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hapter-1 出走3

遇到人生的沟时,把自己丢到沟里面,宁可在沟里面痛苦,也不要一生都不面对那份迷惑。

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?每次去参加同学会,看到那些多年不见的同学,首先你会发现谁变漂亮了,而谁又变沧桑了。坐下来以后,如果发现自己过得比大多数的同学好,你就会觉得轻飘飘,可是如果大家都比你如意,你就会突然觉得自己很可悲。

就和所有家境还可以、英文还不错的小孩一样,大四毕业前,我已经准备好要出国念硕士。可是眼看入学期限就要截止,我却迟迟无法决定到底要去念哪间学校。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很微小的声音,不停地在质问我:

"现在的你,真的很想念研究所吗?现在的你,真的已经准备好要作研究了吗?现在的你,是真的想念书,还是只是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?"

"可是那些成绩比我差,申请到学校比我烂的同学都要去念了,我不去念,很没面子耶!"我说。

"这不是你自己的人生吗?跟别人又有什么关系呢?"那个声音问。

"可是,这个时代不念研究所,等于没有学历。"我说。

"报纸上都已经说了,研究生的能力受到质疑,更何况,你对自己,还有那么多怀疑,这样硬着头皮走下去,真的好吗?"那个声音问。

"我不能停下来,我只要一停下来,就会输给别人。"我说。

"那我呢?你怕输给别人,却不怕到最后把我输掉吗?"

第一次听到gapyear,是2005年,我20岁,在曼谷。

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自助旅行,拉着行李箱,跟在哥哥屁股后面。在前往曼谷市中心的巴士上,挤满了人,我旁边坐着一个娇小的金发女孩,她背着一个快要和她一般高的背包,独自一人。

她告诉我,她18岁,德国人,今年刚高中毕业。她说她们那里的人会先参加大学联考,可是不填志愿,大家会先出来经历一个gapyear,等gapyear过完以后,再回去决定大学要念什么。

"gapyear是多久?"我问。

"一年。"她笑着说。

"一年!"我受到很大的惊吓。

我跟哥哥这趟来泰国,不过3个星期,已经被所有亲朋好友直喊夸张,台湾人习惯旅游5?7天,3个星期已经是奢侈,是创举,这个外国女生居然要旅行一年,而且还是独自一人!

我简直不敢相信。

她打开地图,告诉我她是怎么来到亚洲的,她说她一路从欧洲到土耳其,再从土耳其飞北京,穿越整个中国后,她经西藏到尼泊尔和印度,泰国之后,她还要去越南,柬埔寨,老挝。

我讶异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这么瘦小的一个女孩,却有这么大的勇气,她的年纪比我小,我却觉得我不如她了。

在泰国的那3个礼拜,我遇见更多像这个德国女孩一样的年轻外国旅人,他们大多20岁左右,游历的时间都以一年为主,短的话也有6个月,到后来我已经很不愿意把我们的21天拿出来讲,怎么听都像个笑话。

看着这些背大背包、穿登山鞋、单独行动却总是一脸无所畏惧的年轻人,我开始打从心底感到羡慕,我羡慕他们的传统,教导他们在年轻的时候缓一缓,放下手边的一切,花一年时间大胆地去探索这个世界,反观我们国内的年轻人,从小到大不停地赶,就怕比别人慢一步,人生最有活力的十七八岁每天关在冷气房里准备考大学,很多人好不容易考上以后,念了一两年,发现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,却又已经没有勇气重来,只好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研究所上。念研究所逐渐变成一种流行之后,不念研究所就好像不如别人,于是大家又一窝蜂地去念,念完以后,差不多25岁了,马上就面临必须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压力,否则,就快要赶不上人家28岁嫁人,30岁生小孩的标准人生计划了。

人生好像从来就没有停下来喘口气的时间。

因为看到了另一个世界,另一种可能性,所以从泰国回来的那天开始,我努力学着变勇敢。我开始打工赚钱,用赚来的钱帮自己安排寒暑假。大学四年里,我把自己送去美国最荒凉的蒙大拿州度假打工,去尼泊尔的小学教书,去西班牙学西班牙文,去印度挤平民火车,去北京和当地大学生一起上课;我买了德国女孩那种大大的后背包,变得风尘仆仆,我的眼神变了,也开始无所畏惧,我不怕独自一人,也不怕陌生的环境,语言不通。图说:当时为了申请摄影研究所,特别设计了一套名为ChineseManiac(中国热)的作品,主要灵感来自于21世纪中国的崛起和黑人欧巴马当选美国总统。作品中的女孩生活在2050年,那时世界对于美的追求早已因中国国力强盛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,黄种人的长相变成新兴时尚指标,而欧美的年轻白人为了达到这种社会认同的美丽,纷纷把头发染黑,把双眼皮缝成单眼皮,甚至削骨让鼻子不再那么挺直。

