蓦然回首

许多年了,没有再看自己的旧作。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说由远景出版社结集出版,又有机会重读一遍十几年前的那些作品,一面读,心中不禁纳罕:原来自己也曾那般幼稚过,而且在那种年纪,不知哪里来的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。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,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。老央是我们桂林人,有桂林人能说惯道的口才,鼓儿词奇多。因为他曾为火头军,见闻广博,三言两语,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蹦活跳。冬天夜里,我的房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,灰烬里煨着几枚红薯,火盆上搁着一碗水,去火气。于是老央便问我道:“昨天讲到那里了,五少?”“薛仁贵救驾——”我说。老央正在跟我讲《薛仁贵征东》。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,而那银牙大耳,身高一丈,手执方天画戟,身着银盔白袍,替唐太宗征高丽的薛仁贵,便成为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,甚至亚历山大、拿破仑,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的。老央一迳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、煤灰扑扑的军棉袍,两只手指甲里乌乌黑尽是油腻,一进来,一身的厨房味。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,一把抓住,不到睡觉,不放他走。那时正在抗日期间愁云惨雾的重庆,才七八岁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,躺在床上,跟死神搏斗。医生在灯下举着我的爱克斯光片指给父亲看,父亲脸色一沉,因为我的右边肺尖上照出一个大洞来。那个时候没有肺病特效药,大家谈痨变色,提到肺病两个字便乱使眼色,好像是件极不吉祥的事。家里的亲戚佣人,一走过我房间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弯下身去,不让我看见,一溜烟逃掉,因为怕被我抓进房子讲“故仔”。我得的是“童子痨”,染上了还了得。一病四年多,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,然而我很着急,因为我知道外面世界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事情发生,我没份参加。嘉陵江涨大水,我擎着望远镜从窗外看下去,江中浊浪冲天,许多房屋人畜被洪流吞没,我看见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头散发,仓皇失措,手脚乱舞,竹筏被漩涡卷得直转,我捶着床叫:“嗳!嗳!”然而家人不准我下来,因为我在发烧。于是躺在床上,眼看着外面许多生命一一消逝,心中只有干急。得病以前,我受父母宠爱,在家中横行霸道,一旦隔离,拘禁在花园山坡上一幢小房子里,我顿感打入冷宫,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。一个春天的傍晚,园中百花怒放,父母在园中设宴,一时宾客云集,笑语四溢。我在山坡的小屋里,悄悄掀开窗帘,窥见园中大千世界,一片繁华,自己的哥姊,堂表弟兄,也穿插其间,个个喜气洋洋。一霎时,一阵被人摒弃、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,禁不住痛哭起来。那段期间,火头军老央的《说唐》,便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。我向往瓦岗寨的英雄世界,秦叔宝的英武,程咬金的诙谐,尉迟敬德的鲁莽,对于我都是刻骨铭心的。当然,《征西》中的樊梨花,亦为我深深喜爱。后来看京戏《樊江关》,樊梨花一出台,头插雉尾,身穿锁子黄金甲,足蹬粉底小蛮靴,一声娇叱盼顾生姿,端的是一员俊俏女将,然而我看来很眼熟,因为我从小心目中便认定樊梨花原该那般威风。

病愈后,重回到人间世,完全不能适应。如同囚禁多年的鸟,一旦出笼,惊慌失措,竟感到有翅难飞。小学中学的生涯,对我来说,是一片紧张。我变得不合群起来,然而又因生性好强,不肯落人后,便拼命用功读书,国英数理,不分昼夜,专想考第一,不喜欢的科目也背得滚瓜烂熟,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光阴。然而除了学校,我还有另外一个世界,我的小说世界。一到了寒暑假,我便去街口的租书铺,抱回来一堆一堆牛皮纸包装的小说,发愤忘食,埋头苦读。还珠楼主五十多本《蜀山剑侠传》,从头到尾,我看过数遍。这真是一本了不得的巨著,其设想之奇,气魄之大,文字之美,功力之高,冠绝武林,没有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迷过。当然,我也看张恨水的《啼笑因缘》、《斯人记》、徐的《风萧萧》不忍释手,看巴金的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也很起劲。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游记》,似懂非懂的看了过去,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《红楼梦》,以至于今,床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。

