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部 红顶商人 第十章

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底,交卸了兼署浙江巡抚的职司;在杭州全城文武官员,呜炮恭送之下,启程入闽督师。

在此以前,援闽之师分三路出发。西路以帮办福建军务浙江按察使刘典所部新军八千人为主力;会同记名按察使王德榜的两千五百人,由江西建昌入汀州;中路记名提督黄少春,副将刘明灯两部共四千六百人,由浙江衢州,经福建浦城、建宁入延平;东路由署理浙江提督高连升会同候补知府魏光邴,领兵四千五百人,过钱塘江由宁波乘轮船,循海道至福州登陆。

这三路军队的目标都是闽南——李世贤踞厦门之西的漳州;丁太洋在福建、广东、江西三省交界的武平;而汪海洋则在闽南的东西之间流窜。左宗棠的打算是,决不能让他们出海;由北、西、东三面收紧,压迫敌人南窜。福建之南就是广东。两广总督毛鸿宾与广东巡抚郭嵩焘,见此光景,心知不妙。左宗棠如果驱贼入粤,则援闽之师,随贼而至,会形成长毛与“友军”交困的窘境,所以非常着急。

可是由两员副将方耀、卓兴所率领的粤军,不过八千之众;福建延建邵道康国器,虽是广东人,新统一军,亦多粤籍,却不能算粤军,因为是左宗棠的部下,并不听命于广东大吏。毛鸿宾与郭嵩焘迫不得已,一而派方耀、卓兴入闽会剿,明阻长毛,暗挡左宗棠;一面打算奏请起用守镇江的名将冯子材督办东江军务,自求振作。

当援闽之师未到以前,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已与李世贤接过仗。林文察是台湾彰化人,咸丰八年以助饷剿淡水的土匪,授职游击,做了武官;他所统率的台勇擅用火器,剽悍善战,助林文察当到总兵,获得“巴图鲁”的名号。王有龄被困杭州时,曾奉命援浙,而阻于衡州;以后归左宗棠节制,很立了些战功,补实为福建福宁镇总兵,不久擢升为福建陆路提督,随即提兵回台,在他家乡平乱。乱党的首领,是原籍漳州龙溪的戴潮春;他是中国历史上阴魂不散的老牌乱党白莲教的余孽。在彰化名义上办团练,实际上与长毛是勾通的。

咸同之交,浙江沦陷,在福建的官军,多调闽北浙南;戴潮春认为是起事的好机会,三月间由其党羽林戆晟在大墩起事,五天以后,占领彰化,台湾兵备道孔昭慈被杀。戴潮春自称“东王”;“南王”是林戆晟;此外还有“西王”与“北王”。下面的官职有“大国师”、“左右丞相”、“六部尚书”等等。

这个略仿太平天国建制,沐猴而冠,仿佛戏台出将入相的场面,由于东南战局正在紧要关头,朝廷只应粮道丁日健的力请,派了六百人去攻剿;因而得以维持一时。及至同治二年秋天,左宗棠收复浙江,已有把握,才派林文察回台,号召旧部;福建巡抚徐宗干,亦派久官台湾的丁日健领兵赴援,并授为台湾兵备道,督办全台军务。

于是到了十一月初,彰化收复,继攻下斗六;到了年底,戴潮春被擒于张厝庄、林戆晟败死于四块厝,局面可以算是稳定下来了。

不过肃清残余乱党,亦很费力;尤其是当李世贤占据漳州以后,戴潮春的余党准备接应会合,图谋再举。左宗棠深恐李世贤、汪海洋等人出海,正就是为此。

林文察见此光景,深感为难,一方面要防止死灰复燃,放不得手;另一方面以福建陆路提督为一省最高武官的地位,对于收复漳州、汀州等地,责无旁贷。仔细考虑下来,还是应该回福建;因为能够消灭李世贤,彰化的乱党便失去凭借与指望,不战而自溃。

打定主意,仓卒内渡,同船只带了两百亲兵。他与李世贤交过手不止一次,不敢轻敌;原意到了福建,先作部署,然后出击,那知李世贤早有准备,在万松关设下埋伏,专等他入网。

而林文察则又改变了主意。因为他自感兵力孤单,一路收容了许多散兵游勇,杂凑成军;如果粮饷充裕,时间从容,而又有得力的帮手,当然可以将此辈渐渐练成劲旅,否则就只有利用他们急于追求出路,或者怀仇报仇的心理,淬厉士气,作背城借一之计。林文察老于兵事,默察情势,认为不得不速战速决;拖下去徒耗粮饷,且难部勒,将不战自溃。本来左宗棠的檄令,是责成他“力保泉厦”,这是很难的任务,因为漳州以东,直到厦门、泉州,地势平衍,易攻难守,而况彼此兵力众寡悬殊。就方略讲,应该以攻为守;就利害关系来看,以少攻多,虽然吃力,但与其守而败,不如攻而败。因此,在十月初便由泉厦而进,在万松关上扎营。万松关又名万松岭,在漳州以东二十五里的凤凰山上,为由泉厦渡江入漳的孔道。扎营刚定,李世贤派一队人马来攻,用意在试探虚实;哪知副将惠寿不中用,竟让长毛踩了营盘。林文察迫不得已,退驻叫做玉洲的地方,隔了两天出队攻击,小胜而回。就在这时候又接到左宗棠的札子,指示他“深沟高垒,勿浪战求胜;俟浙军到后,协力规复漳州。”林文察这时不能不听命,驻营在万松岭上,静候援军;另由水师总兵曾玉明,在九龙江近海澄县地方的海口镇,结扎水营,以为犄角之势。

