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辑 夜路冥想(3)

蕾哪,那个人

鲁迅生平展在鲁迅博物馆开幕了,这次展出了许多珍贵的照片,有两张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一张是在厦门郊外的乱坟堆中,海风吹乱了先生的头发,身后是重重叠叠的坟,“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”,这真的是人间吗?我忽然想起《红楼梦》中所说的“铁门槛”与“土馒头”来,克家著名的诗句:“有的人活着,他已经死了,有的人死了,他还活着”被无数人吟诵,其实诗人并不理解鲁迅,真的鲁迅在活着的时候便已自“非人间”死去,世间有谁像先生一样乐意在坟头照像?另一张则是鲁迅与一群青年在一起,身穿长衫的先生安坐在宽大的藤椅中,双腿交叠,指间夹一只点燃的香烟,对热爱文学的年轻人侃侃而谈。四五个西装整洁的青年毕恭毕敬地环绕近旁,他们欠坐在椅沿上,如醉如痴地倾听着。我想,倘若上帝让我实现一个心愿,我的选择必定是:穿越时空隧道,成为那几名倾听者中的一个。有一次,听张中行先生的讲座。张老作为北大中文系的老前辈,讲到明年代鲁迅有一次到北大作讲演,“很可惜,那天我不知在忙什么#,没能去听,错过了与鲁迅先生的一次见面。”m高龄的张老追忆往会,如丝如缕,清晰可辨。一时间,我被什么东西打动了:坐在我面前讲台上的老人,是一位曾拥有过跟鲁迅见面的机会的老人!原先好端端的时空忽然错乱起来,晃动着的窗玻璃让阳光也晃动着,我看到了先生那双横眉下的眸子,那双自两千年历史中看出“吃人”两个字的眸子。

“我的生命,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,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,而我所获得的,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。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,也不想遮盖这些,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,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癫痕。”这是鲁迅在1925年12月对日深夜,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,所写下的一段文字。每次读到这段文字,我都像被石块砸中脚趾一样,感受到一种钻心的疼痛。与我同宿舍的一位“逍遥派”经常用嘲笑的口气对埋头写作的我说:“你整天写啊写啊的,有什么意思,多少人读呢?”此君家境良好,用度阔绰,女友漂亮,工作也已找定。虽与我同为中文系的学生,却从不拿笔写文章。然而,我无法反驳他,他于我有一种莫名的威慑力。我只能经营一个苍白的纸上世界,而他在现实世界中比我优越得多。他就像参孙一样,推倒了支撑宫殿的柱子,我对于崩塌无能为力。直到与鲁迅的这段文字淬然相遇,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文字的“无聊”,如何才能“有聊”呢?先生没有说,先生讲了一个“神”的故事,或者说,一个“人”的故事。

“突然者,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,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。他的腹部波动了,悲悯和咒诅的痛苦的波。”在《野草·复仇其>中,鲁迅重现了《圣经》中基督耶稣被杀的场面。实际上,鲁迅也像耶稣一样,被悬在不可战胜的虚空之中,低头以沉默面对津津有味的看客们。鲁迅只会写作,而看客从不读书报。对于耶稣来说,“上帝离弃了他,他终于还是一个‘人之子’;然而以色列人连‘人之子’都钉杀了”。对于鲁迅来说,他所处的时代太残酷了,一切超前性的思索和探究都因这残酷而显得奢侈,他能够走出铁屋子,却割舍不下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。

尽管熟睡的人们把他当作可恶的惊梦者。“是的,你是人!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……”鲁迅本能地拒斥着“人”的命名,把自己比作狼、猫头鹰、骆驼,正是这些动物的身上,他寻找到了一个更真实的自我。

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,读到孙都编的《亵渎的鲁迅》,其中有一篇苏雪林的文章晤对鲁迅由钦敬到《反对的理由》,她这样写道:“鲁迅一辈子要人歌颂他,拥护他,愈是肉麻滥恶的谈词,他愈听得入耳;愈是卑躬屈节的丑态,他愈看得入眼,他嘴里提倡青年的‘狂捐精神’,实际上则要青年像狗似地对他驯服。”其实,这种被亵渎的命运,鲁迅早已料到,他曾写到躺在棺材里的自己对盘旋在身边的青蝇和蚊子的无可奈何。鲁迅始终在身上带着短刀。在北京时代,他把短刀藏在破褥下面,学生中传说是自杀用的。可是鲁迅自己说,“用干护身”。去世之前,鲁迅做过一个梦,梦见自己在走路的时候,忽然有个坏人从路旁隐蔽处跳出来,被自己回手用短刀给杀了。耶稣是不会杀的人,鲁迅却不忌讳杀人——他知道,就在自己的一族人当中有敌人,绝不可宽恕的敌人,必须用短刀干掉的敌人。因此,他终身带着短刀。