在建国中学初三的那一年,我遇见了我的第二位启蒙先生,李雅韵老师。雅韵老师生长北平,一口纯正的京片子,念起李后主的《虞美人》,抑扬顿挫。雅韵老师替我启开了中国古典文学之门,使我首次窥见古中国之伟大庄严。雅韵老师文采甚丰,经常在报章杂志发表小说。在北平大学时代,她曾参加地下抗日工作,掩护我方同志。战后当选国大代表,那时她才不过二十多岁。在我心目中,雅韵老师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。在她身上,我体认到儒家安贫乐道、诲人不倦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精神。她是我们的国文导师,她看了我的作文,鼓励我写作投稿。她替我投了一篇文章到《野风》杂志,居然登了出来,师生皆大欢喜。她笑着对我说:“你这样写下去,二十五六岁,不也成为作家了?”她那句话,对我影响之深,恐怕她当初没有料及,从那时起,我便梦想以后要当“作家”。中学毕业,我跟雅韵老师一直保持联系,出国后,也有信件往来,一九六九年我寄一封圣诞卡去,却得到她先生张文华老师的回信,说雅韵老师于九月间,心脏病发,不治身亡,享年才五十。雅韵老师身经抗日,邦灾国难,体验深刻,难怪她偏好后主词,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,她念来余哀未尽,我想她当时自己一定也是感慨良多的吧。

高中毕业,本来我保送台大,那时却一下子起了一种浪漫念头。我在地理书上念到长江三峡水利灌溉计划,Y.V.A.如果筑成可媲美美国的T.V.A.,中国中部农田水利一举而成,造福亿万生民。我那时雄心万丈,我要去长江三峡替中国建一个Y.V.A。一面建设国家,一面游名川大山,然后又可以写自己的文章。小时游过长江,山川雄伟,印象极深。当时台大没有水利系,我便要求保送成功大学。读了一年水利工程,发觉自己原来对工程完全没有兴趣,亦无才能,Y.V.A.大概还轮不到我去建设。同学们做物理实验,非常认真在量球径,我却带了一本《琥珀》去,看得津津有味。一个人的志趣,是勉强不来的,我的“作家梦”却愈来愈强烈了。有一天,在台南一家小书店里,我发觉了两本封面褪色、灰尘满布的杂志《文学杂志》第一、二期,买回去一看,顿时如纶音贯耳,我记得看到王镇国译华顿夫人的《伊丹傅罗姆》,浪漫兼写实,美不胜收。虽然我那时看过一些翻译小说:《简爱》、《飘》、《傲慢与偏见》、《咆哮山庄》,等等,但是信手拈来,并不认真。夏济安先生编的《文学杂志》实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的桥梁。我作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,重考大学,转攻文学。事先我没有跟父母商量,先斩后奏。我的“作家梦”恐怕那时候父母很难了解。我征求雅韵老师的意见,本来我想考中文系,雅韵老师极力劝阻,她说学西洋文学对小说创作的启发要大得多。她本人出身国文系,却能作如此客观的忠告,我对她非常感佩。台大放榜,父母亲免不得埋怨惋惜了一番。台湾学校的风气,男孩子以理工为上,法商次之,文史则属下乘。我在水利系的功课很好,是系里的第一名,但那只是分数高,我对数理的领悟力,并不算强。我解说了半天,父亲看见大势已定,并不坚持,只搬出了古训说:“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。”我含糊应道:“人各有志。”母亲笑叹道:“随他吧,‘行行出状元’。”她心里倒是高兴的,因为我又回到台北家中来了。

进入台大外文系后,最大的奢望便是在《文学杂志》上登文章,因为那时文学杂志也常常登载同学的小说。我们的国文老师经常给文学杂志拉稿。有一次作文,老师要我们写一篇小说,我想这下展才的机会来了,一下子交上去三篇。发下来厚厚一叠,我翻了半天,一句评语也没找到,开头还以为老师看漏了,后来一想不对,三篇总会看到一篇,一定是老师不赏识,懒得下评。顿时脸上热辣辣,赶快把那一大叠稿子塞进书包里,生怕别人看见。“作家梦”惊醒了一半,心却没有死,反而觉得有点怀才不遇,没有碰到知音。于是自己贸贸然便去找夏济安先生,开始还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,借口去请他修改英文作文。一两次后,才不尴不尬的把自己一篇小说递到他书桌上去。我记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,一面在翻我的稿子,烟斗吸得呼呼响。那一刻,我的心直在跳,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。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我的文章“死刑”,恐怕我的写作生涯要多许多波折,因为那时我对夏先生十分敬仰,而且自己又毫无信心,他的话,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,一褒一贬,天壤之别。夏先生却抬起头对我笑道:“你的文字很老辣,这篇小说我们要用,登到《文学杂志》上去。”那便是《金大奶奶》,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。