我就比手画脚,累了只要一间破茅屋我就可以安身。

我一直以为我已经变得很勇敢,我一直以为我已经变得跟他们一样,可是到最后,我发现,其实我只是外表变了,真正的我并没有改变,和当年那个拉着行李箱的小女孩一样,依旧那么胆怯。

我就要毕业了,我面临着应该工作还是应该念研究所的问题,但问题是,我不知道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

高中的我喜欢历史,梦想当一个让学生上课上到忘记呼吸的历史老师,大学阴错阳差的考上广电系,从此认定自己以后要走编剧,大三下的时候发现自己对摄影好像还有点兴趣,靠着恶补出来的摄影作品很幸运地申请上几间还不错的摄影硕士,就这样仓促地决定出国念摄影。

摄影好像很有趣,但能带我走到哪里?

我想念研究所的心态其实很幼稚,我只是觉得申请上了不去念很可惜,我只是不想在其他也要出国念书的朋友面前鸟掉,我只是觉得家里有这个钱可以出国念书不念很浪费,我只是崇洋媚外,羡慕学长学姐在国外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,我只是觉得我现在世新大学这个私立大学的学历不够好看,我只是想帮自己的鸟学历加点分。

好多个夜里,我睡不着,看着那些研究所的入学通知,我知道我的心在迟疑什么,花爸妈一两百万去念摄影研究所,我就可以变成一个专业的摄影师吗?出国念书当然多多少少会有收获,但这真的是最适合我的选择吗?

这一辈子,我一直活在一个规则清楚的世界里,小学念完念中学,中学念完念大学,60分及格59分当掉,我是一个习惯参考书背面有标准答案的台湾学生,可是我走到了我的23岁,我就要大学毕业了,我突然发现没有任何一本书的背面,可以给我一个人生的标准答案。

我就像一个在山路里开车的人,我孤单地坐在车上,好多辆车从我的身边呼啸而过,又在转角处消失。我好紧张,我不知道那些车已经离我多远了,我只知道我好害怕一个人被留在后头,我把油门踩到底,拼了命地赶,我心跳加速,满脸是汗,那些汗遮住了我的眼睛,我就快要看不到前面,总觉得有些不对劲,总觉得再这样加速下去,很快就会撞上山崖。我知道其实我很想停下来,哪怕只是一下下也好,我应该停下来,走出我的车厢,好好地喘口气,把脸上的汗抹一抹,哪怕只是一分钟也好。

8个月后,我拒绝了所有的研究所,背着七公斤的行李,离开家门。

那时候的我,还不知道,在接下来的一年里,我将走上世界的山坡,写下属于我自己的答案。

一直到出国前一天,我都还在上班。

我记得那天中午,我跟老板在台北的琉璃工坊拍摄一个洋酒的广告,午饭过后,老板大发慈悲让我趁空当溜出去看牙医,不然我这趟为期一年的旅程,恐怕就要因为牙痛喊卡了。

早早就决定了出国的日期,却什么都没准备好,健保卡还没停办,牙医也没去看,欧元没换,信用卡也忘了申请。甚至连行李,也是最后一天晚上才打包的。

我对待这趟旅程的态度,仿佛宜兰三天两夜泡汤之旅,而不是时间长达一年,幅员横跨欧洲和美洲,近乎环游世界的壮举。连我自己都偷偷怀疑,我是不是打从心底希望这趟旅程快点失败,这样我就有借口可以提早回来。

毕了业的我同时做两份工作,一个是平面摄影助理,一个是电视台翻译人员,我每天都活得很忙碌,日子充实得分秒必争。可是我自己知道,我只是走在一个大家看起来都觉得很安全的框框里,作一个看似幸福的表演,骨子里的我,因为看不到一个清楚的目标,惶惶不安。

要上飞机的前三天,我甚至有一种厌恶的感觉,我跟自己说干脆不要去了吧,两万多块的飞机票就算了吧,省得我这样赶鸭子上架。

我知道其实我很害怕。

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幸福吗?为什么要改变呢?

