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(1)

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

本篇系鲁迅一九二四年七月在西安讲学时的记录稿,经本人修订后,收入西北大学出版部一九二五年三月印行的《国立西北大学、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》(二)。

我所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。许多历史家说,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,那么,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。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,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: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,即是反复;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,即是羼杂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?那也不然,只是比较的慢,使我们性急的人,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。文艺,文艺之一的小说,自然也如此。例如虽至今日,而许多作品里面,唐宋的,甚而至于原始人民的思想手段的糟粕都还在。今天所讲,就想不理会这些糟粕——虽然它还很受社会欢迎——而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,一共分为六讲。

第一讲从神话到神仙传

考小说之名,最古是见于庄子所说的“饰小说以干县令”。“县”是高,言高名;“令”是美,言美誉。但这是指他所谓琐屑之言,不关道术的而说,和后来所谓的小说并不同。

因为如孔子,杨子〔1〕,墨子〔2〕各家的学员,从庄子看来,都可以谓之小说;反之,别家对庄子,也可称他的著作为小说。至于《汉书》《艺文志》上说:“小说者,街谈巷语之说也。”这才近似现在的所谓小说了,但也不过古时稗官采集一般小民所谈的小话,借以考察国之民情,风俗而已;并无现在所谓小说之价值。

小说是如何起源的呢?据《汉书》《艺文志》上说:“小说家者流,盖出于稗官。”稗官采集小说的有无,是另一问题;

即使真有,也不过是小说书之起源,不是小说之起源。至于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,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。因为原始民族,穴居野处,见天地万物,变化不常——如风;雨,地震等——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,很为惊怪,以为必有个主宰万物者在,因之拟名为神;并想像神的生活,动作,如中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之说,这便成功了“神话”。从神话演进,故事渐近于人性,出现的大抵是“半神”,如说古来建大功的英雄,其才能在凡人以上,由于天授的就是。例如简狄吞燕卵而生商,尧时“十日并出”,尧使羿射之的话,都是和凡人不同的。这些口传,今人谓之“传说”。由此再演进,则正事归为史;逸史即变为小说了。

我想,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,恐怕是诗歌在先,小说在后的。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。其一,因劳动时,一面工作,一面唱歌,可以忘却劳苦,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,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,并偕有自然的韵调;其二,是因为原始民族对于神明,渐因畏惧而生敬仰,于是歌颂其威灵,赞叹其功烈,也就成了诗歌的起源。至于小说,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。人在劳动时,既用歌吟以自娱,借它忘却劳苦了,则到休息时,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。这种事情,就是彼此谈论故事,而这谈论故事,正就是小说的起源。——所以诗歌是韵文,从劳动时发生的;小说是散文,从休息时发生的。

但在古代,不问小说或诗歌,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。印度,埃及,希腊都如此,中国亦然。只是中国并无含有神话的大著作;其零星的神话,现在也还没有集录为专书的。我们要寻求,只可从古书上得到一点,而这种古书最重要的,便推《山海经》。不过这书也是无系统的,其中最要的,和后来有关系的记述,有西王母的故事,现在举一条出来:

“玉山,是西王母所居也。西王母其状如人,豹尾虎齿而善啸,蓬发戴胜,是司天之厉及五残。”

如此之类还不少。这个古典,一直流行到唐朝,才被骊山老母夺了位置去。此外还有一种《穆天子传》,讲的是周穆王驾八骏西征的故事,是汲郡古冢中杂书之一篇。——总之中国古代的神话材料很少,所有者,只是些断片的,没有长篇的,而且似乎也并非后来散亡,是本来的少有。我们在此要推求其原因,我以为最要的有两种:

一、太劳苦因为中华民族先居在黄河流域,自然界底情形并不佳,为谋生起见,生活非常勤苦,因之重实际,轻玄想,故神话就不能发达以及流传下来。劳动虽说是发生文艺的一个源头,但也有条件:就是要不过度。劳逸均适,或者小觉劳苦,才能发生种种的诗歌,略有余暇,就讲小说。假使劳动太多,休息时少,没有恢复疲劳的余裕,则眠食尚且不暇,更不必提什么文艺了。

二、易于忘却因为中国古时天神,地祇,人,鬼,往往殽杂,则原始的信仰存于传说者,日出不穷,于是旧者僵死,后人无从而知。如神荼,郁垒,为古之大神,传说上是手执一种苇索,以缚虎,且御凶魅的,所以古代将他们当作门神。但到后来又将门神改为秦琼,尉迟敬德,并引说种种事实,以为佐证,于是后人单知道秦琼和尉迟敬德为门神,而不复知神荼,郁垒,更不消说造作他们的故事了。此外这样的还很不少。

