是充当课题立项循环中的必要环节。把眼光从一个单位移向整个社会,人们会发现,当今的学术界很像一个大社交场。有一些学者俨然大忙人,他们挂着各种学术头衔,忙于跑关系和拉经费,不停地举办或参加各种学术名目的活动,却永远坐不下来认真做一点学问。每当我接到一张写满各种头衔的名片,我就惊愕自己又结识了一个精力超常的人,并且永远断绝了再见这个人的念头。学界的腐败不止于此,耳闻的一些情况使我瞠目结舌,某些教育从业者的灵魂堕落简直骇人听闻,竟然利用在招生、考试、毕业等事情上的权力索取贿赂,包括索取性贿赂。当这种现象成为一种风气时,天下父母怎么还忍心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尤其是名校啊。

有时想一想不禁好笑,很长时间以来,我已经不参加学界的任何活动了,不管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,但我也不属于别的什么界,真是哪界也不搭。但是,我又非常勤奋地工作着,只是我的工作与任何人不构成竞争,因而无须在这工作之外去为胜负得失奔忙罢了。我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,但我的自信恰好达到这个程度,使我能够不必在乎外来的封赐和奖赏。我的生活中没有用身份标示的目标,诸如院士、议员、部长之类。那些为这类目标奋斗的人,无论他们为挫折而焦虑,还是为成功而欣喜,我从他们身上都闻到同一种气味,这种气味使我不能忍受和他们在一起呆上三分钟。我曾经也有过被虚荣迷惑的年龄,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看清事物的本质,尤其还没有看清我自己的本质。我感到现在我已经站在一个最合宜的位置上,它完全属于我,所有追逐者的脚步不会从这里经过。我不知道我是哪一天来到这个地方的,但一定很久了,因为我对它已经如此熟悉。

明年我要退休了,有人问我是否为此感到惶恐,我不禁笑了。怎么会呢?一方面,我早已在过着一种类似退休的与世无争的生活了,另一方面,既然我仍将一如既往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,是否退休又与我有何相干?当然,在任何一个精神创造者的词典里,都没有退休这个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