这趟旅程,和以往大学时代的那些都不一样,以前的旅行,大多有个名堂,例如去美国打工,或者去尼泊尔教书,或者去西班牙学西班牙文。

时间都很短,几个月,然后就赶着回来上学。这些旅程就像调剂品一样,点缀着我枯燥的大学生活,虽然我很重视,却从来不是主菜。

临上飞机的那一刻我才明白,以前的我出国,都叫旅游,有时间限制,开学就得回来。这一次,我一个人,放掉所有的一切,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回来,没有人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回来,然后我才明白,这叫自我放逐。

我的行李很少很少,少到接下来旅程里不论男女都对我的行李刮目相看,我知道我会去很多地方,走很多路,见很多人,我会不停地移动,不停地漂流,我不能带太多东西,太多的行李会限制我。

我只带了三套换洗衣物,一双雪靴,一双拖鞋,一件厚外套。简单的盥洗用具、化妆品、相机、电脑和一台小小的吹风机。所有的东西都被放在一个黑色的后背包里,七公斤的重量,却足以容纳我四百多天的旅程。

离开了以后我才明白,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其实可以很少,如果那包行李可以让你撑上一星期,就可以撑上一年。

飞机起飞那天,12月的台北冷飕飕,香港却艳阳高照。我站在油塘地铁站出口等朋友来接我,天气太热了,我忍不住,就在路边把我脚上穿的雪靴脱掉,换上拖鞋。从地铁站走出来的香港人一个个诧异地斜眼看我,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。

白花花的树荫下,我忍不住笑了。

明明只是在香港,明明离开台北还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,我却觉得,我已经离我原本的生活很远很远了。远离忙碌的工作,远离家人,远离游泳池,远离所有的朋友,远离我熟悉的街道和交通工具,远到我突然发现,我好像渐渐开始忘记自己是个怎样的人。

那一刻,我不再是谁的助理,谁的小孩,谁的好朋友,或哪间游泳池的忠实会员。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,你知道站在原地的那个人是你,但因为一切构成你这个人的外在因素都消失了,于是你好像突然间变成一个半透明的人,若隐若现,那么轻盈。

会在香港停留,只是为了转机和探望以前大学时代的好友,所以两天密集的美食之旅后,我又背着行李回到机场,搭乘前往伦敦的班机。我没去过伦敦,不过在候机室里等待的时候,周围开始慢慢出现许多苍白且漠然的脸孔。他们操着含糊又高分贝的英国腔,听起来让人莫名心慌。

前往伦敦的班机上,座位很小,英航空姐看起来都很老了,松垮垮的皮肤下凸着结实的肌肉,我打心底觉得英国真是个尊重人权的地方,不过一直以来都很习惯年轻貌美的亚洲航线空姐的我,望着已经呈现大婶风格的英国空姐,总觉得有些空虚。

我看着从香港机场买来的张小娴新书,不知不觉睡着了,我睡得很沉很沉,睡梦中好几次闻到食物的香气,却没有力气睁开眼睛,一直到身后小男孩发出了尖叫声,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。我揉揉眼睛,拉开窗户上的隔板,一片漆黑的云海当中,伦敦在我脚底下闪闪发光。

出关的时候,天还没亮,我不想在黑暗中进入伦敦市区,所以我决定先在机场里面探险。经过机场书店,我第一眼就被一本放在架上的成人杂志吸引,那本杂志的封面是一个近乎全裸的女人穿着圣诞节装饰,笑容性感迷人。我翻开杂志一看,里面的图片果然比封面更让人脸红心跳,我狐疑地看了看整架的成人杂志,赫然发现居然只有一两本是像台湾那样用塑胶套包起来的。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台湾,只怕那间书店已经被婆婆妈妈告到趴在地上了,不过有时我怀疑,台湾把成人杂志包起来到底是为了怕被小孩子拿去看,还是只是怕大人看完了不买?

天微微亮了,我坐上前往伦敦的地铁,地铁穿过乡间,窗外的伦敦蓝天白云,阳光刺眼。传闻伦敦多雨多雾,我为自己的好运气感到兴奋不已。

不过除了第一天的好天气,接下来的一个星期,伦敦换了一张面孔对我,细雨开始下个不停,气温骤降,每天下午3点,天空已经黑成墨色,我的外套不够厚,冷到走在路上不停打哆嗦。

伦敦太冷了,基于某种动物求生的本能,我开始出现暴食的行为。只要一看到食物,我就会用飞快的速度塞进嘴巴里,总觉得,只要稍微吃得慢一点,下一秒我就会被冻死。狂吃的时候,因为太专心一意,我发现我竟然想不起那些我在台湾时永远做不完、一直觉得很遗憾的事情。我记得出国前我一直很烦恼,太多事情要做,太多事情还来不及做,我一直到上飞机前一刻还在痛苦,犹豫着要不要等事情全都做完再出国,可是这一刻,换了一个时间空间,那些我曾经怎么也放不下的事情,却一件都想不起来了。