这样守到十月底,左宗棠还未进入福建境内,而先行出发的浙军,三路合围之势,将次形成。李世贤原来是在万松关以西设下埋伏,专候林文察入网;见他按兵不动,而浙军又已入闽,不能不急着打开一条出路,因而在十一月初三,发动突袭。

突袭是分水陆两路进行。袭击水营的长毛,皆以烟煤擦脸,有意扮成狰狞可怖的鬼相;同时亦用作为“自己人”的识别。曾玉明的水师,猝不及防,除了用炮艇上的小炮轰击以处,其余各营,都垮了下来。

在西面万松关上的林文察所部,本是越拖越坏的散兵游勇;听说后路被袭,未战先乱。副将惠寿,游击许忠标,压不住阵,只有溜之大吉;林文察都不肯逃,结果中枪阵亡。溃散下来的乱兵,勉强集结在九龙江东岸,算是保障泉州门户。

三月以后,左宗棠到了浦城,正式进入福建境界;预定就以此为行辕。行辕所收到的第一件战报,便是林文察兵败殉职。

这不是马到成功的征兆,左宗棠大为不悦。在他看林文察是挫了浙军的锐气,也伤了他的威名;虽非死有余辜,却是决不可原谅的。因而出奏时,便不肯专叙此事,只用一个“督师行抵浦城,现筹剿办情形”的案由,在折子中斥责林文察不听调度,致有此失;幸亏高连升军一已由福州赶到闽南,泉厦可保无虞。至于林文察的恤典,申明另案奏请;但可想而知的,恤典不会优厚。

不过局势很快地稳住了。左宗棠最担心的,就是李世贤向东南横窜入海,所以只要高连升一军,能自福州南下,及时拦堵,先挡得一阵;等苏军郭松林、杨鼎勋领兵航海而来,肃清腹地便有十足的把握了。

为此,左宗棠定下东守北攻西压的策略,最先收复闽南偏北的龙岩;接着会同粤军方耀所部,收复闽粤交界的永定。

这两场胜仗才下来,士气大振,指挥更加灵活;左宗棠开始“驱贼入粤”,首先是由毗连江西的汀洲、连城一带、将汪海洋部下的长毛,往南撵向与广东交界的武平、上杭一带。其时援闽苏军已陆续到达,与浙军高连升、黄少春所部,划分防区,而以进取漳州为目标,苏军守漳州之南浙军守漳州之北。这一来,李世贤出海之路是彻底被遮断了。到了四月中旬,浙苏各军由南北同时出击,会功漳州;到了四月廿一,漳州克复,可是李世贤却开西门而走,与汪海洋会合在一起,成为“困兽”了。

当时的形势是东南方面泉、厦、漳沿海一带,兵力最厚;西北永定有七千余人防守;东北的漏洞,亦已及时防补,唯有西面最弱,左宗棠几乎毫无布置。

西面就是广东的大埔、饶平一带,虽有粤军方耀防守,可是决非李世贤、汪海洋的对手,是谁都看得出来的。然则,左宗棠之意何居?明眼人自然看得出来。

这个明眼人是远在京城里的军机章京领班许庚身,在五月十二那天,看到发下来的一个奏折,大为诧异;这个奏折是李鸿章所上,作用是在表功,所以案由是“援闽苏军,会合浙军分路进逼,于四月二十一日克复漳州府城”;奏报进攻情形中,有一句话说:“侍逆李世贤潜开西门而遁。”这与同时收到的左宗棠的战报,情况不符。

左宗棠的奏折,案由是“进逼漳西大捷,现筹办理情形”。并未提到漳州克复,再未变到李世贤由漳州西门而遁;只说“李逆世贤经官军叠次击败,势日穷蹙;图由漳北小路绕犯安溪,以抄官军后路。其计未成,又图勾结同安土匪,内讧滋事;经离松林凰带所部两营驰赴同安,会同道员曾宪德将西塘、上宅、浒井各乡匪巢洗荡。”

再看拜折的日期是四月廿六,拜折的地点是福建省城。福州离漳州不过两三日路程;廿一克复漳州,在福州的左宗棠不应该到廿五还不知道。如果已经知道,廿六拜折何以不报捷?

