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

每年夏天,我总会到附属于盖布泽县长办公室的那间被人遗忘的“档案室”,花上一星期时间翻寻文件。一九八二年时,在一只塞满大量皇室法令、地契、庭审纪录与税务卷宗的尘封柜子底部,我发现了这份手稿。它梦幻般的蓝色精致大理石纹封面与清晰可辨的字迹,在褪色的政府文件中闪耀,因而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。仿佛要更进一步激起我的兴趣似地,别人又在书本的扉页题上了书名《被褥匠的继子》。除此之外,没有其他标题。书页的边缘与空白处满是小孩画的人物画,头儿小小,身着钉上钮扣的服装。我带着无限喜悦,立刻读起了这本书。我很欣喜,但又懒得缮写这份手稿,所以从这间连年轻县长都不敢称之为“档案室”的储藏室偷了它。守卫对我非常恭敬而未在旁监看,我利用了这样的信任,一眨眼将它顺势放进了我的手提箱。

刚开始,除了反复阅读之外,我不是很清楚如何处理这本书。那时,我对历史仍有深深的怀疑,只想单纯专注于故事本身,而不是手稿中的科学、文化、人类学或是“历史”价值。这也就使我深受作者本身的吸引。自从被迫和友人离开大学,我便从事祖父的工作,担任百科全书编纂者。也就在此时,我有了一个想法,要在负责的名人百科全书历史部分,加入该作家的条目。

就这样,我把编纂百科全书与饮酒之外的空闲时间,都用在了这项任务上。当我查阅那段时期的基本原始资料时,立刻发现故事描述的一些事件和史实不太相符:例如,柯普鲁吕担任大宰相那五年期间,伊斯坦布尔曾遭大火蹂躏,却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当时曾爆发值得一提的疾病,更别说书中所提的那种瘟疫流行。一些那段时期的高官名字也拼错了,有些是彼此混淆,有些则根本就是换了名字。而那些皇室星相家的名字也不符合皇家纪录,但我认为这种矛盾在这个故事中有特别的作用,所以并未多予追究。另一方面,我们的历史“知识”大多证实了该书所讲述的事件。有时,我甚至在小细节上看到了这种“真实”:例如,皇室星相家侯赛因大人被处死的情形,以及穆罕默德四世在米拉贺宫的狩兔,都和历史学家奈伊玛的描述相似。可以看出,这名作家显然喜爱阅读与幻想。于是,我想到,他可能相当熟悉这类资料及其他许多书籍并从中拾穗,写成了他的故事。他声称认识艾夫利亚·却勒比,但可能只是看过他的书。想到可能如其他例子所示,与此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属实,我便努力使自己不要失望,继续追查故事作者的踪迹。但是,在伊斯坦布尔各图书馆作的调查探究,粉碎了我大部分的希望。不管是在托普卡匹宫的图书馆,或者其它我觉得可能从那儿流落散佚的公、私立图书馆,我都找不到任何文中所提到的那些在一六五二年至一六八○年间,呈交穆罕默德四世的文章和书籍。我只找到了一个线索:这些图书馆收藏了书中所提“左撇子誊写员”的其他作品。我搜寻翻看了一段时间,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。我曾给意大利大学的诸多大学写了无数的信,而此时,他们也给我寄来了令人失望的答复。我徘徊在盖布泽、占尼特希萨尔和于斯库达尔墓园的墓石间,希望找到作者的名字(虽然书名页未提,书中却曾提及),仍徒劳无功。我放弃了依循可能的线索,仅根据故事本身写下百科全书的条目。如同我所担心的那样,他们并未刊出这个条目内容,不是因为它缺乏科学证据,而是他们认为这个人物不够有名。

或许是这个缘故,更加深了我对这个故事的着迷。我甚至想过辞职抗议,但我喜欢这份工作和朋友。有一段时间,我逢人就说这个故事,热烈得仿佛那是我写的,而不是我发现的。为了让故事听起来更有意思,我谈及它的象征价值、与当代事实的基本关联、我如何经由这个故事来理解我们这个时代,如此等等。当我说出这些主张,那些关注政治、暴力、东西方关系或民主等主题的好奇的年轻人对此颇有兴趣,但他们和我的酒友们一样,很快就忘了我的故事。在我的坚持下,一名教授友人翻阅了这份手稿。归还文稿时,他说伊斯坦布尔街巷的木房子里,有着数以万计充斥这类故事的手稿。住在这些屋子里的无知的人们,不是把这此书当成《古兰经》而将它们放在碗橱顶端的神圣位置,就是把它们一页页撕下来点燃炉火了。

所以,在一位戴眼镜且烟不离手的女孩鼓励下,我决定出版这个我一次又一次重新阅读的故事。读者们会发现,我把这本书修订为现代土耳其文时,并未刻意去追求行文的风格:看了几句这份放在桌上的手稿后,我会来到另一个房间的桌前,努力以当今的文字来描述心中体悟的文稿意含。选择这个书名的人不是我,而是同意印刷出版的出版社。看到前面献词的读者可能会问,其中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存在。我想,把一切看作与其他事物有关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癖好。因此,我也屈从这个通病,出版了这个故事。

法鲁克·达尔温奥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