我在伦敦住了一个星期,住在一个念LondonCollegeofFashion(简称LCF)时尚摄影系的女生家里,她叫Hedy,是我台湾摄影师老板的朋友。

当时我也有申请上LCF的时尚摄影系,几乎就要和Hedy做同学,手牵手来伦敦,但是最后一刻,我还是决定先不要念书,第一站会来伦敦,也是因为好奇LCF是否名不虚传。

LCF隶属伦敦艺术大学六大校区之一,分别是Camberwell(坎伯维尔)、CentralSaintMartins(中央圣马丁)、Chelsea(雀儿喜)、LondonCollegeofCommunication(伦敦传媒)、LondonCollegeofFashion(伦敦时尚)和Wimbledon(温布顿)六间学院。在台湾最为人所熟知的通常是中央圣马丁和LCF,一般人在讨论中央圣马丁和LCF的差别时,会很基本地把中央圣马丁归类为比较偏纯艺术,而把LCF归类为比较偏业界实作。

如果要以台湾的学校来作比喻,中央圣马丁比较像台北艺术大学,充满实验性,曲高和寡,怪人也多。LCF比较像台湾艺术大学,综艺感十足,主流性强。

我和Hedy在台湾当摄影助理时跟的都是时尚摄影师,未来想走的也偏时尚,希望学成之后可以很快跟业界接轨,理所当然地,我们都选择了LCF。

在伦敦的第二天下午,Hedy带我去逛了LCF和圣马丁的校园,说是校园,其实只是伦敦市中心里某栋不起眼的大楼。圣马丁和LCF的学生打扮果然不同,光看圣马丁的学生都绑着七彩的雷鬼头而LCF的学生一个个脚蹬Chanel高跟鞋,就知道伦艺大这两大龙头的差别有多么极端。

Hedy带着我在LCF学生餐厅里喝东西,我看着隔壁桌的金发美女,挺直的鼻梁精致的妆,小小的嘴说话时撅得老高,桌上的包包不是PRADA就是LV,活生生像在演美国影集《GossipGirl》,我有点担忧,总觉得自己无法跟这些人齐聚一堂。

Hedy说台湾人来英国念书会失望是很正常的。上课时间少到不行,老师来了也只是发题目要大家回去作research,如果真的想学到什么,必须很自动自发地泡书店或泡图书馆,学校的帮助反而不大。习惯填鸭式教育的台湾人一来到英国就慌了,老师不教也不会自学,到了期末,反正老师看在你是外国人的份上多少会放水,所以留英的研究生常常因为程度太差被冠上买学位的难听名称。

其实说穿了,不是英国的研究所教育不扎实,而是我们台湾人自己心态多少有些问题。整个英国,习惯把最扎实的教育训练放在大学时期,他们的目标是学生从大学毕业时就已经具备踏入职场的实力,所以三年的大学课程没有通识教育,完全专注在专业科目上。至于研究所,是给真的对研究学问有能力且有兴趣的人去念,而不是拿来作职业训练或转换人生跑道用的。

我看着LCF的大门,有些不知所措。要当一个时尚摄影师,与其去念LCF的摄影硕士,不如去念他们的摄影学士,或是找一个厉害的外国摄影师当助理学习。不过,再花三年去念一个大学学位家人肯定无法接受,而找一个厉害的外国摄影师学习,又岂是那么简单?

隔天早上,Hedy去学校上课,我独自出门闲逛。为了一探维多利亚时期的莎士比亚环形剧场,我搭乘地铁到LondonBridge站。

LondonBridge是一个很大的地铁站,同时也是伦敦十分重要的火车枢纽,囊括大部分伦敦以南的铁路。我才一出站就被拥挤的人潮和为数众多的出口搞得眼花缭乱,在问过路人之后,我沿着泰晤士河往西走,经过了小教堂和青石板路,我莫名其妙走进一间精致小巧的校园。

这间学校特别美,四面都是砖红色的古典建筑,中间一个小广场,铺满修剪整齐的青草,明明是寒冷的12月,树梢上却开满了粉红色的小花。

我在小广场中央随便找了个木椅坐下,自得其乐地享受起这不在计划中的美景。一些穿着黑大衣,捧着书本,看起来气质很好的学生三三两两从我面前走过,我的目光随着他们走进砖红色建筑里就中断了,我开始好奇,如果建筑物的外部都这么美、这么古典,那他们上课的教室到底长什么样子?会是像电影《哈利·波特》里那样的教室吗?

