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 第3节

我决定立即走。

很奇怪,起身时我脑海里突然冒出局长的声音:“不瞒你说,有了他,我们现在在广西、鄂西的仗就不会这么难打了……”于是我又想起远山静子的电话,我想知道她打电话找我是什么事。电话打过去,不是远山静子接的,接电话的女人说:“对不起,静子院长不在,请问你是哪里?”我听出是静子的同事小美的声音。我迟疑着,对方问我:“你是金处长吧?”我只好说是,敷衍两句,挂掉电话,立即起身走。走了几步,又回来从抽屉里拿了把手枪带在身上。

我有种不祥的感觉。

刚出门,看见头发油亮的秦时光从楼上下来,他问我:“怎么,要出去?还没有搞定啊,那泼妇。”我淡淡地说:“她是搞定了,可她男的寻死不成,还有后事呢。”他有些好奇,问:“他是怎么寻的死啊?”我说:“吃安眠药,但量又不够,现在还昏睡不醒,所以我要去医院给他弄点药,可能一时回不来,你就别走了,守着点。”秦时光满口答应——一个油嘴滑舌的人,就像他的头发,我心里嘀咕。

我哪是去医院。我要去外公家,见鸡鸣寺。天已接近中午,热气扑面而来,汗水很快就让我的皮肤和衣服粘在一起,而我脚下生风,根本顾不上擦一把汗。一路上,我心里不停地念叨着局长的那句话:“不瞒你说,有了他,我们现在在广西、鄂西的仗就不会这么难打了……”会不会是出叛徒了?我问自己。我的不祥之感越来越强烈,并且预感到,鸡鸣寺紧急见我就是要告诉我这件事。

四十年代的南京街上的公共汽车都是日本产的,大方头,单开门,颜色以沙滩色居多。为了尽快见到鸡鸣寺,我拦了一辆公共汽车。车子经过马标,拐上小营路时,我从车窗里看见一队摩托车浩浩荡荡地从前方的熹园开出来,朝我迎面驶来。驶近了,发现正是李士武的车队,我迅速扭过头去,免得让他们看见。

熹园,据说最早是明朝的太医们为帝王们炼制仙药的地方,后来李鸿章曾在此办过水师学堂。可现在这儿成了日、伪军高层吃喝玩乐的地方,经常是歌女如云,笙箫穿云。熹园门前有车站。停站时,我往园内看去,院子高墙深筑,占地不小,树木参天,但人影稀落,煞是幽静。隐隐约约中,可以看到几幢别墅似的欧式小楼和一栋四层主楼,以及少数鬼子。

显然,李士武接的“要人”就住在这里面。

所谓的外公家,其实是一所面目普通的中医针灸诊所,家带店,三五间平房,带一个小院,医生和家眷加起来也就是五六个人。一个瘦弱的老人正弯着腰给唯一的病人扎针,我一进门,他稍稍抬头,一看是我,头轻轻一动,眼睛朝隔壁屋瞥了一眼。我明白,他是让我到隔壁屋去。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中医,就是鸡鸣寺,平常我们都称他为革老:他姓革。革老是我们组织的一把手,也是南京城里出名的第一支针。他的一针下去,既可以救人命,也可以断人命。刚才,尽管我看他表面平静,但从他的眼神中,我感觉到他内心的焦虑。

他的女儿也是地下军统,名叫革灵,代号夫子庙。此时她正在屋内给一堆银针消毒,室内弥漫着一股酒精味。我有意朝她大声说:“我是来拿药的。”革灵上来应付我,说的都是医生对病人的话,因为咫尺之外有病人。我进屋一会,刚坐定,中华门和中山门接踵而至。看到他俩都来了,而且是这个样子,风尘仆仆,面露悬疑之色,令我立刻感到一股杀气。他俩是我们组织内负责搞暗杀的同志,中华门擅长枪法,行动能力强,中山门有武功,会飞镖,能飞檐走壁,他曾经像天津城里的燕子李三一样,靠一把飞镖,杀出几十人的重同,毫发不损。他们约见我,我想一定是又要锄奸杀鬼子了。