中国的神话既没有什么长篇的,现在我们就再来看《汉书》《艺文志》上所载的小说:《汉书》《艺文志》上所载的许多小说目录,现在一样都没有了,但只有些遗文,还可以看见。如《大戴礼》《保傅篇》中所引《青史子》说:

“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,学小艺焉,履小节焉;束发而就大学,学大艺焉,履大节焉。居则习礼文,行则鸣佩玉,升车则闻和鸾之声,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。

……”

《青史子》这种话,就是古代的小说;但就我们看去,同《礼记》所说是一样的,不知何以当作小说?或者因其中还有许多思想和儒家的不同之故吧。至于现在所有的所谓汉代小说,却有称东方朔所做的两种:一、《神异经》,二、《十洲记》。班固做的,也有两种:一、《汉武故事》;二、《汉武帝内传》。此外还有郭宪做的《洞冥记》,刘歆做的《西京杂记》。《神异经》的文章,是仿《山海经》的,其中所说的多怪诞之事。现在举一条出来:

“西南荒山中出讹兽,其状若菟,人面能言,常欺人,言东而西,言恶而善。其肉美,食之,言不真矣。”(《西南荒经》)

《十洲记》是记汉武帝闻十洲于西王母之事,也仿《山海经》的,不过比较《神异经》稍微庄重些。《汉武故事》和《汉武帝内传》,都是记武帝初生以至崩葬的事情。《洞冥记》是说神仙道术及远方怪异的事情。《西京杂记》则杂记人间琐事。

然而《神异经》,《十洲记》,为《汉书》《艺文志》上所不载,可知不是东方朔做的,乃是后人假造的。《汉武故事》,《汉武帝内传》则与班固别的文章,笔调不类,且中间夹杂佛家语,——彼时佛教尚不盛行,且汉人从来不喜说佛语——可知也是假的。至于《洞冥记》,《西京杂记》又已经为人考出是六朝人做的。——所以上举的六种小说,全是假的。惟此外有刘向的《列仙传》〔3〕是真的。晋的葛洪又作《神仙传》〔4〕,唐宋更多,于后来的思想及小说,很有影响。但刘向的《列仙传》,在当时并非有意作小说,乃是当作真实事情做的,不,到现在还多拿它做儿童读物的材料。现在常有一问题发生:即此种神话,可否拿它做儿童的读物?我们顺便也说一说。在反对一方面的人说:以这种神话教儿童,只能养成迷信,是非常有害的;而赞成一方面的人说:以这种神话教儿童,正合儿堂的天性,很感趣味,没有什么害处的。在我以为这要看社会上教育的状况怎样,如果儿童能继续更受良好的教育,则将来一学科学,自然会明白,不至迷信,所以当然没有害的;但如果儿童不能继续受稍深的教育,学识不再进步,则在幼小时所教的神话,将永信以为真,所以也许是有害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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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1〕杨子即杨朱,战国初期魏国人。主张“贵生重己”,“全性葆真,不以物累形”的“为我”思想。其言论事迹,散见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书。《列子》中虽有《杨朱》篇,但系后人伪托。

〔2〕墨子(约前468—前376)名翟,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。曾任宋国大夫,墨家学派创始者。他主张“爱无差等”的“兼爱”思想。

现存《墨子》五十三篇。

〔3〕《列仙传》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二卷,题刘向撰。叙写赤松子等七十一个仙人的故事。

〔4〕《神仙传》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十卷,题葛洪撰。叙写许由、巢父等八十四人名列仙班的故事。

第二讲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

上次讲过:一、神话是文艺的萌芽。二、中国的神话很少。三、所有的神话,没有长篇的。四、《汉书》《艺文志》上载的小说都不存在了。五、现存汉人的小说,多是假的。现在我们再看六朝时的小说怎样?中国本来信鬼神的,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,因欲人与鬼神交通,于是乎就有巫出来。巫到后来分为两派:一为方士;一仍为巫。巫多说鬼,方士多谈炼金及求仙,秦汉以来,其风日盛,到六朝并没有息,所以志怪之书特多,像《博物志》上说:

“燕太子丹质于秦,……欲归,请于秦王。王不听,谬言曰,‘令乌头白,马生角,乃可。’丹仰而叹,乌即头白,俯而嗟,马生角。秦王不得已而遣之……”(卷八《史补》)

这全是怪诞之说,是受了方士思想的影响。再如刘敬叔的《异苑》上说:

“义熙中,东海徐氏婢兰忽患羸黄,而拂拭异常,共伺察之,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婢床,乃取而焚之,嫂即平复。”(卷八)

这可见六朝人视一切东西,都可成妖怪,这正就是巫底思想,即所谓“万有神教”。此种思想,到了现在,依然留存,像:

