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束菊花

大姐夫来了,带着大姐和女儿去忠县农村看自家父亲。

他们走后不久,江上起洪水了,比着劲儿往上涨。

父亲说,打他从家乡浙江来重庆这几十年,都从未见过如此凶猛的洪水。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的呼归石全淹在水里。洪水在一夜之间长到八号院子下面的粮食仓库门前。江上浮着上游飘来的树木、家具、死人、死猫、死老鼠和衣服,也有半截木屋浮在水面上。

那段时间人心惶惶,大家都跑到八号院子前的岩石上看江,生怕长江继续涨水。

我晚上做梦,梦见人们在奔跑,江水把我卷走,我大叫救命。

没人过来救我。

我沉到江底,变成一条鱼。

有一条龙追我,要吃了我。我大叫着醒不来。当然天一亮,院子里就没有清静,我醒来。可是晚上又做变成鱼的梦。有一天龙追我时,我急中生智,冒出水面,发现水已退。于是,龙也不追我了。

起床后,我第一件事就是跑出院子,到八号院子前去看江水。真的,江水退了。

所有的人都欢叫起来。

可是二姐一个人在阁楼里哭。二姐要回学校参加派性斗争。那时重庆有各种保护党中央毛主席的造反组织,有中央做后台的,也有军队做后台的,最有名的是“八一五派”和“反倒底派”,后者也叫“砸派”。母亲坚决反对。门被母亲反锁,母亲说:“你啥时想开了,就叫我一声,我给你饭吃。”

二姐把一段毛主席语录抛过来,说话打机关枪一般快: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不是做文章,不是绘画绣花,不能那样雅致,那样从容不迫,文质彬彬,那样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,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。”二姐说,文化大革命的希望就寄托在她们这样的年轻人的身上。

母亲听完,摇摇头,什么也没说,下楼了。

不知是三哥还是四姐悄悄帮二姐开了门。二姐跑回师范学校。

那是1967年,重庆两江三岸派性斗争升级,明枪明火干起来,,惨案不时传来,搞得院子大门天不黑就关上。每家每户把菜刀和铁棍藏在自家门后和床下,以备不测。

二姐走了一周,母亲不放心,便到位于四公里的师范学校找二姐。费了一番周折,母亲找到二姐,她正在新垒起的两堆坟前跪着,坟前分别有一束白菊花,白得吓人,映得二姐那张脸像鬼。

一向小心翼翼的二姐,同时被两个男同学追求。二姐呢,并未答应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。两位本是好朋友,却由情敌转为敌人,分别当上了学校里“八一五战斗兵团”和“保卫毛主席革命到底兵团”的小头目。文斗不如武斗,革命升级了,山坳中发生武斗。两派的头目,跟外国小说里的决斗者一样,各自丢下身后围着自己的人马,举起了手中的枪,朝对方走过去。枪响了,一个倒下了,另一个也倒下了。两人爬在地上,又再次扣动扳机,射向对方。

结果两人都死了,只有几分钟时间。两边的人都看傻了,不知该怎么办。

二姐正在操场旁的女生宿舍里写革命标语,完全不知道操场墙外发生的事。第一次枪声响,她觉得不对劲,便奔向窗口。她看见那两个男同学举枪射向对方,倒在地上。他们射第二次时,二姐大叫:“停住!”谁也不听她的话,血流了一地。他们的脸都干净,一丝血也没有,安详极了。二姐发出一声绝望的叫喊,爬上窗台,想往外跳。当然被人拉住了。

母亲对跪在两堆坟前的二姐低声哀求:“回家吧,二妹。”

二姐没听见,眼睛直直地瞪着前方的两束白菊花。过了好久,她才抬起脸来,对母亲说:“好的,妈妈。”

之后,二姐不再参加任何派系,她躲在宿舍里读外国小说、绣花和练毛笔字。从那之后,她不仅是学校、也是我们家写字最体面最有章有法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