这是莫大的一个疑窦,但稍作参详,不难明白,左宗棠只为李世贤“漏网”,不肯报捷;先说他想“绕犯安溪”,又想“勾结同安土匪”,最后说由郭松林如何如何,是打算将李世贤“漏网”的责任,轻轻推到郭松林头上。

至于左宗棠想“整”郭松林的缘故,亦可以推想得到。原来从林文察阵亡以后,福建陆路提督一缺便补了福山镇总兵的郭松林,虽为署任,总是升官;而如没有左宗棠的奏请苏军援闽,这个武将中最高职衔的提督,请未见得轮得到郭松林。照左宗棠的想法,郭松林的升官,既由援闽而来;而所升的官,又是福建的缺分,则不论感恩图报,还是循名责实,都该照建制归隶他的部下。无如郭松林虽经福建巡抚徐宗干一再催促,始终不肯到任。以福建的武官在福建打仗,却自居于客将的地位,在左宗棠是颇难容忍的;只是当郭杨两军航海南来之前,李鸿章特为声明:郭松林不履任,他亦“不劝驾”。左宗棠曾经同意,此时不便出尔反尔!但又有所憾于郭松林,因而此时先作一个伏笔,一方面隐约其词地表示,追击李世贤是郭松林的责任;另一方面可以看将来的情况,果真同安土匪一时不易收拾,便可正式奏请将郭松林留在福建——以本省的提督剿本省的土匪,天经地义,名正言顺,朝廷不能不准,李鸿章不能不放,郭松林不能不留。

了然于左宗棠暗中的勾心斗角,再来看李鸿章的“援闽获胜,会克漳州府”一折,才会恍然大悟,除表功邀赏以外,还有预先为苏军留下卸责余地的作用。因为折中铺叙战况,对于郭杨两军的防区及部署,说得特别详细,一则谓:“东山在漳州城南十里,系通漳浦大路,郭松林以八营扼之;又十里为镇门,系东山、海澄、石码适中之地,杨鼎勋以五营扼之。海澄县为两军后路,有山径可通漳浦,复派三营分布县城内外,防贼抄袭。”

再则谓:“总兵刘连捷、阜司王开榜在西北;提督高连升、黄少春等军在东路。自苏军扼扎东山,南路已断。”三则谓:“败逆向南靖一路纷逃,各营追剿数里,当会同高、黄等军,折回东南,将东关外放子桥、东岳庙及附近南门新桥各贼垒一律荡平。”处处可以看出,郭扬两军无论防守还是攻剿,都以担当漳州南面为主,东面其次;然则李世贤开西门而遁,责任谁属?不问可知。

这样反复研判下来,许庚身认为左宗棠是在玩弄可怕的权术。从军兴以来,各省带兵大员,以驱贼出境为惯技;而左宗棠则似乎有意以邻为壑,包藏着什么祸心。此非早作纠正不可。

因此,他向恭王与文祥等人,指陈利害,奏明两宫太后,拟发“廷寄”,首先指出李鸿章已有奏报,漳州克复,“侍逆潜开西门而遁”;接下来便说,“漳州别经克复,而渠魁仍未授首,必将与汪逆合谋,计图复逞。现在东南两路局势既尚稳固;东北一路亦有刘明灯等联络扼守,而西面之漳浦、云霄、诏安、平和等城,均为贼踞,该逆必思由此路窜走,已无疑义。粤省饶平、大埔一带,虽有方耀等军防守,尚恐兵力不敷分布,左宗棠等仍当分拨劲旅,绕赴西路,会同粤军,迎头拦截,杜其窜越之路。”

到此地步,左宗棠知道撵走郭嵩焘的时机成熟了。在此以前,他曾为蒋益澧下过一次伏笔;并用李鸿章作为陪衬,来提高蒋益澧的地位。这一伏笔,下在九月初,瑞麟与郭嵩焘交恶之时,而于“恳请收回节制三省各军成命”的奏折中,附带一提:“恐两广兵事,尚无已时,若得治军之才如李鸿章、蒋益澧其人,祸乱庶有豸乎!”意思是最好将李鸿章调为粤督,而以蒋益澧升任粤抚;这是隐约其词的试探,朝廷即令没有明确的反应,但蒋益澧可当方面之任的印象,却已在西宫太后与军机大臣的脑中留下了。

此时当然还不能明保蒋益澧升调广东;是用夹片的方式,在“陈明广东兵事饷事”中,攻郭保蒋。首先就说:“广东一省兵事实足观,而饷事亦不可问。军兴既久,各省兵事或由弱转强,粤则昔悍而今弩矣!各省饷事或由匮而渐裕,粤则昔饶而今竭矣!”光是这两句话,便将近两年的督抚一起攻击在内;当然,郭嵩焘的责任应更重于瑞麟,因为他在任之日比瑞麟久。

