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篇 是耶非耶 后记

从1981年到2002年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“中国现代作家丛书”已出了二十二种,素有口碑。如果不是因编辑之约,我不可能去写《金庸传》,虽然从小熟读金庸的武侠小说,但只是当作一种休闲娱乐,放松身心而已。《明报》因为隔得太远,我那时并不了解。对于武侠小说家的金庸,老实说,我的兴趣并不大。

十年前的盛夏,此书初版,金庸在杭州接受央视《新闻夜话》的专访,主持人将《北京日报》的一篇书评念给他听,称新版的《金庸传》说他“口才迟钝,作为老板他抠门,然后为人吝啬,狡诈、多计谋,商人似的斤斤计较,他身上有浓厚的大中国主义的情结,还有他对有权势的人是依附的”(其实这是书评的概括,书中没有这样简单地下结论,而是用材料说话)。他当场就不高兴地说:“我不推荐读,我不认识这个人,他也不认识我。”“不论什么,连篇谎话,我何必去看它?”

因为传主的不高兴,此书一问世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一些争议,最大的争议是传主还活着,作者没有采访过传主。我的看法是,我写的是传记,不是报道,不一定要采访传主。传主是个公众人物,有大量的作品公开行世,有关他的记录、回忆、报道也不难搜集,只要我采用的材料是可信的,我下笔是客观、持平的,就无须理会传主的感受。我是以平视的眼光看待他,将他看作一个真实的人,是者是之,非者非之。由于掌握材料的有限,我对他生平的把握会有一些空白点,但传记本身就是可以剪裁、有所取舍的。我不曾与传主有过亲身接触,写作没有经过传主的同意,成稿后也没有给他看过,自始至终不受传主态度的任何影响。这是失,也是得,得至少多于失。

我没有采取仰视的视角(在我之前,几乎所有的相关传记都仰视传主),更不想讨传主的欢心,传主是否认可,是否喜欢,跟我无关。我只想抱持严谨的态度,最大限度地恪守客观、中立,以平实的语言,将传主真实的人生、心路历程和毕生的事业写出来,并在他的命运遭遇中,写出一个时代的起起落落、波诡云谲。

我之所以愿意写这本传记,最大的用意不是要为传主树碑立传,而是想通过一个人的命运,呈现他所栖身的时代,以一个具体个案窥见20世纪中国曲曲弯弯的历史脉络。金庸生于1923年,经历“五四”以后中国社会的大动荡、大变局,却在民国教育环境中得到成长,小学、中学教育奠定了他的知识根底和精神气质。他也有幸进入“文人论政”典范的《大公报》,受到前辈报人的熏陶。1948年以后定居香港,处北京、香港、台湾之间,一面守护着他喜爱的故国文化,一面热切地关注着时局动态。他自创《明报》,在数十年间指点国是,激扬文字,并以充满想象的武侠作品赢得广泛的读者群。他的命运遭遇,在每一重要历史关头的选择,都值得细细斟酌。作为一个读书人,他对大时代的回应,和大时代带给他的独特机遇,都是可以长久探讨的命题。

金庸自谦只是个小人物,“不值得写传记,没什么大价值”。又说,“我虽然是小人物,但是我的生活非常复杂”,“我这一生经历极复杂,做过的活动很多,兴趣非常广泛,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”。他一生的经历确实“极复杂”,在他的个人隐私中,无论涉及情感,还是涉及政治,往往都是外人很难知道的。他说,不愿意与大众分享自己内心的秘密,他认识的人很多,也不方便公开谈论。他在香港办报三十多年,他的政治态度,他在京、港、台之间的立场选择,他内心的复杂,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。他受到两岸政要的青睐也不是偶然的(比如,与他熟悉的郝明先生就清楚他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,郝明原是中国社科院《新建设》杂志编辑,70年代赴港,后移居纽约,曾将他们之间的渊源、纠葛亲口告诉范岱年先生)。

好在我更关心作为公众人物的他,每个阶段他的表现都是世人能看到的。虽然他晚年的表现引来了许多非议,但我依然认定他在大是大非面前,至少就我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,还是无亏的。钱穆先生曾对弟子辛意云教授说:“看历史要有能力从历史大事去把握,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在历史大事中的作为,以及对大事的影响,不能只看小事。”我想这就是“同情之理解”,对金庸同样要这样看。因为某种原因,我无法将他在一些历史大事中的表现如实写出来,这可能会影响读者对他的公允评价。

此书初版十年来,我继续搜集有关的材料,其间有两次到香港中文大学、香港大学访学,浏览了《明报月刊》、《明报》(缩微胶卷)、《明报周刊》等金庸手创的报刊,他的下属石贝女士等人的回忆也提供了许多新材料,他们对他的生活习惯、个性、口才等都有第一手的具体回忆。此次修订,我增添了大量新材料,极大地丰富了他一生的黄金时代(1959年—1989年)的内容,对于解读他生平的一些重大抉择能作出更具说服力的回答。对他早年在衢州中学,在《东南日报》、《时与潮》半月刊、《大公报》的学习、工作,也有许多新收获。另外,全书在篇幅上也有大增大删,删去的章节主要是他卖掉《明报》以后的晚年岁月,此时他享受盛名、鲜花和聚光灯,对时代已没有多少真正的影响,时代在他身上也少有印痕,虽然他始终是媒体关注的对象,对于传记来说却是无足轻重的。我不知道,十年后完成的修订本是否已真实地写出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命运,但我已尽力。错误和不足之处,我完全负责,请方家和读者朋友随时指正(我的电子信箱[email protected])。

感谢丁东老师和丁宁大姐,感谢金钟兄、董炯明兄、钱钢兄、蔡咏梅大姐及樊百华兄、陈远焕兄、余国明兄、应辉兄、巫少飞兄等师友为我提供的珍贵帮助,感谢老大公报人的后人王芝琛先生、许乃玲女土帮我复印内刊《大公园地》,如今王芝琛先生去世已有六年半。感谢百岁老人章克标先生为我答疑解难,他是传主初一时的数学老师,如今他去世已有五年半了。我还要感谢董晋之在港大给我的帮助,感谢浙江省档案馆、杭州市档案馆、衢州市档案馆、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、香港大学图书馆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。感谢我的妻子曹丽蓉和儿子傅阳一直以来给我的爱与理解,这本书的初版和修订版之完成,离不开你们,我对此充满感恩,愿耶和华祝福你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