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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
据说,正是那句酒后之言居然让朱玲非常感动。

感动的结果是我没有料到的,过了几个月,一天夜里,我正在灯下硬着头皮翻看一本晦涩难懂的电影符号学方面的书,电话铃声响起,我接了电话,原来是朱玲,她正在我楼下,通过电话,我听到她对我说“生日快乐”,我这才想起,当天是我二十七岁生日,那天朱玲进来,送给我一瓶香槟酒,我们就在我屋内,一杯一杯地把那瓶香槟喝得一干二净,随后,我迷迷糊糊地睡去,朱玲坐到我的电脑前,一页页翻看我写的剧本小说,就那样一直看到天亮,我醒来后,朱玲果断地对我说:“你应该好好写,不该胡混。”

然后,根据她的建议,我收拾了一下换洗衣物,又从书架上拿了几本常看的书,然后把那些东西搬入朱玲的那辆日产马自达323型轿车,据朱玲介绍,那辆车已在停车场放了一年之久,如果她不开开,迟早会变一堆废铁,于是我便坐上她的汽车,来到她家,过起了所谓“干干净净的写作生活”,朱玲为我腾出一个书房,她整日忙着准备一顿又一顿的早餐午餐和晚餐,并轻手轻脚地端到我的桌上。

那一段时间,我过得可算是简单,除了写作,什么也不想,夜里闷的时候,我便与朱玲一起外出兜风,我与她往往一言不发,开着车,驶过一条条寂寞的街道。过了几个月,我写成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,朱玲看过,十分满意,我便送到出版社,那是九五年的九月,然后,朱玲去了美国,她有一个老朋友在那里发迹,仍记挂着她,愿意娶她为妻。

临走时,她把门钥匙递给我,对我说:“我也不知道这一趟回不回来,你要愿意,就住在这儿吧,电话费、水电费我已和物业管理算好,你不用操心。”

我把钥匙还给她,说:“我不用。”

我记得朱玲收回钥匙时,眼中竟露出一些伤感,她摸着我的头,对我说:“你长大了。”

朱玲在情感方面教会我很多东西,比如:不自我欺骗,敢于面对自己最无耻的念头,敢于行动,过后说实话。我与朱玲最好的女朋友偷情事发,她并没有对我大喊大叫,而是告诉我,说我以后还会有很多姑娘,但并不一定能碰到真正合适的。

有一天,她让我管她叫姐姐,她说,如果我叫了,那么以后就不再与我发生性关系,如果我叫了,她会真的像姐姐一样关心我。

我没有叫。

我当时喜欢与她发生性关系,我那时非常迷恋与岁数比我大的女人之间的性关系,她们往往动作下流大胆,忘乎所以,我喜欢看她们下床以后的正经样子,我还喜欢回想两者之间的差别,我认为那简直太棒了!

朱玲还教会我一些别的东西:做意大利面条,说下流话,用口红在镜子上写留言条,对人真诚,花钱大方,买合身的衣服穿,遇到倒霉事不抱怨等等。

还有,她始终要求我工作,写剧本,写小说,写诗,写一切可写的东西,不管那些东西能否换来金钱,她说:“你会写东西,就是在人世间有了一个像样的工作,千万别丢掉这个工作,不然,你在人世间就会变得一无所有,一无所有的来到世间,再一无所有的离去是不好的,像我一样。”

直到现在我也一直认为,她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女人。

12

出了朱玲家,我走下楼梯,上了出租车,一直开到一个医院,像医院那样的地方我不熟,因为不常来。我曲曲折折地挂了号,买了病历本,来到泌尿科,接待我的竟然是个女大夫,她问我:“怎么了?”

我却不知该怎么回答。

她又问:“你挂号条呢?”

我把挂号条交给她。

“你是——”

“我和一得性病的姑娘睡过觉——”

“没带——”

“没带。”

“她是什么病?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你有什么不舒服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什么时候——”

“昨天夜里。”

“这样吧,你把那个姑娘带来,我先问问她什么病,很多性病有潜伏期,现在我也不知道你得了什么病——先去做个化验吧,抽点血,然后——”

按照女大夫开的小条,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做了一些必要的检查,其过程让人难于启齿,终于混过那段时间,我从医院出来,钻进一辆出租车里,不知自己该怎么办。

女大夫告诉我,一个星期以后取化验结果。

13

我回到家,辛虹已经醒了,正在看电视。

我坐到她身边,把大麻掏出来,扔到桌上。

辛虹看了我一眼:“干嘛去了?”

