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二章 登喜路


接完那个奇怪的电话,我打车去了“世纪墙”。这是本市最著名的主题公园,共有九十九座雕塑,每一座的主题都是“二十一世纪”,据说共有三十多位著名的艺术家参与设计,这些艺术家很好认,二十一世纪有四种男人留长发:发癫的、写诗的、唱摇滚的,还有一种就是艺术家,要不怎么能体现后现代的精髓呢。我走进后现代的公园,在每一座后现代的雕塑前停留,越看脑袋越迷糊。第一座是个老板,至少肚子像个老板,敲上去铿然作响,说明老板都是硬家伙,这个硬家伙拿着大哥大在这儿站了两个世纪,电话一直打个没完,说的当然也是硬道理。这雕塑的名字叫《语言或马,一艘活在二十一世纪的船》,这名字十分后现代,据说只有两种脑袋能想出来,一种当然是天才,另一种也是天才,只不过脑袋被驴踢了。而在我这种不懂艺术的人看来,它大概只说明了一个事实:二十一世纪被中国移动收购了,他们靠人民的废话赚钱。第二座雕塑是一群石膏青年,小伙子都穿西装,姑娘一律挺着被游客摸黑的胸部,有一个脸上还贴着一张招聘启事:“本夜总会诚聘公关,月收入三至五万……”毫无疑问,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理想。我慢慢走过,顺手摸了摸其中的一个胸部,触手荧荧有暖意,大概不久前刚被人摸过,要不怎么说二十一世纪盛产睾丸素呢,我四处张望着想,转眼就看见了那个人。

他坐在一堵白色的高墙下,墙上有一排正楷阳文大字:欢迎进入二十一世纪!一群后现代风格的歌手在几米外声嘶力竭地唱:“如果你爱我,我就离开哎哎哎哎……”

“我跟你打赌,打赌,”他说,“那个弹吉他的,肯定会摔倒。”

“不会吧?”我说,“赌什么?”

“赌十块钱,十块钱。”他掏出一张十元旧钞,小心翼翼地抚平,郑重其事地搁在石凳上,好像那不是十元,而是十万元。这个过程他始终都没正眼看过我,连脸都没转过来。

那群歌手换了一个调子,唱的还是那首歌:

如果你爱我

我就离开

如果你吻我

我就弄脏自己

我没有名字

也不想被你提起……

如果普通人这么说话,肯定头都要被人打肿,但换了艺术家,这就叫作忧郁,你也可以叫它惆怅,叫它酷,叫它眺望什么的,反正后现代艺术说穿了就是俩字儿:没谱。唱什么歌并不重要,只要能证明是在唱歌就够了。

没有人鼓掌,歌星们尴尬地谢了谢热情的观众,还没谢完,台上的主音吉他手身子一晃,像被谁推了一把似的,扑通一声摔了下来。我目瞪口呆,结结巴巴地问他:“你,你怎么知道的?”

“我赢了,给钱,给钱。”他倒一点都不含糊。

在我这么有钱的人身上找个十块钱还真难,我掏遍了所有的口袋,最后还是递给他一张百元大钞,他一直没笑,掏出一卷皱巴巴的钞票,蘸着唾沫点数: “一十,二十……九十,给你,咱们两清了,两清了。”

几个月不见,他现在完全是个老人了,连头发都白了不少,乱蓬蓬的,还发出一股臭哄哄的味道,大概是有日子没洗过澡了。穿得也很寒酸,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这么一件军大衣,又脏又破,简直就是个老叫花子。

“我看他们演了十三场,”他说得很吃力,“十三场,那个弹吉他的就摔了十三跤。”

他妈的。

“那你就天天坐在这儿看他们表演摔跤?”

“我在这儿赚钱,赚钱,我天天跟人打赌,打赌,赌他会摔倒。”

他今晚像刚学会说话似的,一直不停地重复,把我都传染了,我笑着问他:“那你连赢了十二场吧?发财了啊,大哥,请客,请客。”

“我赢了十二场,十二场,赢了一百二十元,输了一场……”这时他把脸转了过来,我才发现他的眼睛不大对劲,红得跟漆过一样,暗暗地闪着光,看起来十分吓人。

“输了多少?”这才是我最关心的。

“一千七百万。”

“多少?!”

“一千七百万,一千七百万。”

我的天啊。我一下子僵住了,在那儿站了半天,人走光了我都没发现。他还是老样子坐着,身体一动不动,两眼直勾勾的,直望向虚无之外。我过去握了握他的手,说大哥你是不是被人骗了,要不咱们报案吧。

“不是,不是被骗了,是我自己,我自己……”

“你自己找人打赌,然后才输的?”

“不是,不是,”他又摇头,“我让他摔倒,他就摔倒,我让他不摔倒,……不摔倒。”

“你自己找这么个人来,你自己安排他摔倒或者不摔倒,你自己明知道结果还跟人打赌,——还输了一千七百万?!”