接着便专责饷事,而此正是巡抚的职责;其中并无一语提及郭嵩焘的名字,而大部分的攻击却集中在郭嵩焘身上,特别提到广东富饶之区的潮州厘税。

左宗棠是这样指责:“臣抵大埔,接晤潮郡官绅士民,询及潮郡厘税,合计杂货之厘、洋药之厘、汕头行厘、船捐,每年所得,共止三万余两,是一年所入,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饷也。潮州为粤东腴郡,而厘税之少如此,外此已可类推。”这是有意歪曲事实。从钱江创设就货征税的厘金以来,最难办的就是广东;当郭嵩焘莅任之初,就曾会同总督毛鸿宾奏明。广东办厘的情形,有异于他省,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牵掣。广东的形势,“澳门据其西,香港绕其东,所有省河扼要海口,其地全属之洋人,而香港尤为行户屯聚之地。一二大行店皆移设香港,以图倚附夷人,便其私计,一切劝捐抽厘,从不敢一过问。其有意规避捐输者,亦多寄顿香港,希图幸免。统计出入各货,凡大宗经纪,皆由香港转输。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,而粤东兼有逋逃之薮。”

其次是广东的风气与他省不同。广东的士绅,往往包揽税捐;厘金开办之初,亦由劣绅承包,任令侵渔中饱。而公私交受其病。其后收为官办,则原来包厘的劣绅,因为失去特权,心有不甘,从中煽动捣乱,聚众捣毁厘局之事,不足为奇;官府胆怯怕事,不敢惩办祸首,反而撤去委员,或调动府县地方官,以裘发协。而结果是越迁就,越棘手。

从郭嵩焘到任后,以易除中饮,讲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顿厘捐,颇有成效,从未设局的琼州府、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,次第开办。至于潮州,就广东而言,偏处东隅,久成化外,直到汪海洋逼近广东边境时,方由潮嘉惠道张铣,设法开办;数目虽少,但总是一个开端。潮州的民风,因势利导,好话说在前面,无事不可商量;强制硬压,则偏不服从。

张铣的意思是,只要潮州肯承认厘捐,以后可以陆续增加;而况贼势方急,官府与绅民之间,为此先起争执,是件极危险的事。这个看法,郭嵩焘深以为然;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实,只强调每年只收得三万银子,却不说这三万银子来之不易,而只要能收此三万,以后三十万亦有希望。最恶毒的是,左宗棠又夸大广东海关的收入:“闻海关各口所收,每岁不下二百万两,其解京之数,无从稽考。此项若能由督抚设法筹办,于正供固期无误;而于该省筹饷大局,实裨益非浅。特此为二百年旧制,非外臣所敢轻议。”接下来便是保蒋益澧了。他说:“臣率客军入粤,偶有闻见,自不敢不据实直陈。至兵饷兼筹,任大责重,非明于开济之才,不能胜任。浙江市政使蒋益澧,才气无双,识略高臣数等,若蒙天恩,调令赴粤督办军务,兼筹军饷,于粤东目前时局,必有所济。”

这就是所谓力保。力保之“力”,端在一句话上:“才气无双,识略高臣数等。”以节制三省军务的总督,如此推崇,分量实在太重了。

左宗棠以诸葛武侯自命,目空一切,竟这样降心推崇,也实在不类他的为人。因此有人传了来一个内幕,说是闽浙总督衙门主章奏的幕友,受了蒋益澧一万银子的红包,力主加这“才气无双,识略高臣数等”十个字;如果流言属实,算起来是一字千金。

不过,行贿之说,虽不可知;而就事论事,却非有此十字不可。蒋益澧的才具如何,军机大臣大都了解;无不以为他难当方面之任。是故虽经左宗棠在奏折中暗示,他可代郭而为粤抚,并利用李鸿章作陪衬,来抬高他的身价;而朝廷始终装聋作哑。现在左宗棠的这十个字,分量之重,如雷灌耳,那就装不得聋,作不得哑了。

不过,装聋不许,却可装傻,朝廷有意不理左宗棠的暗示;只如他表面所请,在同治五年正月初八降旨:“着浙江布政使蒋益澧,驰赴广东办理军务,兼筹粮饷。”

当保荐蒋益澧的奏折拜发之时,左宗棠对克复汪海洋所盘踞的嘉应州,已有把握。在十二月十二发动总攻,一仗大捷,汪海洋为乱枪所杀;十天以后,克竟全功。左宗棠在年底拜折:“收复嘉应州城,贼首歼灭净尽,余孽荡平。”

这一下等于肃清了长毛余孽,左宗棠本人班师回任,各军遣归本省;然则蒋益澧“驰赴广东”,办何“军务”,筹何“粮饷”?如果有力者作此一回,蒋益澧的新命,就可能撤消。左宗棠当然早就计议及此,于是借题发挥,对郭嵩焘逼得更紧了。

所借的题目是“高连升带所部赴任”。高连升的本职是“广东陆路提督”;如今左宗棠节制三省军务的任务告一段落,自回本省,则高连升亦应有广东履任。提督到职,除本标亲兵以外,无须另带人马;而左宗棠却嘱咐高连升尽携所部赴新任。表面上的理由是大乱初平,民心不定,“以资镇压”;实际上是有意给广东出难题,因为高连升所部有五千人,每月至少亦要三万金银子的饷银,当然归广东负担。