中华门和革灵是夫妻,因而,革灵亲昵地迎上去,问中华门:“怎么样?”中华门推开她,坐倒在病床上,骂骂咧咧地说:“操,他们来了十几个人,根本无法下手。”中山门补充说:“都是全副武装的,车上还架着两挺机关枪。”中华门说:“去二十个人都不行,别说就我们两个人。”革灵安慰他们说:“我知道他们走狗很多的,让你们去也不是要行动,上海四个人都失手了,更不要说你们两个人。先只要搞清楚他住哪里就行了,行动是晚上的事。”中华门气恼地说:“就是不知道他住在哪里。”这时革老走进屋来,掷地有声地说:“那你们是怎么跟踪的?”中华门立即坐起身,恭敬地说:“警察把儿条路的交通都管制了,只准他们的车队过,其他车都卡了。等放行了,前面的车队影子都不见了,我们根本没法跟。”革老说:“哼,那麻烦了,人失踪了,行什么动,等我们找到他时可能什么都完了。”

革老一屁股坐在病床上,很生气。

这之前我什么都不知道,但听他们这么一说,我基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,李士武的车队、高墙深筑的熹园、卢局长的话,在我的大脑里左冲右突,闪来闪去。我已经意识到他们要找的那个人是谁了。我对革老说:“别急,我知道他住在哪儿。”革老,他们,所有的人顿时都睁大眼睛等我说。我问:“是不是李士武用车队去接的那个人?”中华门说:“没错,就是他。”我更加肯定地说:“一定错不了,他住在熹园。”他们免不了问我怎么会知道,我把经过说一遍,革老听了也支持我的说法,“应该是这样的。”我说:“肯定是这样,那里面本来就有招待所,是专门接待贵宾用的。”革老问我:“你能进那些楼吗?”我说没问题。中华门问我:“那么像我们呢,能进吗?”我说:“应该也没问题。”革老说:“不要说应该,能不能?进去有没有风险?”我问去干什么,革老说要把他锄了。我以为他是鬼子,革老说:“不是。严格地说,也不是汉奸,起码到现在还不是。”

“那干吗要锄他?”我问。

“说来话长。”革老说着走出屋去,过了片刻,拿来一张照片,递给我。照片上一男一女,女的一张娃娃脸,很可爱的样子;男的长相儒雅干净,从穿着打扮到表情神态,像是一个墨水喝多了的人。在大家传阅照片时,革老讲了起来:

“这个人其实早年间我见过,十几年前了,那时他是中央大学的数学系教授,姓白,叫自大恰,早年曾在牛津大学留过学。据说他的曾祖父跟白崇禧的曾祖父是堂兄弟,血脉还没出五代。后来白崇禧在桂系掌权后,把他请去做了幕僚。做什么?设计密码。桂系部队至今使用的密码都是他设计的,采用的是英国的技术,很先进,十年前的密码现在还在用。鬼子所以四处找他,就是想劝降他,让他说出密码。”

革老的话令我一惊,事情到这里,来龙去脉基本上被我理清楚了,问题是他说了没有?这是我此刻最为关心的。

“现在还没说。”革老说,“但估计他肯定会说。”

“为什么?”我问。

“因为他娶了一个日本老婆,就是她。”革老指着照片上的女人说,“而且极可能是个女间谍。”接着又说,“这是在香港。这几年这姓白的其实一直在香港,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,去年跟这个女人认识并且很快结了婚,我们怀疑她是间谍,因为他早不回来迟不回来,恰好是鬼子在找他时回来了。我们猜测她已经知道他的真实身份,是她把他骗回来的。”

我想,他毕竟是一个中国人,不能因为他娶了个日本老婆,想当然地推断他肯定会变节,万一他是那种矢志不渝的人呢?我对行动提出了异议。革老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,“重庆和我们分析都觉得,他十有八九要变节。”他对着我数起了指头,“第一,他现在的身份,女人是日本人,而且极可能是个间谍,谁知道她给他灌输了什么鬼东西;第二,他跟白崇禧有矛盾,他去香港就是因为两人反了目,是出去躲事的,这种情况下你很难指望他再忠于重庆;第三,他生性懦弱,贪生怕死,即使不主动说恐怕也经不起逼供。”

