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卷 乡俗 第59节 空壳

第59节空壳

刘庆河当上支部书记后,就开始作难。刘庆典不愿意交出来的是权力,愿意交出来的是一个烂摊子。

刘庆河第一次召开村“两委班子”会议时,计生专干兰秀娟率先向他发难。兰秀娟话里有话地说:“庆河,兵有头,将有主,庆典哥不当支部书记了,俺拥护你。你年轻有为,相信你一定能够带领大家脱贫致富奔小康。我代表大家提一条要求,就是请你先把我们这两年的工资清了,现在当干部是干拉磨不吃麸子,君买臣心,你总得有所表示不是?”兰秀娟这么一说,大家随声附和。

刘庆河皱了皱眉头,问村主任胡顺盛,真的两年没有发工资了?胡顺盛说,真的。刘庆河又问村文书刘继山,年年都收村提留,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?刘继山说,那一点钱根本不够打发要账的。刘庆河问,村里到底欠多少外债?刘继山说,不多,就十来万块钱。刘庆河火了,十来万块钱,你还说不多。刘继山辩解说,真的不多嘛,有的村欠外债几十万。刘庆河问,咋会欠那么多外债?胡顺盛说:“零碎吃瓦碴儿,打总儿屙砖头,日积月累,债务就上去了。”至于具体是因为啥,大家都碍于刘庆典的虎威,谁也不肯说出来。

会议下来,刘庆河与胡顺盛和刘继山等人逐个座谈,才初步澄清了底子。

原来,自从分田到户后,村组两级的财产分光了,大队的那个染坊曾经保留过一段,后来没有人染布了,就倒闭了。村里的一切开支,全靠收统筹提留过日子。统筹费是要上缴乡政府的,村提留用于村办事业,主要给村干部发工资。村民组长们没有工资,每月只有十块钱的补助费。前几年,干部们的工资标准定得很低,也就是二三十块钱,收上来的提留,还可以发下去。到了后来,逐年上升,按说向村民收的人头费也增加了,维持下去,也不成问题。恰在这个时候毛病就出来了。

上级号召大办乡镇企业,要求各村上项目。这事情说起来容易,办起来挺难。究竟上什么项目,让村里几个干部们研究来研究去,拿不出主意来。正在打瞌睡时,有人送来了枕头。

当大家被上级逼得发愁时,副乡长刘继昆给村里引来了两个外乡人,推广一种织袜子、手套的项目。那两个精明的外乡人,在刘庆典他们热情的招待下,一场酒下来,就和刘庆典称兄道弟。他们谈的条件很优惠,由他们向村里的群众提供织机,每台织机原价一千八百块钱,先预收一千二百块钱。其余的钱,靠收上来的成品袜子、手套抵账。当然,也不是一下子抵完,每双袜子、每副手套给村里提一毛钱,给群众发一毛钱。抵完以后,各户落下一台织机,到那时候,人家专门来收购成品袜子和手套。当然,原料钱由群众负担,那种棉纱线其实要不了几个钱。刘庆典很兴奋,和文书在一起算了一笔账,一家一台织机,全村可以安排三百四十多台,村里每个月从一台织机上提十块钱,就是三千多块。一年下来,村里可以收入三四万元,同时可以带动千家万户致富。

由于设备和销路都不成问题,刘庆典支书通过召开“两委班子”会、村组干部会和群众大会,认真组织动员,这个项目就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。但是,乡亲们说,一户交一千二百块钱,要卖两头大猪才能凑够,有一些人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。村“两委班子”研究决定,一户暂收八百块钱,其余四百块钱由村里立约,从信用社贷款,到麦收以后,从群众交粮的款中扣除,大家就接受了。

那两个外乡人拉来了机器,带了十来个技术员,分别到各家各户帮助安装,并教会人们织袜子和手套的技术。外乡人信誓旦旦地说,这袜子和手套是供应俄罗斯的,要常年供货,而且供不应求,一定要保证质量。现在俄罗斯人正和美国的“车沉”、法国的伊朗打仗,那地方远在北极,冰天雪地的,哈出去的气成冰,尿泡要用棍子敲。抱着火箭弹那种冰凉的铁家伙,士兵们不戴两双手套,穿几层厚袜子,是受不了的。有一些年轻人好像懂得,问他们说,车臣是俄罗斯的一个地区,伊朗是个独立的国家,怎么变成了美国的和法国的?这两个外乡人不耐烦地说,反正这是出口产品,马虎不得的。

这两个外乡人很守信用,第一个月刚到月底,就来马寨收购成品袜子和手套。对有一些农户做得太不像话的,也勉强地收了,说是这种袜子和手套供应出去,人家肯定是不穿不戴,不过也可以用来擦炮弹。按照合同数额,家家户户发了一些手工钱。临走的时候,两个外乡人偷偷地塞给了刘庆典支书一千块钱,说是感谢刘支书的大力支持,刘庆典就笑纳了。

到了第二个月底,这两个外乡人没有来,大家以为可能人家业务繁忙,继续抓紧生产。到了第三个月,左等右等,还不见这两个外乡人的踪影。支书刘庆典急了,亲自到乡里找到副乡长刘继昆,刘继昆马上打电话给那两个人联系。拨出去的电话,电脑话务员提示说:“你拨打的电话是空号!”刘继昆的脑门子上立刻冒出了一头冷汗。事情很明显,他们受骗上当了。原来,这批破机器只不过值二三百块钱,他们卖设备,在我们马寨就净赚了三十多万,在其他几个村推广,也是同样的手段。

所有的设备停止了运转,放在群众的屋子里生锈。寨子里的群众怨气很大,说村干部尽他妈的坑人。欠信用社的贷款,自然是收不回来了,村里一下子亏空了十二三万元。好在群众手里都落下了一台织机,还有一些没有用来擦炮弹、只能用来擦自行车的袜子、手套和烂棉线,大家干瞪眼没有办法。

从这以后,统筹提留不好收缴了,村里给群众结算粮食钱时,该退给群众的一概给群众打“白条”。这个打“白条”的办法,实在是出于无奈,因为信用社的贷款还不起,高额的利息还是要还的,你群众不摊钱,叫村里怎么办?

这些情况,刘庆河心里是清楚的。他手里就有一把村里欠他的白条子。要在过去,他还可以向村干部要钱,现在自己当上了支部书记,这白条子只能成为废纸了。他不知道的是,连年来,村里在收缴统筹提留的时候,年年都收不齐,乡里的一块儿必须保证,村里的提留款就不能足额收到。有时,为了赶进度,乡里在村里尚未收齐时,让村里立约,在乡信用社贷款,先保证乡里的那一块儿。这样一来,村里的债务年年累加,哪里还有钱给干部们发工资?不过,村里猫渍狗尿地收一点上不得账目的钱,偷偷地给干部们发了一些,不算工资,只能算作补贴。同时,在高楼街开会,大家吃烩面的钱,都记在了饭铺里。“赖好当个官儿,强似卖水烟儿”,在村里跑些事儿,相当吃得开,到乡里找领导办点私事儿,也比老百姓强,当干部还是有许多好处的,所以大家宁愿苦熬着,也没有人撂挑子。

刘庆河把自己这几年的积蓄拿出来一万多块钱,说是借给村里的,每个干部多多少少给了一些,把班子和组长们稳住了。大家觉得,新支书就是比刘庆典好,关心部下,心齐了,气顺了,干工作肯卖力了。只有刘庆河的老婆有点不高兴,对刘庆河说:“他爹,要是照这样下去,咱家就弄穷了,这支书咱不当也罢!”刘庆河心里乱糟糟的,连在床上安慰老婆的心情都没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