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

米尼的爸爸妈妈在六○年困难时期去了香港,那时米尼才八岁,在小学读两年级。有一天下午,放了学後,米尼和小朋友一起下楼,见楼梯口站着阿婆。她很奇怪,说:“阿婆,你怎么来了?”阿婆说:“我等你一道去看电影。”她便又惊又喜地拉了阿婆的手走了。电影是越剧《情探》,剧中鬼怪的出场使她很兴奋,而那鬼怪却又咿咿呀呀唱了起来,就有些扫兴。走出电影院时,天已经傍晚。如同所有孩子在兴奋之後,都会出现情绪消沈,米尼忽然提不起劲了。她被阿婆牵着手,低头走在黄昏时分陡然拥挤起来的街道上。她穿了一条背带裤和一件粉红格子的衬衫,短发上斜挑了头路,用红毛线扎了一个小辫。她拖拖拉拉的,不肯迈开脚步似的。阿婆回头说:“走快点啊,你这个小孩!”她觉得阿婆的态度不够好,就更拖拉了脚步。阿婆将她的手往前一拽,她则把手往後一拽,阿婆就把她的手一摔,自己在前边走了,脚步急急的。她气坏了,可见阿婆动了怒,就不敢发作,也不敢被阿婆拉下得太远。

这时,路灯已经亮了,她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。她垂着头,翻起眼睛瞪着几步前面的阿婆,心里骂道:“死阿婆,臭阿婆。”将进弄堂的时候,她忽然一昂头,气鼓鼓地走到阿婆前面去了,率先进了弄堂,把阿婆甩在後边。她走进後门,穿过厨房。正是烧晚饭的时候,她感觉到邻居们停下了手里的事情在看她。“看什么看!”她在心里说,然後,走上了楼梯。她放重脚步,把楼梯踩得咯吱咯吱响,她想:妈妈就要出来骂她了,这才好呢!她心里有一股很痛苦的快感,使她振作了一点。可是并没有人出来骂她。她扫兴地进了二楼前客堂,见房间里没开灯,黑洞洞地坐了两个人影:哥哥和姐姐。这时候她才觉得,今天一整天的事情都有些异常。哥哥坐在靠窗的方桌前看书,鼻子快碰到书页了,姐姐坐在沙发上嘤嘤叽叽地哭。

这一年,哥哥十五岁,刚刚入团。爸爸妈妈是最早把去香港的决定告诉他的,这使他感到奇耻大辱。在他思想里,在那样的资本主义的地方,父母一旦进去就变成了资产阶级,成了人民的敌人。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就在这一夜之间遭到了灭顶之灾。开始他哭,以他那套幼稚而教条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去说服父母,甚至还向学校团支部汇报并取得支持,以加强自己的信心。当这一切都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时,他开始了绝食。母亲不得不将饭送到校长跟前。校长将学生找到办公室,令他吃饭,他只得吃了。他吃饭的时候,母亲就坐在他对面哭,他不由也落下了泪来。窗台上爬满了下课的孩子,默默地看着他们母子。他又羞又恼又绝望又伤心,心里恨死了母亲,眼泪却像断线的珠子往下流,和了饭菜,一起咽下肚子。他在心里和父母划清了界限,他说:我再不做你们的孩子了,我横竖都是的孩子了。可是,他也知道,他们是靠父母从香港寄来的钱生活。虽然阿婆不告诉他,汇款来的时候,就悄悄地拿了图章收下,再一个人跑到邮局兑钱。她想:你不肯吃父母的,就算吃我的,这总可以了吧!有一回,汇款来的时候,只他一个在家,邮递员在楼下一叠声地叫,把左邻右舍都叫了出来,告诉邮递员说,他们家似乎是有人的,大概睡着了。邮递员请邻居们代替签收,可他们说钱的东西是不大好代收的,假如是一封信的话,倒是可以的。邮递员只得又叫了一气,最终走了。他一个人躲在客堂里,紧张得牙齿打战。他从此变得非常自卑,觉得自己满身都是污点。是团组织挽救了他,一如既往地信任他,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他做,学期终时,还被当选为班上的团小组长。他以赎罪的心情努力学习和努力工作,十九岁那年,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本市一所重点大学。他不晓得他的父母从阿婆信中知道这一消息时,高兴得涕泪交流,深觉得这一世为牛做马的受苦都有了报偿。他们初来香港时,是投靠母亲的弟弟,弟弟在北角开了一个杂货店。到这时,他们自己才有了一点生意,搬到了九龙。