我于是大着胆子,随着一群学生,若无其事地通过警卫走进其中一栋教学大楼里。让我有些失望的是,教学大楼的内部反而没有外观美丽,只是很平常的现代化装潢。我沿着走廊缓缓地走,边走边看布告栏上的文章和教室外的课表,我又开始好奇,一所这么美丽的校园,里头的学生到底是学什么的?

布告栏上的文章充斥着艰涩的英文单词,看得让人有些糊涂,我停下脚步,很专心地又看了一遍,我赫然发现,这不是一间普通的大学,这是一间医学院。

一抹忧伤的感觉爬上我的胸口。

我的爸爸是个医生。

从我有意识起,他就告诉我,他希望我跟哥哥长大以后可以像他一样当医生。

我还记得,那年我5岁,还在念幼稚园,爸爸牵着我的小手,走在绿树林荫的台北街头。他一边走,一边动作夸张地比画着:"妹妹,如果有一天你跟哥哥都当医生,那我就会像山霸王一样仰着脖子、鼻孔朝天地走。

如果你跟哥哥只有一个人当医生,那我就像正常人那样走。可是,如果你跟哥哥都没有当医生,我以后只好低着头畏畏缩缩、像过街老鼠一样走了。"

"我要当医生!"我大声地说。

在我的成长过程里,爸爸一直是个很遥远的角色。他是忙碌的代名词,BBcall永远在响,虽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,我看到他的次数却少得可怜。

他疼我的方式,是一见面就塞给我1000块钱零用钱,寒暄两句以后,就消失不见。

念小学的时候,我写过一篇关于爸爸的作文,作文里,我说,我的爸爸,是一个会走路的提款机。

因为我的成长过程他没有参与,我对当年的诺言也看得很淡。在我眼里,当医生就是成天忙得不可开交,没有家庭生活,身体也搞坏一半,要我向往成为一位医生,真的很困难。

高一下学校要我们选组,我勾了文组,拿回家给爸妈签名,爸爸看到我勾的是文组,愣了一下以后,有些迟疑地问我会不会想念理组,我只是冷冷地说不要。

从那天起,我感觉到我被爸爸放弃了。

我一直过着很精彩的生活,小说登上校刊,台北市演讲比赛得名,当选学生会主席,代表学校出国参访,可是我很清楚,对我的爸爸来说,这些都只是雕虫小技,他看不上眼。

我一直以为我不在乎。

那是他没品位,竟以为全天下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当医生。我喜欢写作,我那么有领导能力,我的演讲和体育出类拔萃,他都看不见。

我跟自己说没关系,天底下这么多人,他只是一个糟老头子,只要他还愿意拿钱供我生活读书,我也愿意礼貌性地点头微笑,我不需要你的肯定,我可以自己肯定自己。

可是这一刻,独自一人在英国,我站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面,当这些穿着黑大衣、一脸聪明的医学院学生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,我突然觉得很自卑。我已经24岁了,却连自己以后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都觉得很模糊,我一直相信有一天我可以很成功,然后我会站在爸爸面前,一脸不屑地跟他说:"连医师,你知道吗?其实除了当医生,还是有很多行业可以很有出息的。"

我的眼前,突然出现那片绿树林荫的街道,我看到爸爸牵着小小的我,手舞足蹈,他说他多么希望我们当医生,说得那么兴高采烈,我看到小小的我望着爸爸,用力地点头,我突然很想哭。

好不容易找到莎士比亚环形剧场,才发现因为是露天剧场,所以冬天不开放。剧场旁有一座横跨泰晤士河的桥,造型利落简洁,颜色是充满科技感的银。桥身很窄,只供行人使用,旅游书上说这座桥是伦敦为了庆祝2000年建造的,取名"千禧桥"。

我爬上千禧桥的时候,第一次觉得伦敦美丽,我站在桥上,风呼呼地扑上我的两颊,整个人有一种快要飞起来的感觉。我的身后是伦敦有名的泰德现代美术馆,前端遥远的,因为桥身坡度的关系,古老的圣彼得大教堂像是浮在云端里,仿佛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境。

那天下午,我在千禧桥上徘徊了很久,风吹得我浑身发痛,我却不愿意离开。

离开台湾以后,心情一直很迷惘,好像渐渐把自己看清楚了,却又觉得很多东西也开始渐渐模糊。

我一直想着我在大前研一(日本著名管理学家、经济评论家)书上看到的那句话,他说:"遇到人生的沟时,把自己丢到沟里面,宁可在沟里面痛苦,也不要一生都不面对那份迷惑。"

我很想回家,却有一种不知道家在哪里的感觉。

我跟自己说,我不是出来寻找一个答案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