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章 心灵的后裔 第5节 教学领域的拓展

一九六一年有一天下午,下着大雨,突然有人按门铃。我开门一看,是一位穿着密不透风的修服。五十多岁的老修女。她手里拿一把很大的雨伞,一进门就大声地问:“你是不是齐邦媛?”我说:“是。”她说:“我们现在需要一位教美国文学的人,请你来教。”我吓了一跳,说:“我没有资格教,美国文学也没有准备。”她不听我解释,说:“你会教,你也可以教,我知道,因为我已经查过你的资料。”

原来她是当时静宜女子文理学院(现为静宜大学)的负责人sisterFrances,静宜是修会办的学校,修会的负责人就是学校负责人。她来找我的时候,态度非常强硬,气势俨然。

我一再推辞,她似乎要发脾气了,说:“你们中国人就是太客气了,我告诉你,我是经过考虑才来的,我派了学生到中兴听过你的英文选课。”

我太惊讶,他太意外,不敢跟她辩论,连说:I`lltry"的能力也没有。她立刻交代哪一天开始上课,说完,留下一份课表,撑起那把大伞,从玄关处消失。就这样,在一九六一年的台中,,我真正开始教文学课。

静宜在当时是很受重视的,因为她是一所以英语为主的学院,学生一毕业都是供不应求地被抢走。

“美国文学”是大三的课,教科书由学校指定,厚厚的上下两册,三外之二是作品,三分之一是背景叙述,这稍微减轻我的压力。

但不管怎么说,“美国文学”是外文系的重课,我生性胆小,又很紧张,自觉没有经验,只有拼命下苦功读书。当时静宜图书馆相关的藏书颇丰,都是从美国直接送过来的,除了美新处,这里也成为我寻宝的地方。我教这门课真是教学相长,把静宜图书馆里所有关于美国文学的书都读遍了,笔记本、教科书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小字。我虽然知道自己没有像胡适先生说的要有八年、十年以上的研究才敢教一门课,但我那时总超前一、两年。

静宜的英文老师大都是洋人相修女,为了培养学生的英文程度,不用中文讲课。教了第一年,学生反应很好,我猜想吸引他们的是我对文学的态度。

SisterFrances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,拿着一把大伞,到处巡视,对老师的教学质量盯得很紧,经常去听老师上课。她全心全意奉献给学校,以校为家。她对学生也很严格,举凡仪容、用餐礼仪、生活常规都要管,她曾说:“女孩子打扮得干净、漂亮不是为了好看而已,而是为了礼貌。”一九六0年代从静宜毕业的女孩子,一听到SiSterFranCeS都会发抖。但是她也制定了相当高的水平。

我到东海大学外文系任教,完全是个意外。就像SisterFranCeS拿把大雨伞敲到我的头,我就去教一样:不过,这次敲我的不是伞,是一封信。

有一天,我收到素不精识的杜衡之教授的信。

他说他在东海外文系教翻译,因为太忙了,问我可不可以接这门课?我不知道他怎么认识我的,我也不认识他。但是,我就又接受一个挑战去了。

东海大学外文系在当年是比今天风光、受重视多了,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开风气之先的事情,加上学校的建筑、规画具有前瞻性,校长也是当时具有社会地位的人士,所以颇受瞩目。

外文系最早的系主任是MissCockran,接着是MissCraWford,她以前是图书馆馆长,之后就是谢颇得教授(prof.IanShepard)接任。系里老师几乎都是外国人,我是唯一的中国老师。为了教翻译,我用我的老牛劲自己编教材。每个礼拜给学生做一次中翻英、英翻中作业。那是非常辛苦的,我拿回来批改,改完后下次上课时第一个钟头发还作业并且讨论。每个段落,我都摘出重点。和学生谈翻译的各种可能性。

我不太赞成翻译讲理论,直到今天也不认为理论可以帮助人。我的翻译课完全要动手去做的,有累积的英文能力不是平白就能得来,也要有很好的范例,我必须眼观四面、耳听八方似地找很多资料,才能教得充实。

有一次,我让学生做一篇沃尔特·佩特(WalterPater1839——1894)的《给蒙娜丽莎("ToMonaLisa")的翻译,大家坐在位子上做得“快死掉”了。那实在是很大的挑战,那短短一页,充满文艺知识,深刻的描写内在的奥秘。每个人都纠着眉头,一副快要阵亡的样子,真是精采。翻译课这班是大三,每年有二十多个人,最早的学生有钟玲、孙康宣、郭志超等。钟玲曾写了一首诗《听雨》送我。

我一九六七年赴美国进修,在印第安纳大学的郭志超处处照顾我,常请我去听印大著名的音乐会和歌剧,由他认识了许多终身的朋友。

一九六七年,裕昌突然接到调差令,调往总局,负责铁路电气化的研究及准备工作,因此家必须搬去台北了。

这年初有一个美国很有份量的“美国学人基金会”(AmercanLearnedsociCty)经美国新闻处寄来一函,说他们开始给台湾人文科进修奖助二名(奖学金很高),在一切考虑之中,有一项是“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”。这一年,我已经四十四岁了,自己由青年已进入中年,在进修这方面,竟十年搓蛇,浑然不觉……许多年来,父亲不只一次说,你一生作个教书匠,很可惜啊。他似乎忘了我大学毕业时,兵荒马乱之际,他反对我出国念书,虽然当时已得到霍利约克学院的入学准许,怕家人失去联系,更怕我成为孤僻的书呆子,耽误婚姻。这十年来,学校每年都有一些国际交流的通知,但是丈夫工作极忙碌劳累,三个孩子尚小,我收到那些通知连看都不敢看,更不敢想。而今发觉所有的公费资格都限在四十五岁。既然家必须搬往台北,可以搬在父母家附近,妈妈易于伸出援手。如果想留在大学教书将来不被淘汰,今年是最后的机会。

这个基金会初审通过了我的申请,但是必须在八月三十日之前到纽约面谈再待决审。我同时也再申请傅尔布莱特交换计划的旅费与书籍补助,那又是一场“三堂会审”式的考试……他们之中有一位是刚由哥伦比亚大学来台访问的夏志清先生。他问我对于艾略特(T.S.Eliot)的戏剧有什么看法?恰好在前一年暑假我读了他的三个剧本,《大教堂中的谋杀》、《家庭聚会》和《鸡尾酒会》,所以颇有可谈。

这一年暑假,两个大孩子办了转学高中一、二年级,小儿子考上了第一志愿大安中学初一(当时自以为已经安顿,今日回想。何等无知),中兴大学为我办了留职留薪进修一年(当年薪俸以台币换算,不足一百美金),我才有身分得交换计划奖助。但期满必须回原校任教三年。这年暑假我由教育部审定,升等为正教授,距我来台整整二十年,我仍在奋斗,求得一个立业于学术界的学位!

那个七月是难忘的炎热,我们一家五口,放弃所有的猫,只带了一只小狗,由台中的大院子,高架的日式房子,搬到铁路局代祖位在金华街的三十多坪公寓,好似塞进一个蒸笼(那时还不普遍装冷气),三个青少年失去了伸展的空间,烦躁不宁。而我却在“安顿”之后,立刻要渡重洋漂大海追求一个他们听不懂,也许至今他仍不谅解的“学术理想”!许多年后,我只记得那不安的熬煎,焦头烂额的夏天夜晚,已全然看不见天上的星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