后来又在文学杂志上继续发表《我们看菊花去》(原名《入院》),《闷雷》本来也打算投到文学杂志,还没写完,夏先生只看了一半,便到美国去了。虽然夏先生只教了我一个学期,但他直接间接对我写作的影响是大的。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初“登台”时的鼓励,但他对文字风格的分析也使我受益不少。他觉得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滥用浪漫热情、感伤的文字。他问我看些什么作家,我说了一些,他没有出声,后来我提到毛姆和莫泊桑,他却说:“这两个人的文字对你会有好影响,他们用字很冷酷。”我那时看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,文字有时也染上感伤色彩,夏先生特别提到两位作家,大概是要我学习他们冷静分析的风格。夏先生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非常理智客观,而他为人看起来又那样开朗,我便错以为他早已超脱,不为世俗所扰了,后来看了《夏济安日记》,才知道原来他的心路历程竟是那般崎岖。他自己曾是一个浪漫主义者,所以他才能对浪漫主义的弊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。

大三的时候,我与几位同班同学创办《现代文学》,有了自己的地盘,发表文章当然就容易多了,好的坏的一齐上场,第一期我还用两个笔名发表了两篇:《月梦》和《玉卿嫂》。黎烈文教授问我:“《玉卿嫂》是什么人写的?很圆熟,怕不是你们写的吧?”我一得意,赶快应道:“是我写的。”他微感惊讶,打量了我一下,大概他觉得我那时有点人小鬼大。现在看看,出国前我写的那些小说大部分都嫩得很,形式不完整,情感太露,不懂得控制,还在尝试习作阶段。不过主题大致已经定形,也不过是生老病死,一些人生基本永恒的现象。倒是有几篇当时怎么会写成的,事隔多年,现在回忆起来,颇有意思。有一年,智姐回国,我们谈家中旧事,她讲起她从前一个保姆,人长得很俏,喜欢带白耳环,后来出去跟她一个干弟弟同居。我没有见过那位保姆,可是那对白耳环,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蛊惑,我想带白耳环的那样一个女人,爱起人来,一定死去活来的——那便是玉卿嫂。在宪兵学校,有一天我上地图阅读,我从来没有方向观,不辨东西南北,听了白听,我便把一张地图盖在稿纸上,写起《寂寞的十七岁》来。我有一个亲戚,学校功课不好,家庭没有地位,非常孤独,自己跟自己打假电话,我想那个男孩子一定寂寞得发了昏,才会那样自言自语。有一次我看见一位画家画的一张裸体少年油画,背景是半抽象的,上面是白得熔化了的太阳,下面是亮得燃烧的沙滩,少年跃跃欲飞,充满了生命力,那幅画我觉得简直是“青春”的象征,于是我想人的青春不能永葆,大概只有化成艺术才能长存。

一九六二年,出国前后,是我一生也是我写作生涯的分水岭,那年冬天,家中巨变,母亲逝世了。母亲出身官宦,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,自小锦衣玉食,然而胆识过人,不让须眉。一九二七年北伐,母亲刚跟父亲结婚,随军北上。父亲在龙潭与孙传芳激战,母亲在上海误闻父亲阵亡,连夜冲封锁线,爬战壕,冒枪林弹雨,奔到前方,与父亲会合,那时她才刚冒二十。抗日期间,湘桂大撤退,母亲一人率领白、马两家八十余口,祖母九十,小弟月余,千山万水,备尝艰辛,终于安抵重庆。我们手足十人,母亲一生操劳,晚年在台,患高血压症常常就医。然而母亲胸怀豁达,热爱生命,环境无论如何艰险,她仍乐观,勇于求存,因为她个性坚强,从不服输。但是最后她卧病在床,与死神交战,却节节败退,无法抗拒。她在医院里住了六个月,有一天,我们一位亲戚嫁女,母亲很喜爱那个女孩,那天她精神较好,便挣扎起来,特意打扮一番,坚持跟我们一同去赴喜宴。她自己照镜,很得意,跟父亲笑道:“换珠衫依然是富贵模样。”虽然她在席间只坐了片刻,然而她却是笑得最开心的一个。人世间的一切,她热烈拥抱,死亡,她是极不甘愿,并且十分不屑的。然而那次不久,她终于病故。母亲下葬后,按回教仪式我守了四十天的坟,第四十一天,便出国飞美了。父亲送别机场,步步相依,竟破例送到飞机梯下。父亲曾领百万雄师,出生入死,又因秉性刚毅,喜怒轻易不形于色。可是暮年丧偶,儿子远行,那天在寒风中,竟也老泪纵横起来,那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相聚,等我学成归来,父亲先已归真。月余间,生离死别,一时尝尽,人生忧患,自此开始。