他点点头。

我一跳三万英尺高:“你疯了!你……”好容易才把后面的话憋了回去,心想你怎么不把那一千七百万输给我呢。

“疯了,”他喃喃地说,“疯了……”

神秘客倾城一赌,流浪汉坐拥千万

《发达报》独家消息 六个月前,他是个一文不名的流浪汉,衣不蔽体,食不裹腹,靠纸箱御寒,以公园长椅为家;六个月后,他身家千万,住的是五星级酒店的高级套房,吃的是燕窝鱼翅,喝的是轩尼诗XO,坐的是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轿车。这个比传奇更像传奇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,起因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赌。

在香格里拉酒店二十六层的餐厅里,记者有幸见到了这位传奇的主人公。除了手上略显粗糙的皮肤还能显示出一点他过去的生活,出现在记者面前的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富人。根据主人公自己介绍,他身上的一套西装价值两万八千元,一条领带一千六百元,连手里的烟斗都是极品,“登喜路牌的百年石楠根烟斗,”他边抽边说,“中国的烟丝质量不行,水分大,也不香,我现在只抽古巴的。”

谈起那天的经历,主人公十分坦诚:“我那时就是一个乞丐,白天要饭,晚上睡在世纪墙公园的长椅上。”他记得很清楚,那天是去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,他捡了几个纸箱,在公园里到处寻找可以挡风的角落,“零下四度,我还发着低烧,真害怕就这么冻死了。”

在公园中心的树丛下,他遇见了那个被他称作“救命恩人”的神秘客。根据他的描述,这位男士极瘦,中等身材,相貌五官并无特别之处。“他站在那儿看了我很久,我问他能不能给我几块钱,他什么也不说,就那么看着我。”

记者走访过几位附近的居民,他们都对公园里的寄居者表示反感,“他们随地大小便,见人就伸手要钱,”一位钱姓市民说,“市政府早该管管了。”一位晨练的男士也表示,他从来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单独走进公园,“乞丐太多了,谁知道他们能干出什么来。”

我们的主人公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:“我觉得他肯定有毛病,不给钱就不给呗,老盯着我看是什么意思?”他走回树丛,把纸箱撕开铺在地上,身体蜷缩着躲进一件破旧的军大衣里。这时神秘客向他走了过来。

“那天他一共说了不到十句话,”主人公回忆着说,“第一句就问我为什么不回家。我有点生气,说我哪来的家啊,这就是我的家!他好像是笑了笑,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张纸,说我们打个赌吧,你这个没家的家伙,赌什么都可以,你赢了这个就是你的。”

“你说他是不是有毛病?”主人公问道,根本不需要记者回答,“我当时可真把他当成神经病了。我反正没什么可输的,打赌就打赌,说不定还能赢他点钱呢。就问他:你猜我身上有多少钱?他看了看我,说你一块钱都没有。我说这个不算,再来,你说今天会不会下雪?他笑了起来,说这个你赢不了我,我看过天气预报了,今天是个好日子。那天正好有个乐队在公园里唱歌,我就对他说:看见中间那个胖子了没有?你说他会不会摔一跤?他说不会。我说你老赢我,还赌什么赌?不赌了,你给我一块钱吧。他笑着鼓励我,说赌吧,赌他会摔跤,这次我保证让你赢。说完就走过去跟那个弹吉他的胖子说话。回来时跟个小孩似的,还跟我拉勾,说那咱们就赌这个,他摔倒了我就把这张纸给你,你输了——他又看了看我,说你输了就把你的纸箱给我。我说不干,你得给我十块钱。他说好,我输了就给你十块钱,再加这张纸。”

记者至今保留着这张纸的复印件,在发展银行的接待室里,一位姓廖的高级经理这样介绍:“这是一张见票即付的现金本票,不管什么人,只要持票走进我们银行,我们就会如数兑付给他一千七百万元。但关于此票的其它信息,对不起,我们的义务是为客户保密。”

我们的主人公并没有意识到这张纸有多么重要,“我看都没看就把它扔在地上,还跟他要那十块钱。他不给我,转身就往外走,我一直跟着追,骂他说话不算话,快到公园门口了,他停下来,好像很生气的样子,说回去,把那张纸捡起来!我说:给我十块钱!我赢了,给我十块钱!他没办法了,在身上到处掏,最后拿出来一张一百的,说找我九十!我抢过来就跑,他一把拉住我,小声对我说:听好了,你这个没家的家伙!那张纸你一定要拿到前面的银行去,天一亮你就去!”

十天以后,当我们的主人公把那一百元花光,偶然想起那张几乎被他丢掉的、夹在纸板箱中间的纸时,他犹豫着走进发展银行的大门,于是,一个千万富翁神奇地诞生了。跟大多数读者一样,记者也对这故事的真实性充满怀疑,随即走访了世纪墙公园,管理处的张主任一眼就认出了主人公的照片:“没错,就是他!在我们公园鬼混了两年多,赶都赶不走!”当记者说明此人已经成了千万富翁时,张主任表示:“绝对没有可能!你们肯定在造假新闻!”

记者随后在真色酒吧找到了正在演唱的“世纪电波”乐队,吉他手阿华对六个月前发生的事记忆犹新:“我们一共表演了十五六场吧,第三场开始不久,那个人就来找我,让我演完了摔一跤,还答应给我一万块钱。我当时觉得他挺无聊的,没理他,没想到他真的就掏出来一万块钱。你知道,我们搞艺术的也需要钱,对,一共十三万,我摔了十三跤,但是你看,我们买了新的设备和器械,也能到这么大的场子来表演了,我挺感激他的,真的,那时我们特别艰难,要没有这十三万,咳,估计现在吃饭都会成问题。”

从乞丐到千万富翁,我们的主人公都发生了哪些变化?他打赌赢来的财产是否合法?敬请关注本报的连续报道。

登喜路:Dunhill,英国品牌,产品包括男装、皮具、打火机、烟斗、手表、男用饰品等。毕加索、猫王、丘吉尔、西班牙阿方索国王、挪威肯特公爵、暹罗国王、埃及国王、荷兰王子、印度大公、温莎公爵都曾是该品牌的忠实顾客。登喜路烟斗一直绅士们的至爱,售价动辄高达几万元。在中国大陆的登喜路专卖店中,一个防风打火机售价五千七百五十元,可以买鸡蛋两千斤,如果用来买豆腐,可以买六吨,每天吃五斤,可以让一个人吃上将近七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