辉煌的庞培城毁于一座火山。对中国来说,鲁迅不是一个“人”,而是一座火山。蕴藏在冰冷的雪地下的是灼热的熔岩。一旦触摸,便会被烧伤,甚至被熔化。有朝一日,终将汹涌而来,像铁流一样,淹没“死的时代”。

卡拉OK厅中的男人和文人们

在这座并不贫穷也不富有的小城,开张最多的是卡拉OK厅。这座城市刚刚开始经济的腾飞,老城轰然倒塌,新建的花花绿绿的建筑向城郊延伸着。街道上,建筑材料还没有收拾干净,两边鳞次林比的卡拉OK已经开张了。

“天外天”、“楼外楼”、“小满州”、“芳草地”、“红太阳”。“凤凰台”……一家接一家的招牌、标志和夜间闪烁的霓虹灯,标示着城市最有活力的去处。当街的铺面是餐馆,(M厅在后面的曲径通幽处。一间间华美富丽的厅堂和包间,地毯、墙纸、吊灯、音像设备、沙发、塑料花、正在唱歌或做唱歌之外的事的人们。当跑调的歌声传出门外,传到街道上时,街道上匆匆行走的人们往往皱起眉头——他们都是没有钱破费的可怜人。

卡拉OK厅里的男人们都是成功的男人。在此岸与彼岸之间,是一座摇摇欲坠的桥,他们凭着智慧与机遇,以及智慧与机遇以外的东西,终于到达彼岸。在中国,此岸是烦恼人生:挤公共汽车、啃大白菜、睡亭子间、做美丽了无数年的梦;彼岸则是快乐人生:坐豪华轿车、吃飞禽走兽、住广厦别墅、享受提前实现的梦境。卡拉OK厅,为彼岸的男人而存在。他们不是官员便是老板,这是两种能在任何地方获得尊重的身份——尤其是卡拉OK厅。他们在这里比在自己的家里还要舒服,舌间的美酒,怀里的女人,是辛劳了一天之后最好的休息方式。是的,他们太累了,官场、商场、战场三位一体,在明抢暗箭尔虞我诈中生存下来,比那些此岸的人的想象要艰难得多,复杂得多。

女人们也在战斗着、她们并排坐在暗红色的真皮沙发上,等待着客人的召唤。在这四季都开着空调的房间里,她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的温度,永远是盛夏的打扮,背带裙、小背心、牛仔短裤。水晶凉高跟鞋,裸露着大片大片的面积——肩、背、腰、肚脐和大腿,捕捉着黑暗中窥探的眼光。狩猎的是被窥视者,被狩猎的是窥视音,这里执行着另一套逻辑。她们的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,嘴唇打上f鲜艳的口红,脸上冻结着冰凉的笑容,微笑是指挥一组脸部肌肉精巧地配合运动的产物。她们翘着“二郎腿”。让大腿更加修长,让裙子显得更短。她们涂着指甲油的手指夹着燃烧的香烟,香烟越燃越短,正如她们的青春。她们却浑然不觉。这时,肥大的身躯和面孔贴了上来,娇小的她们迎了上去。

她们的身世并不扑朔迷离。也许昨天她还是一名初中课堂上的学生,不用功,成绩平平。没有考上高中,既不愿到父亲工作的每月只有二百元工资的小厂里干活,也不愿留在家里受窝囊气。某一天在父母的责骂声中跑出来,一下子便喜欢上了这最能赚钱的行当。也许她刚刚嫁给一个同村的老实巴交的农民,她干不了农活,受不了穷,跑到城市里。可她一没技术,二没文化,能做什么呢?这个庞大的行业里,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女子,没几个拥有传奇故公。她们几年前还那么胆小、羞怯、没心眼;几年后却已练达人情世故,一眼看透男人的内心世界,知道怎样让对方愉悦,怎样赚到更多的钱。这就是风尘。她们跟老板商讨分成的比例,不愿干了,立刻转到另一家。这个行业是流动性最大的行业,房间还是原来的房间,小姐却换了无数个新面孔,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,门口永远是闪烁的灯火。