中华门在一旁冷冷地说:“这种货色,可能给他放一点血就什么都吐了。”

革老看着我,带点儿动员我的意思说:“所以谨慎起见,决定把他做了,一了百了。”

我看看革老,又看看中华门,欲言又止。照片上的人,他是如此儒雅,如此精神,如此坦然……革老看我似有疑虑,强调说:“这是重庆下的命令,不是我。”

中华门说:“是一号亲自下的,我们必须执行。”一号就是我们局长,戴笠先生。这么说,没有人敢违抗这命令,他已经死定了。中华门接着说:“其实上午已经行动过一次了,在上海火车站,但失败了,我们四个兄弟都牺牲了。”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,“这么说来,他已是只惊弓之鸟,不好下手了。”

革老说:“是啊,所以把你叫来了。”

我问:“要我做什么?”

革老说:“你已经在无意中帮了我们大忙,失踪的鸟又飞回巢了。不过那地方他们都不熟悉,又是鬼子的驻地,看来还得要你先去探个路,摸清楚他住在哪栋楼,几号房间,有多少警卫。我们要行动,必须要掌握这些情况。”

中华门迫切地要我给他介绍一下熹园的情况,我让革灵找来纸和笔,画了一张草图。熹园坐落在紫金山下东面,斜对门是鬼子的三军总医院,熹园大门口设有岗哨,是伪军,进出检查却并不严格,只要你穿着讲究一点,说是进去吃饭或者住店,一般不会阻拦。整个园子占地一百多亩,进门有条主道,把院子一分为二,右边是鬼子的高档住处,另设门岗,内有七八栋独立小楼。左边是开放式的,无门无岗,主要建筑是一栋四层主楼和一个中式四合院。四层主楼是餐饮和娱乐用的,四合院是招待住宿用的。我说:“如果安排他住在四合院里就好了,这里平时没什么卫兵,只有几个酒店保安,进出是很容易的。”当然,如果住在右边,鬼子那边的院落,就比较麻烦,那里住的都是鬼子高级将领,有重兵把守,别说他们,连我也进不去。进去必须要有特别通行证。

革老指着右院说:“既然这儿是住宅处,怎么会安排他去住?”

我说:“这里面也有一栋招待楼,是专门用来接待要人的。”

革老问:“你估计他会住在哪边?”

按说,一般我们的客人是住不到那边去的,那边主要是接待鬼子的。可我出门前听我们局长说,晚上鬼子特高课的野夫机关长要请他吃饭,会不会……很难说。从李士武用车队去接他的情况看,这次他享受的规格是够高的,我真的很难说他一定不会住在右院。

我再次强调说:“如果他要住在右院,要杀他难度很高。”可革老说:“不管怎么样,都要干掉他。”他接到了死命令,没有退路,再难也要迎难而上。“事不宜迟,”革老说,“我估计明天敌人就会跟他摊牌说事,等他说了密码我们再行动就没意义了。”中华门说:“是,我们必须晚上就行动。”革老看着我,郑重地说:“你得赶紧走,尽快去摸清情况,晚上我们再见一面,把你了解到的情况告诉我们。”

外面又有人来看病,我只好佯装刚扎过针灸,一跛一跛地离开。时间已过十二点,我还没吃午饭,但肚子里一点儿饥饿的感觉都没有。午后的南京城更像是一座蒸笼,马路上稀稀拉拉地走着几个人,拉黄包车的车夫也变得懒洋洋的,有的直接躺在马路边的树荫下睡大觉。我沿着马路走,走得很慢,心里却一步步地搬动着棋子。从高大的梧桐的树叶间洒下的光斑,不时地刺一下我的眼睛,让我恍惚间感受到一丝岁月的庸常。不过,我会很快调整过来,因为我是金深水,不是平常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