可是,广东欢迎高连升,却不欢迎高连长的部队。于是左宗棠上奏指责广东,大发牢骚,说是“臣扪心自问,所以为广东谋者,不为不至,而广东顾难之。欲臣一概檄饬高连升所部为旋闽,兹则臣所不解也。如谓高连升军饷仍应由闽支领,则试为广东筹之,应解协闽之饷,约尚有三十余万两,此次资遣各省难民及嘉应州、镇平县赈恤平粜米粮及臣均拨鲍超一军军米价银,应由广东解还归款者亦约五万余两。即以此款悉数移充高连升军饷,以闽饷济闽军,约足一年之需;一年之后,诸患渐平,陆续裁撤此军,亦未为晚。”各省协饷,哪一省亏欠哪一省,是笔永远算不清的帐,反正能打仗就有理:打胜仗更有理。左宗棠对这一层了解得最透彻,所以能够侃侃而言,气壮更显得理直。

左宗棠的折报,常在最后发议论,此折亦不例外,因为打击郭嵩焘的缘故,殃及广东,亦被恶声:“伏思海疆之患,起于广东;中原盗贼之患,亦起于广东,当此军务甫竣之时,有筹兵筹饷之者,应如何惩前毖后,以图自强?若仍以庸暗为宽厚;以诿卸为能事,明于小计,暗于大谋,恐未足纾朝廷南顾之忧也。合无请旨敕下广东督抚熟思审处,仍檄高连升带所部赴任之处,出自圣裁。”

这个奏折,象以前所保蒋益澧的奏折一样。左宗棠幕府中得了红包的人,密抄折底,寄达浙江,蒋益澧虽是粗材,但毕竟也还有高人,告诉他说:高升之期已不在远。蒋益澧喜不可言,随即刻印了广东巡抚的封条,准备打点上任了。

这个奏折最厉害之处,是在借瑞麟以攻郭嵩焘。事由瑞麟一咨而起,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笔锋,在前面亦都指出瑞麟;这是暗示,如果攻郭无效,便要转而攻端了。瑞鹿在广东的政绩如何?朝中大臣,尽人皆知;而恭王与文祥,较之道光、咸丰两朝若干用事的满州权贵,虽不知高明多少?但亦认为瑞麟必须保全,因为第一,军兴以来,督抚十分之九为汉人,此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之事。眼前亦仅只湖广、两广是旗人;倘或左宗棠对瑞麟参劾不已,逼得朝廷非调不可,一时却没有适当的旗下大员,可以承乏。其次,瑞麟有慈禧太后的奥援,动他不得。第三,瑞麟虽是庸材,但很听话;尤其内务府的经费,跟粤海关有很大的关连,能有个听话的粤督在广州,诸事方便。因此,朝廷就必须安抚左宗棠,不但为了保全瑞麟,亦因为由“恐未足纾朝廷南顾之忧”这句话而起了警惕。所以上谕中责备瑞麟,措词相当严厉:“左宗棠凯旋后,粤省安插降卒,搜诛土匪,善后之事方多;正当留扎劲兵,以资镇压。瑞麟既咨催高连升赴广东提督本任,何以反令左宗棠将其部典檄饬回闽?倘闽军凯撤,而降卒土匪又复滋生事端,重烦兵力,该署督其能当此重咎耶?”

接下来便是悉如左宗棠所请:“高连升所部五千余人,计每月饷需不过三万余两。即着左宗棠檄饬该提督带所部赴任,月饷由瑞麟、郭嵩焘按月筹给,不准丝毫短少蒂欠,致有掣肘之患!”

瑞麟的受这顿申斥,当然很失面子,但前程是保住了;保不住前程的是末受申斥的郭嵩焘。

朝廷的意思是决意保全瑞麟,牺牲郭嵩焘来换取左宗棠的“忠诚”。不过上谕于“用人行政”,动辄申明,“一秉大公”,而广东军务的贻误,督抚同罪,不该一个被黜、一个无事。所以运用“打而不罚”,“罚而不打”这个不成文的“公平”之理,对瑞麟严加申饬是已打不罚;而对郭嵩焘之不“打”,正是将“罚”的先声。

不过七八天的功夫,有关广东的政局,一日连发两谕,一道是由内阁“明发”,“着郭嵩焘来京,以蒋益澧为广东巡抚”;另一道是仅次于“六百里加紧”的紧急军报的“廷寄”,分饬浙江、广东及福建,写的是:马新贻奏:巡视海口情形,酌议改造战船;粤省军事已定,藩司蒋益澧应否前往各一折。官军搜捕洋盗,全赖船械得力,方能奏效。马新贻见拟改造红单广艇三十号,合之张其光原带广艇十只,共计四十号,分派温州等处各要口;并购买外国轮船一两只,以为游击搜剿之用,所筹尚属周妥,均着照所请行。仍着马新贻督饬沿海各将弁,就见有师船,认真巡缉,搜捕余匪,以靖地方,毋得稍涉疏懈。本日已明降谕旨;授蒋益澧为广东巡抚。即着蒋益澧赶紧交卸起程,前赴新任。蒋益澧经朝廷擢膺疆寄,责任非轻,到任后将军务吏治及筹饷各事宜,力加整顿,以期日有起色;毋得稍蹈因循积习,致负委任。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。