“出去弄点大麻。”

“是给我弄的吗?”

“你想抽就抽吧。”

辛虹开始制作大麻烟卷,她打开信封,取出塑料袋,从里面取出大麻,用水果刀切下一小块,然后拿出一支烟,把里面的烟丝倒出来,和大麻掺和在一起,重又塞进烟纸里,她点燃,抽了一口,递给我。

“你先抽吧,我呆会儿。”

“你吃饭了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冰箱空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瘦了,一天没吃东西了。”

“一会儿出去吃。”

辛虹看看我,又把头扭过去看电视。

一会儿,她又扭过来。

“你怎么了?”

“没事呀——”

“你昨天可不是这样的。”

“有点累。”

“我想起一件事——”

“什么?”

“今天我姐们儿过生日,咱们不用吃饭了,我一会儿呼她一下,看她有什么动静。”

“行。”

我点上一支烟,看着辛虹的脖子,她的脖子又细又白又长,非常漂亮,这是她身上最漂亮的部位。

辛虹回过头来,“我跟你说过吗?”

“什么?”

“你这儿真舒服。”

“没说过。”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,直到完全漆黑一片。

我和辛虹一直在看电视,新闻联播,电视剧,广告片,专题节目,平均每隔五分钟换一下台——快八点半时,辛虹站起来,抓起电话,呼了一个号,刚放下电话,不到片刻,电话铃就响了。

辛虹拿起电话:“阿梅吗?今天生日吧——想怎么过?——大PARTY,太好了,在哪儿?还没定呀,那我就等着——行,到时候叫我一声,我就在这个电话边上——对,和他在一起——没乱搞,看电视呢——”她忽然扭头,“你去吗?”

“无所谓。”

“去吧,去看看。”

“行。”

她又转向电话:“他去,行,我等你电话,别忘了我啊——”

她放下电话,长长出了口气:“晚上总算有事了。”

“你不去歌厅了?”

“你没看见吗,今天有事儿,我姐们儿过生日——”

14

我们坐上出租车,那辆车一上去,司机就说快没油了,于是先到东单加油站加满了油,然后转回长安街,向西一直扎下去,辛虹坐在我旁边,出租司机不断地一盘接一盘地换着磁带听,没有一首歌能听完,最后总算找到一个拼盘听了起来,是老狼唱的《同桌的你》。

我一言不发地坐在辛虹旁边。

“你是不是不高兴?”

“没有啊——”

“那你干嘛不理我?”

“没有啊——我看外面。”

“以前你可不这样——是不是跟你睡完觉就烦我了,要烦我,说一声,我自己走。”

我突然说:“你自己走吧——”

“怎么了?”

“我不舒服。”

“哪儿不舒服?”

“我想回家。”

辛虹突然喊了声停车,车未停稳,她便拉开门走了出去,又“咣”地把门关上:“神经病。”

司机一脚油门,我回头张望,转眼间,辛虹就从后风挡玻璃中消失了。

15

又是无数的美丽的人头从天上飘落,她们是一些未知人事的少女的头部,眨着漂亮的眼睛,然后掉到地上,有长发的,有短发的,有系着发带的,有戴着发卡的,全都那么可爱,我低下头,看到那些人头在地上四处滚动,我听到叹息声,听到尖叫,听到歌声,还看到泪水——我从梦中惊醒,抬起头,看到床头柜上的时钟,正是深夜十二点整。

朱玲对我说过,不要与三陪混,万不得已也不要去,她们太脏不说,还麻烦。

朱玲说得很对,但我并不总是听朱玲的,因为她是她,我是我。

我不怕脏,也不怕麻烦,但我怕独自一人,怕没有地方去。

深夜十二点醒来这件事对我来讲,简直无法忍受,因为我独自一人,因为无处可去。

我想再次睡去,但又怕做同样的梦,我感到头痛,恶心,身上还出汗,我睁开眼睛,一会儿,我又闭上眼睛,再一会儿,我又睁开眼睛,不久,又闭上,反反复复,直到天明。

天明以后,我下床洗澡,然后煮热咖啡喝,喝完咖啡,再次洗澡,然后回来再次喝热咖啡,这样做的原因想让自己清醒,但清醒之后,我又感到无聊,人在无聊时很容易疲倦,而要想从疲倦中摆脱出来,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睡觉,于是,我拉上窗帘,爬上床去,盖上被子,安然睡去。