哥哥上大学的那一年,米尼十二岁,姐姐十六岁。姐姐是一个性情极其平淡的人,平淡到了几乎使人怀疑其中必有什么深奥之处,其实什么也没有。在学校里,她的成绩没什么特别好的,也没什么特别糟的。同学之间,既没有要好的,也没有反目的。从没有一个专门的同学上门找她来玩,但在四个或五个人的游戏之中,总有她参加在其间。在家里,她并不讨大人喜欢,也不讨大人嫌。不像有的孩子,能使大人爱得要命,又能使大人恨得要命。三个孩子中间,哥哥是最被父母器重和喜爱的,米尼是受父母喝斥最多最烈的,她恰恰是处在中间。她长得也很平淡,叫人记不住,又常常会和别人混淆。可是,在文化革命开始,也就是她十七岁的时候,却突然地焕发起来。谁也没有料到,二楼客堂间里会成长出这样一个美人。她的单眼皮原来是丹凤眼,她的长脸型原来是鹅蛋脸,她不高不矮,不胖不瘦,样样都恰到好处。学校停课了,她就在家里,替代阿婆烧饭。阿婆老了,患有高血压和关节炎,记性越来越差,有时候,会将一个空的铜铫坐上煤气炉,开了大火烧水。那些日子里,每天上午九点时分,人们总会看见一个秀美的少女,坐在後门口摘菜。她漠然的表情使人感受到一股温馨的气氛,这是和弄堂外面轰轰烈烈的革命气象很不相符的。

性情活泼的米尼,在这个家里,是得不到什么快乐的。她敬畏哥哥,不敢与他有什么争执;若和姐姐有争执,姐姐总是会让她。唯一能与她纠缠的,只有阿婆。阿婆自从爸爸妈妈走後,脾气越来越坏,没有耐心,喜怒无常。有时候,明明是她自己找米尼玩笑:说:“米尼,阿婆带你去城隍庙吧!”米尼当然很兴奋,她却又说:“算了,不去了。”米尼就说:“阿婆赖皮,阿婆赖皮!”不曾想阿婆陡地一沈脸,厉声道:“谁赖皮?什么赖皮不赖皮?哪里学来的下作话?”然後就有很长时间不给米尼好脸看。而假如米尼吸取了前一次的教训,当阿婆又一次来邀她看戏的时候,回答说:“不去不去。”阿婆先是好言好语地诱惑她,她略坚持一会,阿婆就火了,说道:“不识抬举,倒反过来我要求你了?原来我是这样下贱呀!”说着就哭了起来。弄得米尼无所适从,最终她得出的结论是:阿婆是个精神病。她当然无法了解到阿婆孤独又苦闷,想找个人发泄发泄,甚至於撒撒娇,可是找不到人,就找到了米尼。从此,米尼不再与阿婆罗嗦。她的天性是那么快乐,又很自私,本能地抗拒别人干扰她的心情。因此,一天当中,她最讨厌的就是晚上。这时候,一家人不得不坐在一起,有什么话呢?什么话也没有。哥哥埋头看书;姐姐随了时下流行的风气,或者绣枕头套,或者织线袜,米尼脚上穿的全是这种袜跟往下滑的一张线票四团线织成的袜子;阿婆在方桌上算钱。她先将剩馀的钱点一遍,再把剩馀的数位除以剩馀的天数,就是即日起至下次寄钱的日子,除法的结果便是以下天数里开销的标准。然後,再将自上次寄钱来至今日为止的用度计算一下,得出过去的时间内平均每日的花费。将以後的预算和以前的消费作一个减法,则可得出答案:今後的日子是要松於以前,还是紧於以前。这个答案将决定第二天的财政方针。这是每天都要进行的计算,因此这财政方针也就应形势而不断变化改进。有时候,米尼主动要帮阿婆计算却遭到了拒绝,因为这于阿婆是一项有趣的工作,就如智力游戏一般,不许别人剥夺。而有时候,当阿婆陷入一片糊涂无法自拔,反过来要求米尼的援助,又恰恰正是米尼最不耐烦计算的时候。於是,她们祖孙俩的关系便日益恶化。到了最後,阿婆觉得米尼是她最大的敌人,米尼也认定阿婆是她最大的敌人。