左宗棠驱逐郭嵩焘是为了想占得广东这个地盘。这个目的在表面看,算是达到了;其实不然。

朝廷接纳左宗棠对蒋益澧的力保,虽说是要挟之下,不得不然;但到底集众之力对付独断独行的左宗棠,毕竟有其深谋远虑的过人之处。没有多久,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,到头来是朝中用事的人,棋高一着。

第一,朝廷已有初步的打算,还要重用左宗棠,因而借他力保蒋益澧这件事上,特加词色,以为笼络;第二,广东的富庶,早就有名,而且一向是内务府公私需索之地,十多年来,洪杨荼毒遍东南,但广东受灾极轻。不过早年为了筹饷,广东督抚不得不迁就膺专阃之寄的曾国藩的保荐。事平以后,情况不同,收权之时已到;但一则碍着曾国藩,再则以郭嵩焘的出身与居官的绩效,如无重大过失,不能随便调动,尤其是有瑞麟在,相形对比,如说要整饬广东吏治,首先该调的应该是瑞麟而不是郭嵩焘。即令退一步来看,至少亦该瑞郭同调;否则谕旨中一再申明的“用人行政,一秉大公”等等冠冕堂皇的话,就变成欺人之谈了。难得左宗棠力攻郭嵩焘,却好可用来作为收权的途径。黜郭不易;要黜蒋益澧容易得很。因为论他的出身资望与才具,都不适方面之任;将来一纸上谕,轻易调动,决不会有人说闲话。

再有层好处,便是有蒋益澧的比照;瑞麟当两广总督,便显得很够格了。所以八月间降旨,瑞麟的两广总督真除;由署理变为实授。

同一天——同治五年八月十七,另有两道上谕:一道是陕甘总督杨岳斌奏:“才力不及,病势日增,恳请开缺”;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。

另一道说:“杨岳斌于人地不甚相宜,办理未能有效;眷顾西陲,实深廑系。左宗棠威望素著,熟谙韧略,于军务地方,俱能措置裕如;因特授为陕甘总督,以期迅扫回氛,绥靖边陲。”

是特为表明,赋左宗棠以平服西北的重任。

照历来的规制,封疆大臣的调动,首先将预定的人选召赴到京,陛见称旨,方始明发上谕;然后“请训”出京。如果不经这一番程序,直接降旨调补,那末新任就该自请陛见请训;意思是此一调动,必含有除旧布新的整顿之意在内。朝廷的希望如何,必先探询明白,所以应该请训。

当然,亦有例外,例如军情紧急,不容耽误,便可在上谕中明示:“即赴新任,毋庸来京请训。”对左宗棠的新命,即是如此。

不过,这是表面的看法,实际上另有文章。因为左宗棠由东南旧任赴西北新任,绕道京师,由山西入秦陇,并不算太费事;而况回乱势缓,已经历相当时日,与防患将然,深恐一发不可收拾,愈早扑灭愈好的情况不同。而所以阻止他赴京请训,只为左宗棠的手段,军机处及各部院都领教过了,要饷要人,需索不已;一旦到京,非满足他的要求不到任,岂不麻烦?所以索性不要他上京。

调任的上谕到达福州时,已在二十天之后。其时左宗棠正在大办“保案”,肃清福建广东残匪,出了力的人,固然个个有分;不曾出力的,亦千方百计,夤缘请托,希翼在保案上加个名字。一时福州城内“冠盖云集”,热闹非凡;及至传出左宗棠调督陕甘的消息,在福建候补,已搭上了线,可以借军功升官补缺的人,无不大为失望,因为靠山虽然未倒,却已移了地方,无可倚恃了。

胡雪岩这时也在福州。左宗棠为了酬谢他在上海接济军火粮饷的功劳,特地备好一个“附片”,等他到了,方始随折拜发。这个“附片”是专保胡雪岩加官;不列入名单而单独保荐,称为“密保”,效用与开单“明保”,不大相同,措词当然极有分量,说是:“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,自臣入浙,委办诸务,悉臻妥协。杭州克复后,在籍筹办善后,极为得力;其急公好义,实心实力,迥非寻常办理赈抚劳绩可比。迨臣自浙而闽而粤,叠次委办军火军糈,络绎转运,无不应期而至,克济军需。”是故恳请“破格优奖,以昭激励,可否赏加布政使衔”。

加官自是胡雪岩所希望的;不过,使他特别兴奋的,还不在布政使这个衔头,而加了布政使衔,便可改换顶戴。原衔按察使——臬司是正三品,戴的是亮蓝顶子;布政使——藩司是从二品,便可以戴红顶子了。

捐班出身的官儿,戴到红顶子,极不容易;买卖人戴红顶子,更是绝无仅有的事;除非象乾隆年间的盐商那样出自特恩,但亦只有一两个人。是故饮水思源,想起将有得戴的红顶子,虽出自左宗棠的保荐;但没有王有龄,何有今日?因而又特地到王有龄的老家去了一趟——赡恤王氏遗属,是胡雪岩逢年过节的第一件大事;这次登门,完全是感念旧情,哭奠一番。