16

辛虹走后的一个星期我心绪不宁,我接的一个描写电脑的情景喜剧也因我写作态度不端正而作废,制片人换了别人来写,本来因为剧本讨论、开会、吃饭,写提纲等琐事还能叫我有一种忙忙乱乱的感觉,然而,然而——就像电影中的换场,仿佛只用了一秒钟,一切就从天而降,当我清醒以后,我突然发现自己正独坐家中,口干舌燥,窗帘外面是闪亮的阳光,地板上堆满了唱片、录相带、烟灰缸和吃剩的薯片空筒,此外是围绕着我的是一片寂静,没有声响,没有人,没有电话,没有事情,没有现在,也没有明天。真讨厌。

我打开写字台边上的抽屉,里面还有大约两百元,这是我现在所有的钱,我把那两百元放进空空的钱包,然后打电话给电视台的一个制片人,催他快些结账,他支支吾吾,于是我就不断地打出电话,不厌其烦地找到各个与结账有关的人,终于,两个小时后,我可以去台里领取我的最后一笔五千元稿酬,我带上身份证,来到电视台,开了进门条,经过一系列周折,领到酬金,然后给大庆打了一个电话,大庆此时正在家里睡觉,通过电话,我听到他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咕噜了一声“过来吧”,我挂断电话,出了电视台,坐上一辆出租车,来到位于航天桥附近的大庆家,他打开门,然后钻回被窝,继续蒙头大睡,我听着他的呼噜声,坐在他的双人沙发上,看着他的闹钟一秒一秒地走动,看了几圈,便进入了梦乡。

17

我喜欢找大庆,有事的时候找他,没事的时候也找他,大庆也不喜欢一个人呆着,宁可整夜夜不归宿,与我、还有其它一些朋友呆在一起,他管那叫“耗着”。

于是,在我们都无所事事的时候,就聚在一起耗着。起初,我们聚在一起谈论电影,谈论施隆多夫,谈论马丁。史高西斯,谈论伯格曼、费里尼或塔尔科夫斯基,然后我们谈论海德格尔,谈论波尔,谈论尼采,谈论利奥塔,谈论所有那些时髦的作家,谈论他们的作品及人生,当发现一切都是纸上谈兵,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,我们就改成谈贝多芬,谈梅西安,谈贝里尼,然后话题转到毕沙罗、达利或是米开朗基罗身上,当然,他们与我们也没有任何关系,因此,最终,我们谈无可谈,就围坐在一起干耗。

一干人中,只有大庆有一个固定女朋友,她在公司上班,叫吴莉。吴莉工作很忙,而且与大庆的生活习性刚好相反,大庆睡觉的时候,她上班,当她回家睡觉时,大庆却要出门了。

然而,在大庆的情感生活里面,吴莉却是站在一个制高点上,大庆的天性里,喜欢各种各样的姑娘,但他无法离开吴莉,他的头脑在想到与吴莉的关系时最多想到分手,但再往下想,分手以后的吴莉会再有新男友,这个念头简直就能要大庆的命。因此,在外面混的大庆往往在姑娘方面无所作为。

我个人认为,大庆的生活方式值得羡慕,简直可以用贝克特《等待戈多》里的一个人名来称呼他——幸运儿,没错,他是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幸运儿。

18

顺便提一句贝克特,此人是我私人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家,他是一个爱尔兰人,世人对他的认可可用196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来概括,在他最悲惨的几年中,他曾靠他的情人做苦工挣来的钱生活,为了摆脱乔伊斯对他的影响,他竟用法语写作他主要的作品,包括《莫洛伊》,《马洛纳之死》,《无名的人》和《怎么回事》四篇,这些作品千篇一律,枯燥乏味,充满独白与呓语,主人公一律完全无可救药,如同他自己。据说他总是在大醉中奋笔疾书。世人开始对他真正关注始于他的一部前面提到的话剧《等待戈多》,因为这部话剧,贝克特的生活得以改善,并以话剧的形式把自己的小说重复了一遍,然而不幸的是,世人仅仅对他的话剧感兴趣,而把他的小说扔到一边,实际上,他的话剧比起他的小说来,可以说是拙劣透顶。

