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章 开拓与改革的七零年 第5节 变树的启示

一九七七年夏天,在台大外文系教英国文学史的李达三教授到香港去教书,侯健邀我回台大专任教这门主课,这是我终身志趣。

在编译馆的岁月,风夜从公,我非常认真而勇敢地做了很多改革,完成文学文化的计划,包括:翻译中国现代文学创作进军世界文坛,放下“政治正确”的尚方宝剑,从文学的角度新编国中国文教科书,以及编纂西方文化经典和“现代化丛书”。

很多人以为我会继续这份工作,但我内心真正喜欢的是回校园教书,因此当我离开时,也就无所眷恋了。

离开国立编译馆那早上,我独自一个人站在曾度过五个夏天的办公桌前,望着窗外那棵美丽的变树。在一切俗务烦恼之外,我曾多少次从那台新的电动打字机上抬头,看到日影移动的神奇,多少次不由自主地在心中升起《树》歌(JOyceKilmer"Trees”)之中的赞叹:

AtreethatlooksatGOdallday.

Andliftsherleafyarmstopray.

这树整日仰望上帝。

高举枝叶茂密的手臂祷告。

啊!它使我想起,这些年中我曾度过多少“难过苦关头”,寻找了多少解决难题的方法,请教了多少学者专家,折冲、讨论。达到一个“国家出版人”的稳妥结论。

他们的审查意见,在那个没有复印机,没有计算机的时代,都是一页一页的墨宝……这些学者的大名可以说涵盖了一九六0到八0年代的台湾文化史,他们的声音笑貌,这棵变树隔着窗子,看得真切。

一九七七年暑假,王馆长已退休,我从编译馆全身而退,他全心而退,回到台大那宁静的文学院老楼,斑驳而明亮的回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