本来还想亲谒墓门,无奈有件大事在办,忙得不可开交;只好等公事完了再说。

这件大事就是打算自己造轮船。左宗棠的意志强毅,蓄志之事,非见诸实行,不能甘心。当时奉命入闽督师,不能躬亲料理,却并未搁下,委托了一个他最信任的人,就是胡雪岩。

有关跟洋人打交道的事,胡雪岩必求救于古应春;他的路子很广,认为造轮船不必找日意格、德克碑。方今泰西各国,讲到轮船、铁路、火器的粮良,美国有后来居上之势。同时美国人不似英国人的狡猾、法国人的蛮横、德国人的顽固、日本人的阴险,比较易于相处。

可是胡雪岩另有看法,外国在华势力,英国最大,法国其次。要制抑英国的势力,只有利用法国;美国与英国同种,所以与美国合作,等于帮助英国扩张势力。同时,日意格与德克碑是原始创议之人,无故背弃,道义有亏。

其实胡雪岩还有一层没有说出来的意思;古应春与他多年相处,亦能揣摩得到——左宗棠与李鸿章争权夺利,几已成不两立之势,李鸿章办洋务,倚总税务局英国人赫德为重;然则左宗棠如果再请教英国人,将会逃不了仍由赫德经手。而赫德与李鸿章互为表里,说不定会向总洋务的恭王与文建建议,制造轮船事务以由两江经办为宜。那一来岂不是给李鸿章开了路?

因此,古应春不再有何主张,只实心实力地作胡雪岩跟日意格、德克碑打交道的助手——实际上只跟日意格一个人接头;因为德克碑已经退伍回国了。一切建船厂的计划、图样及瞀,都由德克碑在法国托人办理,寄给日意格,再找胡雪岩、古应春洽谈;一年多下来,已经策划得很周祥了。

到得左宗棠由广东班师,胡雪岩立即陪着日意格到了福州;左宗棠一看图说详明,非常高兴,亲自去视察日意格所建议的设厂之地;地在福建海口、马尾罗星塔一带,水清土实,宜于开槽建坞。兼以密迩省城,稽察方便,所以一看便即中意。

剩下来的事,就是筹划经费。造厂买机器、雇募师匠,瞀开办费要三十多万银子,厂成开工,材料薪水,每月须银五六万两,一年就是六、七十万,预计两年以后造出第一艘船,要花下去一百五十万银子。不过以后就可以省了,五年通计,不过三百多万。

这三百多万银子,从何筹集?当然煞费周章;左宗棠的意思是先办起来再说,只要有一百万银子,能应付得了头一年,此后欲罢不能,不愁朝廷拿不出办法,好在有胡雪岩,一定可以想出一条维持得下的路子来。

因而粗粗计算,福建海关及本省厘税,提用之权在自己手里;浙江分属自己管辖,不会袖手;广东蒋益澧是自己一手提拔,更当效劳。有此三处财源,尽可放手办事了。

因此,左宗棠在五月中旬,便先奏陈“拟购机器,雇洋匠,试造轮船大概情形”。同时应诏陈言,以为剿捻宜用车战;平回则千里馈粮,转运艰难,应该采用屯田之策。

复旨对车战、屯田之议,不见得欣赏;试造轮船则以为“实系当今应办急务”,所需经费,准予在闽海关关税中酌量提用;如果不够,准再提用福建厘金。同时指示:“所陈各条,均着照议办理;一切未尽事宜,仍着详悉议奏。”

有此一旨,左宗棠便密锣紧鼓地干了起来,一面关照胡雪岩通过已调汉口江汉关税务司的日意格,与在安南的德克碑,商酌一切细节。

日意格是七月初,冒暑到达福州的。第一件事是勘察船厂地址,择定马尾山下,潮平之时水深亦达十二丈的地方设厂;然后议土木、议工匠、议经费,大致妥协,订立草约,担保人照胡雪岩的建议,由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白来尼担保。当然,这个差使必然又落在胡雪岩肩上。

到了八月下旬德克碑直接由安南到达福州,与左宗棠晤见之下,对于所订草约,并无异词,但对所选定的建厂地点,却有意见,认为马尾山下是淤沙积成的一块陆地,基址不够坚固。因而左宗棠决定邀请白来尼、日意格到福州作客,作一个最后的,也是全面的商议,作成定案,正式出奏。

主意既定,先写信找胡雪岩到福州来谈。正在起劲的时候,忽然奉到调督陕甘的上谕;在左宗棠虽觉突兀,但稍一细想,便知事所必然,势所必至,并非全出意外。同时想起历史上许多平定西域的史实,雄心陡起,跃跃欲试,相当兴奋。

在胡雪岩却是件非常扫兴的事,而且忧心忡忡,颇有手足无措之感。因此,到总督衙门向左宗棠道贺时,虽然表面从容,一切如常;但逃不过相知较深的人的眼光。其中有一个是他的小同乡吴观礼。此人字子儒号圭庵,本来是一名举人;才气纵横,做得极好的诗。由于胡雪岩的推荐,入左宗棠幕府,深得信任,担任总理营务处的职司,是闽浙总督衙门唯一参赞军务,可说是运筹帷幄的一位幕友。

吴观礼对左宗棠所了解的,是胡雪岩所不能了解的,这就因为是读书多少的缘故。看到胡雪岩的眉宇之间有落寞之色,当然也就猜想得到他内心的想法。

“雪岩,”吴观礼问道,“你是不是怕左公一去西北,你失掉靠山?”