关于爱情,她们无话可说。她们相信的只有钱。关于信仰,她们同样无话可说——那些伟大的偶像般的男人们,在她们面前露出猪的本性。那些万人大会上宣讲理想与崇高的男人们,那些在办公室里指点江山不可一世的男人们,那些在电视节目里满脸笑容的人们,那些在剪彩仪式上手拿金剪刀剪彩的男人们,那些制造着灿烂的辞章和颠扑不破的真理的男人们,扑到她们的身体上时,都变成了一堆蠕动的烂肉。她们还能相信什么呢?她们的小屋,只有一张弹簧床,一只皮箱。客人走后,她们擦洗着脸上的脂粉和男人的唾液,耳边还回荡着男人野兽般的喘息,腹内汹涌着经潮的疼痛,她们捏着一大把钞票,这是一个农民几个月、一个工人一个月的收入,而他们只需要几个小时。她们想笑,脸上的表情却比哭还要难看。镜子里越来越近的三围显示了她们已不再年轻。退役吧,退役后远走他乡,隐姓埋名,找个老实男人成个家,却不知道还能不能有儿子?再三修补的处女膜,还是一条通往幸福的孔道吗?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,她们梦见了满天星辰。

男人们在这里谈成了白天里谈不成的生意,暧昧的灯光下,欲望在蛹壳里激荡着,发出金戈铁马的声音。白天,彼此那样不同,文质彬彬的官与粗俗不堪的商,不苟言笑的官与笑容可掬的商,被欲望征服时却变得如此相同。还在唱歌的时候,就已经急不可耐,目光像一双手,抚摸着坐在沙发另一端的女人的隐秘的地方。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如意,他们的世界不是一轮满月:家里是蛮不讲理的黄脸婆、整天打电子游戏机的儿子、接二连三的有事相求的穷亲戚、一笔帐目正受到上司的追查、一个下属正在兴风作浪准备取而代之。没有卡拉ok厅轻松一下神经,行吗?连孔夫子也说:“食色性也”。这是为了更好地工作。

从广表的乡村和小镇涌向城市。城市容纳了她们,她们也容纳着城市的xxxx。城市教会了她们很多东西,她们也给城市增添了很多东西,她们终于把城市缩小在自己的子宫里,她们却告别了母亲的身份。华伦夫人与茶花女,李师师与柳如是,仅仅是异国的或过去的传说,今天她们无数的同行们正在凸现着这个时代仅存的真实。

这是一座陷落的城市。城市在进行着最后的、无所不在的巷战。战争,在卡拉ok厅及类似的场所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之间展开。

金庸在他最后的杰作《鹿鼎记》中暗示,要了解中国,先得了解皇宫和妓院。

今天,皇宫已经消失。

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

历史学家汤恩比把中国称作“隐士王国”。他认为中国处于一个静态性的农业社会中,富有一种自足的系统,而在世界秩序中,享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“光荣的孤立”。维护这种“光荣的孤立”的核心便是——皇帝。令人遗憾的是,中国的帝王中,明君实在少得可怜。退一万步说,即便称得上昏君的也不多,因为有半数以上的皇帝不是婴儿就是老朽,他们根本就不具备治国的能力,因此用明君昏君的模式来评判他们是毫无意义的。

东汉的14任皇帝中,只有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,其他的不是弱冠登基,就是在淄褓孩提中拉来充数。其中有4个皇帝即殇帝、少帝、冲帝、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10岁的生日。据柏杨忡国人史纲》统计,东汉第三任到第十四任皇帝即位的年龄分别是:刘旦,18岁;刘肇,10岁;刘隆,3个月;刘枯,13岁;刘娜,8个月;刘保,11岁;刘炳,2岁;刘港,8岁;刘志,15岁;刘宏,13岁;刘辩,17岁;刘协,9岁。按照现代法律的观点来看,18岁以下的公民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“法律人”,即不能完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而东汉一朝,居然”%的皇帝都是这样无法主宰自己言行的皇帝,有的甚至只能在奶娘的怀里吃奶——除了吃奶,什么也干不了,能要求一个仅仅3个月或8个月的婴孩独立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吗?于是,外戚与宦官专政便开始交替进行。外戚当权的先后有窦氏、邓氏、梁氏,分别形成盘根错节的政客集团。这自然引起士大夫的不满,大臣杜根曾要求邓太后归政于皇帝。杜报当然是出于耿耿忠心,但他的“忠”显然也很荒谬:婴儿能够运用权力吗?而杜根的下场也颇为惨烈:邓太后下令将他装到布袋里,当场乱棒打死。传奇式的,社根居然还剩一口气,他假装死亡,培卧3天,眼中都生出虫蛆,才骗走监视的人,得以逃生。外威的辉焊也只是昙花一现,因为出现了更为可怕的宦官集团。某一外戚势力达到顶峰时,宦官便发动攻击,结果是外戚被整族戮灭。这样的场是像单调的循环数一样不断地重演着。

