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辑 致先生书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1

当身为后辈,却真切地感到某种把握在沉静中逼近时,那感受是新鲜的。也许
确实应当放纵这种瞬间的感受。他身边纠缠着那么多无聊至极的异类,如成群苍蝇
在纠缠一具死骸。  1991年的我突然觉得应当站出来了,应当有人将心比心,以血
试血。

这原因是由于参照的必要,十余年来我一直寻求参照,但大都以失望告终。我
习惯了以血统区别和判断,因为我曾这样认识了自己。托命一支之笔以来,我曾非
常注意向文人寻找,但结论是否定的。否定之中,又见识过《活动变人形》(王蒙)、
《慈航》(诗,昌耀)、《边城》(沈从文);艾依特玛托夫(苏联)、斯坦贝克
(美国)和冈林信康(日本)的各式艺术,以及有一篇仅一页的兼论毛泽东和鲁迅
的李志华(李新华?)的小文——因此,我同样不能否认他人的潜力。  ’

这样,对自己的“类”的孤立的自信和无力感,便在每一夜中折磨灵魂。

我坚信,我读着《野草》《故事新编》《药》《伤逝》《故乡》《狂人日记》
这几篇时,我相信有了一种把握。我不愿重读。中学生教室里念一遍而如今却日觉
鲜烈的印象;也许错,也许对,也许是关于先生上述作品的印象,也许不过是自我
感觉——都无关紧要。 如果我有能力出版先生一本选集, 我只选上述几篇。其中
《野草》和《故事新编》只选半部左右——我此刻寄人篱下,身无分文,资料全远
在彼岸中国,但是我有如上把握。

就像王蒙依据他作家的内心体验戏作《红楼梦》研究一样,我也只凭自己的内
心体验写这篇关于先生的随笔。

曹雪芹固然伟大,但是太中国人味了。或许曹雪芹是满洲人,但满人比汉人更
北京化、更市井化、更充溢着孔孟之道的霉味。中国从来只能由曹雪芹型的人物代
表;但中国需要的却是另一种人。腐朽的古文明不该再增添什么“遥远的东方有一
条龙”之类陈言滥调。中国需要公元前后那大时代的、刚刚混血所以新鲜的“士”;
需要侠气、热血、极致。

先生弱也,丈夫气短。但是现代中国仅先生一人属于这个类型,因此,我遵循
中国人称“主席”则不言而喻即专指毛泽东主席、称“总理”则不言而喻意在周恩
来之用语习惯,以上以下,文中以“先生”二字尊称特指鲁迅先生一人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

有过一个非常善意的外国人问我:“鲁迅真可以被称做文学家吗?”——他的
意思我懂,他是指先生文章犀利有余;政治论战、投枪口首有余,而纯粹艺术意味
的文学性不足。

就这个意义而言,我也觉得,先生确实一直没有能够写成一部代表作。他缺一
部或几部长篇小说——就纯粹艺术意味而言,我似乎早在他那些阴暗文字中品味过
某种有苦难言的滋味。是责任感和区别意图——真的对祖国大前途的沉重责任逼他
的文章不得不理论化与学术化;同时,区别——他不愿与活得轻松甚至妙趣横生的
同时文豪们(比如郭沫若、林语堂)共伍,就如;当代中国在牧区和田野忍受辛苦
沉入底层的民族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不愿与那种媚世无节的“民俗学者”共伍一样
——他没有宁静下来或疯狂起来,著作一部大书的余裕和心境。

而我盯住了他的能力。不错,就是能力二字。从《狂人日记》中可以判断他的
现代主义能力,从《故事新编》中可以判断他的变形力。《伤逝》显示了他的“基
本小说”的创作能力,没有对此种能力的确认一个作家会丧失自信。(若容忍举一
劣例,我想说,我本人若没有写过《西省暗杀考》和《北望长城外》两个篇什,我
将长久自卑而不能自拔,尽管我有过不少铅字)。更重要的是《故乡》,闰土这个
形象关键无比——前面失礼罗列的名人们是不会牢牢记住闰土的。让闰土成为自己
心底充盈的深情,这种能力对一个大作家来说价值连城(我在同样意义上尊重王蒙
的《在伊犁》)。此外还有学者式的能力;做学者态的文人古而有之,身具真知灼
见者不见几人。沈从文后日潜心服饰史,但并不见他有控制古代之力。钱钟书一部
《管锥篇》,未必经得住后人推敲。——具备全部能力者,言则过严——但确实仅
有先生一人。以我人微,作此大说必招大嫌。但是我在破题时决心已定。

由于种种原因,无力无暇写自己的人生之作,却眼见对手(文学战场上,总有
高低较量)新书大著层出不穷——先生的苦涩,包括无法表白自己能力的苦涩,是
他文章阴郁沉重的原因之一。

——这里引出一个深具意味的问题:究竟什么是文学呢?艺术性是否绝对是第
一前提呢?