话问得很率直,胡雪岩也就老实答道:“是的!以后无论公私,我都难了!”

“不然!不然!”吴观礼大为摇头。

照吴观礼的看法,出关西征,总得三年五载,才能见功;这当然是一次大征伐,但情势与剿捻不同。捻匪窜扰中原,威胁京畿,在朝廷看,纵非心腹之患,但患在肘腋,不除不能安心;所以督兵大臣,必得克日收功。事势急迫,不容延误。

西征则在边陲用兵,天高皇帝远,不致于朝夕关怀,其势较缓,公事自然比较好办。至于私事,无非胡雪岩个人的事业,有近在东南的左宗棠,可资荫庇,处处圆通。一旦靠山领兵出关,远在西陲,鞭长莫及;缓急之际呼应为难。吴观礼认为亦是过虑。

“你要晓得,从来经营西北,全靠东南支持;此后你在上海的差使,会更加吃重,地位也就更非昔比。事在人为。”吴观礼拍拍胡雪岩的肩说,“你没有读过‘圣武记’,不知道乾隆年间的‘十大武功’。经营边疆,从前都是派亲贵或者满洲重臣挂帅;如今派了我们左公,是件非同小可的事。洪杨以来的元戎勋臣,曾相高高在上;左李两位两次;从此以后,只怕曾左要并称了。”

最后一句话,点醒了胡雪岩;满腔忧烦,顿时一扫而空。靠山虽远,却更高大稳固;了解到这一层,就不必发什么愁了。

“多承指点。”胡雪岩很高兴地说,“索性还要费你的心,西北是怎么个情形,请你细细谈一谈。”

“我们先谈谈造轮船。”左宗棠极坚决地说:“不管朝廷催得怎么紧,要我赶出关;这件事非在我手里先定了局,我不会离开福建。”

“是的。”胡雪岩问道:“定局以后,交给哪位?”“着!你问在要害上了。我蓄志三年,辛苦数月,才能有此结果,倘或付托非人,半途而废,我是不甘心的。这一层,我还在考虑;眼前还要请你多偏劳。”

“那何消说得。不过,我亦只能管到大人离福建为止。”“不然。我离开福建,你还是要管。”左宗棠说,“管的是船厂。这件事我决不能半途而废,为李少荃所笑。而且我不知道盘算过多少次,这件事办成,比李少荃所办的洋务,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。”

这就很明白的了,左宗棠是出于争胜之心。他的好胜心是决不因任何的规劝而稍减的;胡雪岩知道自己难卸仔肩,非“顶石臼做戏”不可了。不过,刚才那句“问在要害”上的话,并无答复,还得追问。

“大人这么说,我当然只有遵命。”胡雪岩说,“就不知道将来在福建还要伺候哪位?”

“不要说什么伺候的话。雪岩,你最聪明不过;没有什么你不能相处的。惟其我付托了这个人,更得借重你——。”

左宗棠没有再说下去:胡雪岩却完全懂了他的意思,他所付托的,是个很难‘伺候’的人。

这就更急着要问:“是哪位?”

“沈幼丹。”

原来是丁忧回籍守制的前任江西巡抚沈葆桢。这在胡雪岩却真有意外之感。细想一想,付托倒也得人;不过以本省人做本省官,而且必是大官,为法例所不许。兼以丁忧,更成窒碍。不知左宗棠是怎么想来的?他只有付之默然了。“我知道你的想法,我给你看个奏稿。”

奏向洋洋千言,畅论造船之利;最后谈到主题:臣维轮船一事,势在必行,岂可以去闽在迩,忽为搁置?且设局制造,一切繁难事宜,均臣与洋员议定,若不趁臣在闽定局,不但头绪纷繁,接办之人无从咨防;且恐要约不明,后多民议,臣尤无可诿咎。臣之不能不稍留三旬,以待此局之定者,此也!惟此事固须择接办之人;尤必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,然后一气贯注,众志定而成功可期;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。再四思维,惟丁忧在籍前江西抚臣沈荷桢,在官在籍,久负清望,为中外所仰。其虑事详审精密,早在圣有洞鉴之中。现在里居侍养,爱日方长,非若宦辙靡常,时有量移更替之事;又乡评素重,更可坚乐事赴功之心。若令主持此事,必期就绪。商之英桂、徐宗余亦以为然。臣曾三次造庐商情,沈荷桢始终逊谢不遑。可否仰恳皇上天恩,俯念事关至要,局在垂成,温谕沈葆桢,勉轻大义,特命总理船政,由部颁发关防,凡事涉船政,由其专奏请旨,以防牵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