婴儿治国,婴儿是没有罪过的。老人治国,老人却会干无数的荒唐地中国历史上,治国的老人虽不如婴儿多,却也不乏其人,如清代的乾隆帝弘历,掌权一直到80多岁。年轻时代,乾隆确有不少文治武功,可是到了自封为“十全老人”的时候,他就成为不可雕的朽木,将国耐搞得一塌糊涂。

燕园据说曾是和神的私家花园。和神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,却能将“十全老人”玩弄于股掌之上。和神加速了全国官僚机构腐化的过程,当时文官从建设工程和司法冤狱中发财,武官则从士兵粮响甚至军火行动中直接抢劫百姓而发财。发财最多的当然是和冲了,他在乾隆末期当权20年,敛私产九亿两,足足等J‘全国国库12年的总收入。老朽的弘历,对这样骇人听闻的贪污却眸一只眼闭一只眼,也许他是想把财富留给儿子,所以他死后,嘉庆处死和神,清罚其财产,有“倒了和神,他了嘉庆”之说。

文字狱就更可怕了。老人的心理是阴暗的,多疑的,尤其是大权在握的老人。他的思维已经停滞,不可能作出任何正确的判断;他的心灵已经枯涸,不可能拥有任何温暖的感情。可以设想,整日与一大群小太监为伍的八旬老人,缩在阴森森的大殿的尽头,日子长了,不成为偏执狂才怪呢。看到年轻貌美的嫔妃,却再无当年风流快活的功能,同样令老人焦心如焚。于是,弘历大兴文字狱了,他晚年所兴的文字狱是他在位前40年的几倍。弘历的变态心理,从他对沈德潜的态度上就可看出。沈德潜是当时的大诗人,乾隆还是皇子时就很欣赏他的诗作,即位后不久,他不断提拔沈德潜,待其极为优厚,多次赐诗、唱和,如“朋友重然诺,况在君臣间。我命德潜来,岂直道引年。沈冈表轩罢,白驹来贲然。即此至性纯,令我愈以传”。将这段君臣的诗文之交写得颇为感人。乾隆的诗稿12本,均由沈改定,甚至不少由沈代作,后编成《清高宗御制诗初集》。乾隆因此赐诗:“清时旧寒士,吴下老诗翁。近稿经商催,相知见始终”。然后,‘在谊”并未善始善终。晚年乾隆发现沈有“夺朱非正色,异种也称王”的咏黑牡丹诗,又听说沈好像透露过替皇上代笔的秘密,终于大发雷霆。是时,沈早已去世,弘历犹不解恨,大骂其“卑污无耻,尤为法辱晋绅”,命令开棺戮尸、夺其溢号、撤出贤良调。仆其墓碑。这样的举动,难道是心理健全的人的所作所为么?可见,老人治国比婴儿治国更加可怕,破坏力也更加巨大。老人时不时会有疯狂举措,而婴儿却不能主动干坏事。

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都已成为历史,不然的话,作为古老帝国的国民,每天起床都得摸摸颈项,证实脑袋是否真的没有搬家。然而,即使是历史,阅读时也令我心凉胆颤。

六月四日的随想

——纪念陈独秀逝世55周年

他是一个奇怪的孩子,无论挨了如何毒打,总是一声不哭,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:“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,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,真是家门不幸!”祖父看人看得很准,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20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。

1903年,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。当时,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煌生活腐败、思想顽固,拼命压制进步学生。一怒之下,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,将他按在地上,由张继抱腰,邹容捧头,陈独秀挥剪,咋呼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。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,极富象征意义,——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,他为之终身奋斗的,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“辫子”。头上的辫子易剪,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。因而,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。辛亥前后十余年,陈独秀一肩行李、一把雨伞,足迹遍及江淮南北,到处物色革命同志。在诸多活动中,他以办报刊为核心。1904年创办《安徽俗话报》,编辑、排版、核核、分发、邮寄,他—一亲自动手。三餐食粥,臭虫满被,亦不以为苦。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,“我办周年杂志,全国思想都全改观。”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。新文化运动前夕,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,那时蔡元培、胡适、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。在《除三害》一文中,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“官僚、军人、政客”,真是一针见血,比韩非之《五晶》更能切中时弊。而50年代的所谓“三害”,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。陈氏又云:“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,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,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。”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,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,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,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。

