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卷 乡俗 第56节 生意

第56节生意

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,老百姓的生活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,人们不再以红薯为主食了,一年四季吃的都是白面。在高楼乡高中读书的学生们,连粮食都不用带,拿一个乡粮站办的面粉厂存粮条子,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这一点,让杜思宝他们那一代人感慨万千,自叹弗如。因为在他们到高楼乡上初中的那阵子,每周都要回家背红薯,近二十里地,脖颈压得红红的,两天都缓不过来劲儿。到了学校,红薯就是主食,学生们用网兜兜着,或者用粗铁丝串着,掏二分钱的加工费,交给食堂,放在大蒸笼里蒸熟了,再配一碗苞谷糁子稀饭,就打发了肚子。许多学生没有吃过菜,就是能够吃菜的,也都是一分钱一调羹的酱豆。他们常常记起,就是这样的伙食,家里人也不肯放开量去吃,他们上学在外,比在家里吃得还多一些。

另外村里还发生了最大的变化,那就是不再以“阶级斗争”为纲,而是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。摘掉了“地富反坏右”这些政治帽子以后,原来处在这类阶层的人们,仿佛拨开云雾,见到了青天。

元叔从来没有戴过帽子,但戴在他母亲头上的帽子,实际上是他戴着的。母亲活着的时候,他在别人眼中,不过是个“地主羔子”,他母亲去世了,他仍然脱不了地主出身的身份。因为不再划分阶级成分后,虽然统称“村民”了,但“身份”与“成分”是两码事儿,不是立刻就能变更的,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。

元叔的聪明、勤劳和与世无争,本身就体现了一种高贵的人格。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,寨子里大多数人不仅没有歧视他,倒很尊重他,同情他。到了80年代以后,随着他家的小日子越过越好,又乐于助人,大家更加高看他了。渐渐地,自卑的元叔成了寨子里一些群众的主心骨,许多人对种什么庄稼,做什么生意,都要找到元叔“论证”一下,做起来才感到踏实。就连谁家两口子生气了,也请元叔去劝导,元叔说出去的道理,人们信服。一来二去,元叔成了寨子里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
人们最佩服的,自然是元叔高超的医术。尤其是那次看好了刘继宗的怪病,在寨子里越传越邪乎,差不多成神医了。刘臭蛋说,元叔看病很有洋味道,诊断病情很准,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有一套。打那以后,寨子里常见的疑难杂症,那几个略懂“岐黄”的赤脚医生,常常在束手无策的时候,让位于元叔处理。老话说,“同行是冤家”,他们开始是排挤元叔的,认为他不过是个自己摸索出来的医生,没有老师传授,缺乏理论功底儿,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。随着元叔在群众中的声望越来越高,他们不得不默认了元叔的客观存在,默认了元叔作为医生的价值。自己实在看不了的疾病,他们自觉地与病人家属商量:“不行,你们去请孙丙元来看看?”元叔到场与他们共同会诊,总是谦虚地请他们讲自己的看法,把他们说对的地方予以充分肯定,然后再作出处理。这几个医生受到抬举,没有不赞成元叔的。

到了后来,一般地说,只要谁家的大人小孩生了病,总是直奔元叔这里,请他去看。元叔挺责己,若是病人或者得病的孩子亲自到了,就认真地给予检查,在自己孩子的作业本子上,写个处方,告诉人家哪些注意事项,让他们到卫生所抓药,这些人就非常满意。小药铺里照样扣处方钱,却从来没有给元叔提过一分。在其他的情况下,元叔就把他们推给了村卫生所的医生。这是因为元叔虽然没有了阶级成分,却一直没有行医资格。人们理解元叔的苦衷,即使不给他们看病,也没有人抱怨他见死不救的。

大家都劝元叔自己开一个小药铺,干脆坐堂行医,元叔当然不敢冒这种风险。在他与孙二孬合伙开豆腐坊两年以后,有了点积蓄,他就把主房前边的院墙拆了,盖了三间房子,一间当做过道,另外两间办起了一个小杂货铺。开始时,元叔对进哪些货,虽然动了不少脑筋,并不全都适销对路,一年下来,利润差不多都变成了积压商品。