楼下东西两厢房内,住了一家四口。男人是方言话剧团的一名跑龙套角色,女人是家庭妇女,家里有一对女儿,大的叫小芳,小的叫小芬。姐妹俩特别喜欢吵嘴,吵起来不怎么激烈,也没有什么精采的言辞,只是一人一句,一人一句地来回拉锯。比如:“神经病!”“神经病!”“神经病!”“神经病!”或者:“十三点!”“十三点!”“十三点!”“十三点!”谁说最後一句,谁就是胜利,因此便无穷尽地反复下去了。米尼无聊的时候,就去依在姐妹俩住的西厢房门口看她们吵架,直看得昏昏欲睡。有一次,正无休无止时,只见她们的父亲,那一个经常在舞台上演演宁波裁缝,苏北剃头匠,或者山东籍巡捕的角色,忽然怒冲冲地从东厢房朝西厢房跑去。米尼急忙从门口跳开,踏上两级楼梯,心想:小芳爸爸光火了。姐妹俩不由得也放低了声音,她们的爸爸冲进西厢房。朝方凳上一坐,米尼心里一跳,姐妹俩静默了足有三秒钟。不料她们爸爸只是把一条腿往另一条腿上一搁,又从口袋里摸出香烟点上,很感兴趣地看着她们,好像看戏一般,那姐妹俩只得又一句去一句来的进行了下去。米尼掩着嘴转身奔上楼梯,伏在扶手上笑得直不起腰。她天性里还有一种特别能领会幽默的本领,什么事情是有趣的,什么事情是不大有趣的,她能分辨得清清楚楚。这使得小芳的爸爸很欣赏她,说她聪敏。在夏天的晚上,大家在後门口乘凉,这位滑稽角色有时会说一些故事,吸引了大人和孩子,笑声总是此起彼落。最终,他常常摸着米尼的头,说米尼笑得最在门槛。这位滑稽演员,在江湖上走了多年,运气一直平平。他的幽默才能,始终不能受到赏识,总是被派演一些小角色。而他并不费力地就将这些小角色演得惟妙惟肖,赢得意外的效果,於是就被认定是一块天生的小角色材料。渐渐地,他就将他在舞台上得不到使用的才能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来,成了一个老少皆宜的滑稽角色,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快乐。谁家婆媳生气,谁家夫妻吵嘴,人们就说:去叫小芳爸爸来。而小芳爸爸果然来了,只在门口一站,吵嘴和生气的人就眉开眼笑了。他有时候会说一句很奥妙的话:“不是我有趣,是大家要我有趣。”他曾经带米尼和小芳小芬一起去看他们剧团的戏,看完戏後,米尼的感想是:这一台戏都不如小芳爸爸这一个人有趣。她将这话对他说了,他听了竟有些激动,眼睛都湿了似的。他久久没有说话,用手抚摸着米尼的头,米尼也没有说话。从这以後,米尼在心里就和他很亲。