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,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。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。那天晚上41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油,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。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,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。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,应当是衣冠楚楚、文质彬彬、道貌岸然,最好是像贸政式的人物。陈氏的作为,太出格了。但陈氏如是说:“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,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,乃中国旧式之书生,非20世纪新青年也。”他一辈子都以“新青年”自居。

入狱之后,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。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:历代文字狱、迫害、杀戮,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,而与大众无关。这一次,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。李辛白在《每周评论》发表短诗《怀陈独秀》:“依他们的主张,我们小百姓痛苦。/依你的主张,他们痛苦。/他们不愿意痛苦,所以你痛苦。/你痛苦,是替我们痛苦。”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,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: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?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知识者的位置:你——他们——我们,痛苦是“你”必须承担的。

1921年7月23日,陈独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。远在广州的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后,该是怎样的心情呢?兴奋、惊喜、冷静、怀疑、优惧?1929年11月15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《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》,陈氏听到这个消息,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?政治上的游戏规则,非陈氏这样“侠骨露宿健,豪情风雨频”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。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,永远不能形成一个“陈独秀党”或“陈独秀派”。后来,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,亦在清理之中。

1932年10月15日晚,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。被捕后,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“严惩”、“处极刑”、“明正典刑”、“迅予处决”的,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、湖南清乡司今何健,以及国民党许多省、市、县、乡的“党部”等单位。同时,江西瑞金出版的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”《红色中华》以“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,陈独秀在上海被捕”为标题,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。这也许是30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。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“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努里”(博斯年语)除之而后快,真是耐人寻味。《红色中华》发表多篇社论,称“陈独秀叛党以后,投降至11资产阶级去作走狗,充‘反共’先锋”。而《中央日报》亦发表社评,宣称“反对共图颠踏国民党青,即为叛国”。相映成趣。

“悠悠道途上,白发污红尘,沧海何辽阔,龙性岂能驯。”我认为,陈独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。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,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、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,亦即葛兰西所说的“哲学的实践者”。陈氏在法庭上慷慨颇司:“弱冠以来,反抗清帝,反抗北洋军阀,反对封建思想,反抗帝同主义,奔走呼号,以谋改造中同,实现自由社会。”他的热情从未冷却,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“年轻”。学生博斯年谈论世界大势,悲观地说:“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,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,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,造谣中伤、倾陷、惨杀……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!”陈氏却坚定地说:“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,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、屈服、投降,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。”

《独秀文存》是本世纪中国最好的文集之一。1939年,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,当时中共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,不让他在外边胡闹。但陈拒绝了。他说,大别死了,延年死了,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7,“他们开会,我怎么办呢?”结果不欢而散。中共领袖们没有读过《独秀文存》,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:谁也无法把他“养起来”。同样的道理,今天成千上万的被“养起来”的文人们,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?

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,但却是自由的。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……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,他只接受北大同#和学生的帮助,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:一是重估一切价值,“将我辈以前的见解,彻底推翻”。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。

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。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《枯阴阳入互用例表》。热性的陈氏为何偏偏选择这一冷性的学问?我不是语言学家,无法评定陈氏一系列语言文字方面著作的学术价值,但直觉告诉我:陈氏的选择绝非偶然。20世纪后半叶,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,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,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,如维特根斯坦、海德格尔、福柯。罗兰·巴特、哈贝马斯……陈独秀选择语言学,并非陶渊明式的。寻找一条自适之路、一处温馨桃花源,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——高屋建飒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,只有真正的“龙”才能体验到。整个20世纪,中国人过的都是“虫”的生活,有几个称得上“龙”的人呢?

“除却文章无嗜好,世无朋友更凄凉。诗人枉向伯罗去,不及刘伶老醉乡。”后两句是牢骚,当不得真;前两句则是心里话,令他的朋友们汗颜。

作为一名享受着文科学长盗来的火种的后辈学子,我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——1997年6月4日,陈独秀逝世55周年(5月27日)后一周——写下我的纪念文字,也写下我对民主和光明的敬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