元叔琢磨出一套办法,就是在乡亲们来买东西时,若是没有的商品,他就赶紧记下来,及时补充货源。这是一种很好的社会调查方法,非常直接,立竿见影。比如啤酒这种饮料,那玩意儿像马尿一样,喝下去,苦苦的有一种怪味,远不如烧酒喝着痛快淋漓。谁也没有料到这种小孩们称作“尿酒”的东西,后来竟然会兴盛起来。元叔的小杂货铺,当然没有进过这种货。年轻人赶时髦,追着元叔要买啤酒喝,元叔就进了几件,一试销路很好,洋口味占领土嘴巴,几乎没有过渡过程。到了麦季,家家户户都要在元叔这里买走几捆啤酒,到麦地里干活时当茶喝,当“液体面包”吃。一瓶啤酒下到肚子里以后,当饥当渴,喝得晕晕的,割麦的速度能够加快,并且不感到腰疼。时间久了,元叔的商品越来越丰富,小杂货铺办得很兴旺,盖过了双代点。双代点倒是年年亏损,终于办不下去了,高楼乡供销社就把它承包给了自己的职工,生意反而能够继续做下去了。

元叔从来不计较蝇头小利,在他站柜台时,给来买东西的人,足顶实数,几乎没有差价。四川女人才认为这样下去实在“要不得”,一般不让他在前边做买卖,自己和两个女儿当营业员。开始,她算账不很在行,小女儿总是能把价钱一口说出来,她才开始跟着元叔学习打算盘,粗通了算账记账的方法,没有多久就能独当一面了。

寨子里许多人在元叔的小杂货铺开业的时候,曾经嘲笑过他,说“山里人,有出息,穷死也不做生意”,很瞧不起元叔率先起步的举动。几个在外当工人的人回来说,县里领导们搞起了“星期日经济”。到了星期天,县委、县政府大院里的领导和一般干部都上街摆摊做生意,才让人感到眼热起来。那些临街的住户,有心做买卖,却没有这种胆量,羞羞答答的。他们没有仿效元叔做买卖,却首先仿效了元叔重新改造住房的办法,把院墙和大门统统拆掉,盖起了这种一间过道两间门面的房子。这种改造果然有用,不二年的光景,寨子里的各种生意兴旺起来,有的办起了电焊修理铺,有的办起了蒸馍组,有的办起了打面房。

杜思宝的叔叔杜凤梧,办起了一个木工房,主要产品仍然是做棺材。他的后院比较宽大,买了一台山东潍坊产的木工刨床,体力活得到了解放。因为地里的农活,不像在生产队那样,大家出勤不出力,出力不出汗,整天要挣工分,干不完的活儿。现在到自己的农田里耕作,有了活儿,自然抓得很紧,很快就能做完。农忙时间也有许多闲暇工夫,剩下很多的时间,就做他最拿手的“老屋”。前边的两间房子摆不下了,就摆在当街里。死人的速度当然赶不上他做棺材的速度,这东西又不能以销定产,在大街上摆满了棺材,很不雅观。发旺哥说:“凤梧啊,你做这么多棺材,卖不出去,敢情是留着自己用吧?”杜凤梧并不生气,他说,棺材是人人离不了的,你挑一口结实的,要是你今年去见阎王爷了,我不要一分钱,白送给你。发旺哥连说,骚气,骚气,朝着在当街里晒得龇牙咧嘴的棺材“呸”了一口。

高恩典没有资金,做不了大买卖,他的房子又不临街,从内蒙古回来以后,操起了在那里干过的老本行,到周围村子里收破烂。这东西很脏,一般人不愿意干。谁也没有想到,小生意里潜在着大利润,回收破纸板子、破塑料袋子、啤酒瓶子、白酒瓶子,有对半以上的利润。有些人不稀罕钱,干脆白送给他,这利润就是百分之百了。没有几年,高恩典盖起的小楼比干部家里的还好一些,人们才恍然大悟,称高恩典为“破烂王”,许多没有钱扎本的人,都效法起来,山里出现了一群收破烂的队伍,大家一窝蜂上来后,造成资源枯竭,收上一自行车破烂,要跑很远的地方。

大家越来越往钱眼里钻。过去,人们相互之间帮忙,是不计较报酬的,只要有劣质烟卷抽,有白面馒头吃,招待一下就行了。现在,慢慢没有了帮忙的说法,凡是能够央到的帮忙人,首先商定给多少报酬。只有在哪一家死了人这一点上,才真心实意地去帮忙,不再计较那么多,还保存着乡亲们之间美好的情意。老学究孙乃社家里翻修房子,儿子说,大工每天给人家十块钱,小工每天给人家五块钱,叫孙乃社感到既心疼,又惋惜,文绉绉地说:“世风日下,人心不古啊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