米尼给她的同学们讲的笑话,大多是从小芳爸爸那里批发得来的。小芳爸爸就像是她的快乐的源泉似的,任何愁惨的事情到了小芳爸爸面前,便全化为快乐了。有时候她在心里暗暗地想道:如果小芳爸爸是她的爸爸就好了。她自己的爸爸,还有妈妈,是什么模样的,却已经被她忘记得一乾二净。只是他们所在的香港,使她感到神秘,小心里隐隐地还有些虚荣。当她为自己家庭不够完美以及不够富有而感到自卑的时候,她就以这个来安慰自己。她想:我的爸爸妈妈在香港!香港,你们去过吗?可是,哥哥却绝不允许家里任何人提起香港。她心里笑话哥哥:难道你不是吃香港的吗?嘴上却不敢露半点。哥哥是唯一使她敬畏的人,这一辈子里,她不记得她还敬畏过别的什么人了。於是,她只得将这点虚荣埋藏在心里,当有人问及她的父母时,她就大有深意地沈默着,然後略略有些悲戚地说:“不知道。”同时,她还找了一个时机,与全班嘴巴最快的女生海誓山盟,将这秘密告诉了她,并说她是这世界上唯一知道秘密的人。仅仅到这一天的下午,这秘密已经人所周知。於是,她便对那女生说:你做了泄密的叛徒,我从此再不能相信你了。就此和这个她并不喜欢的女生绝了交。现在,所有的人都知道米尼的爸爸妈妈在香港了。到了文化大革命,就有同学站出来,要米尼和父母划清界限。米尼回答道:“可以的。不过,请人民政府付给我生活费。”後来,有同学大约去做了一番调查,查明米尼的父母在香港是城市贫民这一档的人物,也是劳动大众,不属革命的对象,就不再找米尼的麻烦。而米尼却隐隐好像受了一个打击,自尊心受了挫伤,见了同学反有些躲避了。自此,同学们提起米尼的父母,也换了口气,先是说:“米尼的爸爸妈妈在香港,”然後说:“但是,”“但是”後面是省略号。米尼听到了,就在心里冷笑:无产阶级要不要翻身了?也有多事的没有眼色的人跑来邀她参加革命组织,她笑地谢绝了。她说她觉悟不高,生怕站错了队,听说现在革命队伍有好几支呢!人们听出她话里的骨头,又不好说什么,只好走开了。

七○年,米尼要去安徽插队落户了。走之前,她对阿婆说,她不在家里吃饭,应当把她的那份生活费交给她。阿婆恨恨地望着她,心想自己千辛万苦,竟喂大了一只虎,停了停才慢慢地答道:人家都是吃自己的呀!这时候,哥哥在江苏溧阳的农场劳动锻炼,每月已开始拿工资;姐姐早一年就分在了工厂,也有了铁饭碗。米尼当然听出了这话里的潜台词,不由恼羞成怒,涨红了脸,而她立即压下了火气,反笑了起来,说:假如爸爸妈妈愿意给我饭吃呢?阿婆说不出话,脸皱成了一团。这些年来,儿子媳妇按期地寄钱来,她总是扣一些钱存着,以防不测。开始这钱是为了孙儿孙女,怕他们生病。慢慢地,孩子长大了,这钱就有些是为了自己的了。她渐渐地很怕自己生病,又怕自己会老,她觉得自己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年月。在这茫茫人世上,唯一可使她感到安全的就是这些燕子衔泥一样积蓄起来的钱了。钱一点点积多了。她却反而觉得不够了,她积钱的热情日益高涨。孙子在农场,自己的工资足够养活自己了;大孙女一月十八元时,她并不说什么,待到第二年拿到二十三元了,她便让她每月交五元作饭钱。哥哥本来就忌讳香港来的钱,盼望自食其力;姐姐由於麻木,对什么都浑然不觉;米尼却将端倪看得很清,经常生出一些小诡计,迫使阿婆用钱。阿婆越是肉痛,她越是想方设法去挖阿婆的钱。看见阿婆脸皱成一团,她心里高兴得要命,脸上却十分认真,殷殷地等待阿婆的答复。阿婆说:“给你一个月十块。”其实她心里想的是十五块,出口时却成了十块。米尼以这样的逻辑推断出了十五块这个数位,又加上五块:“每月二十块。”她说。阿婆就笑了:“你不要吓唬我啊,二十块一个月?到乡下是去劳动,又不是去吃酒。”米尼就说:“那也不是命该你们吃肉,我吃菜的。”她的话总比阿婆狠一着,最後阿婆只得让了半步,答应每月十七元。米尼心想不能把人逼得太紧,就勉强答应了,心里却乐得不行,因为她原本的希望,仅仅是十元就足够了。从此以後,爸爸妈妈从香港给阿婆寄钱,阿婆从上海给米尼寄钱,插队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