别人出国留学,大概不免满怀兴奋,我却没有,我只感到心慌意乱,四顾茫然。头一年在美国,心境是苍凉的,因为母亲的死亡,使我心灵受到巨大无比的震撼。像母亲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如许光与热的生命,转瞬间,竟也烟消云散,至于寂灭。因为母亲一向为白、马两家支柱,遽然长逝,两家人同感天崩地裂,栋毁梁摧。出殡那天,入土一刻,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,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,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死亡,而深深感到其无可拒抗的威力。由此,我遂逐渐领悟到人生之大限,天命之不可强求。丧母的哀痛,随着时间与了悟,毕竟也慢慢冲淡了。因为国外没有旧历,有时母亲的忌日,也会忽略过去。但有时候,不提防,却突然在梦中会见到母亲,而看到的,总是她那一副临终前忧愁无告的面容,与她平日欢颜大不相类。我知道,下意识里,我对母亲的死亡,深感内疚,因为我没能从死神手里,将她抢救过来。在死神面前,我竟是那般无能为力。

初来美国,完全不能写作,因为环境遽变,方寸大乱,无从下笔。年底圣诞节,学校宿舍关门,我到芝加哥去过圣诞,一个人住在密西根湖边一家小旅馆里。有一天黄昏,我走到湖边,天上飘着雪,上下苍茫,湖上一片浩瀚,沿岸摩天大楼万家灯火,四周响着圣诞福音,到处都是残年急景。我立在堤岸上,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,那种感觉,似悲似喜,是一种天地悠悠之念,顷刻间,混沌的心景,竟澄明清澈起来,蓦然回首,二十五岁的那个自己,变成了一团模糊逐渐消隐。我感到脱胎换骨,骤然间,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。黄庭坚的词:“去国十年,老尽少年心。”不必十年,一年已足,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种地方。回到爱荷华,我又开始写作了,第一篇就是《芝加哥之死》。

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室,我学到了不少东西:我了解到小说叙事观点的重要性。PercyLubbock那本经典之作《小说技巧》对我启发是大的,他提出了小说两种基本写作技巧:叙述法与戏剧法。他讨论了几位大小说家,有的擅长前者,如萨克雷,有的擅长后者,如狄更斯。他觉得,何时叙述,何时戏剧化,这就是写小说的要诀。所谓戏剧化,就是制造场景,运用对话。我自己也发觉,一篇小说中,叙述与对话的比例安排是十分重要的。我又发觉中国小说家大多擅长戏剧法,《红楼》、《水浒》、《金瓶》、《儒林》,莫不以场景对话取胜,连篇累牍的描述及分析,并不多见。我研读过的伟大小说家,没有一个不是技巧高超的,小说技巧不是“雕虫小技”,而是表现伟大思想主题的基本工具。在那段期间,对我写作更重要的影响,便是自我的发现与追寻。像许多留学生,一出国外,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,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,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。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,可是从图书馆借的,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中国历史、政治、哲学、艺术的书,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。我患了文化饥饿症,捧起这些中国历史文学,便狼吞虎咽起来。看了许多中国近代史的书,看到抗日台儿庄之役,还打算回国的时候,去向父亲请教,问他当时战争实际的情形。

暑假,有一天在纽约,我在LittleCarnegieHall看到一个外国人摄辑的中国历史片,从慈禧驾崩、辛亥革命、北伐、抗日,到战乱,大半个世纪的中国,一时呈现眼前。南京屠杀、重庆轰炸,不再是历史名词,而是一具具中国人被蹂躏、被凌辱、被分割、被焚烧的肉体,横陈在那片给苦难的血泪灌溉得发了黑的中国土地上。我坐在电影院内黑暗的一角,一阵阵毛骨悚然,激动不能自已。走出外面,时报广场仍然车水马龙,红尘万丈,霓虹灯刺得人的眼睛直发疼,我蹭蹬纽约街头,一时不知身在何方。那是我到美国后,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彷徨。

去国日久,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,于是便开始了《纽约客》,以及稍后的《台北人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