贝克特说过:没有什么比不幸更可笑。

贝克特还说过:人生的惟一内容就是沮丧。

我喜欢《无名的人》,整部小说是由一个莫名其妙的生物叙述,他被命名为马胡德,叙述者双手放在膝上,坐在一个水缸里,没有行动的能力,他的脑袋是一个大而平滑的球体,没有面部特征,他的眼睛又像是含着泪又像是充着血,他没有鼻子,看不出是男是女,没有毛发。

像贝克特笔下所有的人物一样,马胡德的需要和痛苦来源于一点,那就是说话,他必须不停说下去,他是为解脱说话带来的苦难而说话。他叙述的内容有零零星星的知识和信息比如他的出生地,比如关于上帝,关于罪与赎罪,关于母亲等等。还讲些断断续续的故事,比如关于他生活在某饭馆门外的一口缸里的故事等等,小说最后一个句子长达一百二十页。

贝克特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,他的一生用尽全力所做的事情便是把他的悲观情绪讲给别人听。他毫无希望地讲着,他想象中的听众自然也是毫无希望地听着,一切都毫无希望,在他不着边际的叙述中,你无法确定任何东西,主人公没有前因,也没有后果,没有时间,也没有地点,更没有所谓的主要事件、人物关系,主人公似乎在做着什么,又似乎没做,总之,一切都混乱不堪,叙述就在这种混乱不堪中坚持不懈地进行着,总体看来,他在小说中要表达的事情只有一件,那就是没有事情发生,什么也没有发生,既然没有发生什么,当然,事情也就无从谈起。

我喜欢贝克特的胡言乱语,是的,只有胡言乱语是对的,除此以外,别的简直就是不知所云,不着边际。贝克特喜欢在静止中存在,像我现在一样,倒在大庆的沙发里沉沉睡去,我的身体与我的感觉静止于某一刻,徒劳而又悲观地静止在那里,任凭夜幕席卷而至。

是的,贝克特是对的,一切都没有发生,而且是接二连三,以至无数次的一切都没有发生。

妈的,这是绝望啊。

19

我和大庆是让吴莉叫起来的,其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,吴莉穿一身上班族的套装,肩上还挎着一个小包,她拉亮电灯,叫醒我们,然后踢掉高跟鞋,把脚搭在茶几上,点上一支烟说:“忙了一天,我还没吃饭,咱们到哪儿去吃?”

大庆此时便从床上一跃而起,挥动白胖的手臂:“随便,随便,都行,都行,你说,周文,去哪儿?火锅?川锅?湖北菜?还是西餐?”

20

我喜欢与大庆和吴莉在一起,无论是吃饭,还是逛书店,还是在专卖店等吴莉试衣服,还是站在街头四下张望,我们三人出行的特点是,三个人都不怎么说话,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。

在吃饭时,大庆和吴莉不怎么说话是有原因的,因为两人都特能吃,吴莉吃起东西来速度极慢,但很匀,从头吃到尾,中间不停顿,大庆是猛吃一会儿,停一会儿,哼哼几声,接着猛吃,我则是东吃几口,西吃几口,抽一支烟,再抽一支,见他们两人不停,就拿起筷子,再吃。

如此这般。

可以想见,我们三人来到位于美术馆东面的“随缘”坐下以后是一个什么情景。

蚂蚁上树吃完了,尖椒腊肉吃完了,剁椒鱼头吃完了,炸小鱼吃完了,腊肥肠吃完了,最后什么都吃完了,十碗米饭也吃完了,吴莉使劲睁开惺忪的睡眼,对我们说:“累死了,天天加班,明天还得早起,我先回去睡了,你们呆着吧。”

说罢,像推开某种障碍似的,顺手推开大庆佯装关心而伸过去的手,打着哈欠离去了,我和大庆面对一桌脏得可以的杯盘碗碟,一时竟无语凝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