我也长久地为这个问题痛苦着。

暂时,我觉得: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吃亏了。比如他花费精力援助过不少年轻人,
让他们成为作家。但是年轻人未必有青春,年轻人易于背叛。萧红萧军都未必是先
生同类。先生放弃了一部分纯粹艺术性,也浪费了已有的条件。先生不知道:当年
阜成门内的大四合院,以及上海的上层物质条件,对于他的后来同类来说,已是不
可企及。除此以外,政府对先生的特殊容忍,在中国史上也是罕见的。他缺乏一种
残酷或者说坚决,也缺乏一种判断,他吃了亏,苦在心里。卒年出版的《故事新编》,
正以其一副末世相的怪涎狰狞,向后来人诉说着先生再无大作品的痛苦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3

尚不仅仅是无法再写下去,而且,既然小作品已经道破深机、便无心再写大作
品;尚有更大的危机。

人最难与之对峙的,是自己内心中一个简单的矛盾。《故事新编》据我刚刚打
电话向专家询问:恰出版于他的卒年,这不可思议——先生很久以前就已经向“古
代”求索,尤其向春秋战国那中国的大时代强求,于是只要把痛苦的同感加上些许
艺术力气,便篇篇令人不寒而栗。读《故事新编》会有一种生理的感觉,它决不是
愉快的。这种东西会使作家自知已经写绝,它们的问世本身就意味着作家已经无心
再写下去。

但是,先生向古史钩沉是不能自救的。一生看破了学术也看破了文章,更看破
了孔孟之道这一天敌的先生,并没有出口。绍兴一带,正是孔孟之道的深潭。出身
绍兴,几乎断定了先生无法打破障壁。

——我在结识了、投身于回民哲合忍耶教派以后,常常胡思乱想。我总觉得毛
泽东和鲁迅这两位南方人应该知道中国存在这样一个教派。但不可能,人生有限,
知也无限,他们两人显然都缺乏这种特殊知识和认识。他们应当遗憾,尤其鲁迅先
生应当遗憾——他很可能对这种顽强地在中国活下来的人群一无所知。

痛知中国文化之毒,苦无中国自救之理,又憎恶形形色色的媚外媚洋,而自己
最终又不得不向中国这无限的存在去求活——宛如魔圈,宛如鬼墙,先生孤身一人,
自责自苦,没有答案。他没有找到一个巨大的参照系。

在没有解决这巨大的矛盾之前,优秀的作家很难写作长篇小说。1936年先生辞
世,留下了费解的《故事新编》勉作答案,但更留下了《狂人日记》为自己不死的
灵魂呐喊。何止没有写成鸿篇巨著,先生只差一步没有疯狂。

读者既然读了,也应该做一个理解者。干扰的阅读是讨厌的。我想,我可以反
问那位不乏善心的外国人了:你真的可以被称为读者吗?你有什么资格议论别人的
文学呢?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4

臆想和胡说一发便不必收拾。我追忆着一些曾有过的对我的美好臆想,我觉得
先生不会讨厌我的思路——据我的胡说,先生或是“胡人”后裔。当然,这是绝对
无法实证的。

先生血性激烈,不合东南风水。当然,这仅仅是少数民族对当代汉族的一种偏
见。我只是觉得,他的激烈之中有一种类病的忧郁和执倔,好像在我的经历中似曾
相识。中华血脉复杂,历史上几次大规模混血;似乎血的继承是奇异的——并非是
混血后形成了新的人,而是人们各自继承着遥远的某种秘密。就这个观点,我请教
过遗传学专业人士,他们对我的胡说不予同意。因此,以上仅是妄言而已。

但我的心灵却坚持这个感觉。先生特殊的文章和为人,实在是太特殊了。对于
江南以及中国,他的一切都太显得格格不入。我怀疑他的血缘,因为我极端地尊重
这血缘。也许胡说更逼近一种把握。胡说应该节制,就此止笔。

回忆中,印象中,他的文章是多么不可思议呵,眉间尺行刺不成,人变怨鬼,
两颗头颅在沸腾的鼎镬中进跳追咬,最后大王和贱民两颗头颅都安静下来,安静成
一对不能区别的白骨——追忆着,心里阵阵激动。两年前,当最终我也安静下来时,
我满心杀意又手无寸铁,突然想起了这个画面。这才是短篇小说,有哪一位小说家
创造过这样的文章画呢?写出来以后,怎能再写长篇呢?

——“当我沉默着的时候,我觉得充实;我将开口,同时感到空虚。”是的,
并不需要长篇。

我手头只有一簿册《野草》。它在1973年的中国印成的精美的单行本,定价只
有两毛钱。 3万字,两毛钱,这些数字都有寓意——今天这样短的散文集没有一家
出版社愿意出版。那时如此便宜的定价,使任何穷人都买得起。

而先生本人,序这本《野草》时,他想到过那序文几乎是一篇近主的宗教誓辞
了吗?“地火在地下运行”——把它解释成革命和阶级斗争,是多么天真;“友与
仇, 人与兽, 爱者与不爱者” 的环境, 难道不是现世么?回民称之为“顿亚”
(Duniya)时,对这种现世与精神世界之间界限的强调,难道不可能成为先生的参
考么?对于“智识阶级”的讽刺和蔑视,如果有一个温暖的出口,是不会导致“我
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,火速到来”的伤感的。哪怕他们有长篇。

但毕竟是先生向中国大声喊出了孔孟之道的本质。中国的小学和中学强求当年
还是孩子的我们背诵这呐喊,实在是太残酷了。好在那时教与学双方都不理解。但
那时童声的背诵又太奇妙了:它使我心中留下的印象一直鲜活,心没有受伤然而心
也没有麻木。

是的,“吃人”的孔孟之道将反复成为我们心灵的敌手。中国人,尤其是有宗
教信仰的中国人,应该牢记先生那沾血的呐喊声。

怀念你,我的先生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1991·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