常见在树上挂着“有求必应”的匾,便足以证明社会上还将树木当神,正如六朝人一样的迷信。其实这种思想,本来是无论何国,古时候都有的,不过后来渐渐地没有罢了。但中国还很盛。

六朝志怪的小说,除上举《博物志》、《异苑》而外,还有干宝的《搜神记》,陶潜的《搜神后记》。但《搜神记》多已佚失,现在所存的,乃是明人辑各书引用的话,再加别的志怪书而成,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。至于《搜神后记》,亦记灵异变化之事,但陶潜旷达,未必作此,大约也是别人的托名。

此外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,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。因为晋,宋,齐,梁四朝,佛教大行,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,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,所以当时合中,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说里,使它更加发达起来,如阳羡鹅笼的故事,就是:

“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,遇一书生,……卧路侧,云脚痛,求寄鹅笼中。彦以为戏言,书生便入笼,……宛然与双鹅并坐,鹅亦不惊。彦负笼而去,都不觉重。前行息树下,书生乃出笼谓彦曰:‘欲为君薄设。’彦曰:

‘善。’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,中具肴馔。……酒数行,谓彦曰:‘向将一妇人自随,今欲暂邀之。’……又于口中吐一女子,……共坐宴。俄而书生醉卧,此女谓彦曰:

‘……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,……暂唤之……’……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……”

此种思想,不是中国所故有的,乃完全受了印度思想的影响。

就此也可知六朝的志怪小说,和印度怎样相关的大概了。但须知六朝人之志怪,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,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。

六朝时志怪的小说,既如上述,现在我们再讲志人的小说。六朝志人的小说,也非常简单,同志怪的差不多,这有宋刘义庆做的《世说新语》,可以做代表。现在待我举出一两条来看:

“阮光禄在剡,曾有好车,借者无不皆给。有人葬母,意欲借而不敢言。阮后闻之,叹曰:‘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,何以车为?’遂焚之。”(卷上《德行篇》)

“刘伶恒纵酒放达,或脱衣裸形在屋中。人见讥之,伶曰:‘我以天地为栋宇,屋室为裈衣,诸君何为入我裈中?’”(卷下《任诞篇》)

这就是所谓晋人底风度。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,阮光禄之烧车,刘伶之放达,是觉得有些奇怪的,但在晋人却并不以为奇怪,因为那时所贵的是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。这种清谈,本从汉之清议而来。汉末政治黑暗,一般名士议论政事,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,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,渐渐被害,如孔融,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〔1〕,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,就不敢再议论政事,而一变为专谈玄理;清议而不谈政事,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。但这种清谈的名士,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,若不能玄谈的,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;而《世说》这部书,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。

前乎《世说》尚有《语林》,《郭子》,不过现在都没有了。

而《世说》乃是纂辑自后汉至东晋底旧文而成的。后来有刘孝标给《世说》作注,注中所引的古书多至四百余种,而今又不多存在了;所以后人对于《世说》看得更贵重,到现在还很通行。

此外还有一种魏邯郸淳做的《笑林》,也比《世说》早。

它的文章,较《世说》质朴些,现在也没有了,不过在唐宋人的类书上所引的遗文,还可以看见一点,我现在把它也举一条出来:

“甲父母在,出学三年而归,舅氏问其学何所得,并序别父久。乃答曰:‘渭阳之思,过于秦康。’(秦康父母已死)既而父数之,‘尔学奚益。’答曰:‘少失过庭之训,故学无益。’”(《广记》二百六十二)

就此可知《笑林》中所说,大概不外俳谐之谈。

上举《笑林》,《世说》两种书,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发达,因为只有模仿,没有发展。如社会上最通行的《笑林广记》,当然是《笑林》的支派,但是《笑林》所说的多是知识上的滑稽;而到了《笑林广记》〔2〕,则落于形体上的滑稽,专以鄙言就形体上谑人,涉于轻薄,所以滑稽的趣味,就降低多了。

至于《世说》,后来模仿的更多,从刘孝标的《续世说》——

见《唐志》——一直到清之王晫所做的《今世说》,现在易宗夔所做的《新世说》等,都是仿《世说》的书。但是晋朝和现代社会底情状,完全不同,到今日还模仿那时底小说,是很可笑的。因为我们知道从汉末到六朝为篡夺时代,四海骚然,人多抱厌世主义;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时,皆讲超脱现世,晋人先受其影响,于是有一派人去修仙,想飞升,所以喜服药;有一派人欲永游醉乡,不问世事,所以好饮酒。服药者——晋人所服之药,我们知道的有五石散,是用五种石料做的,其性燥烈——身上常发炎,适于穿旧衣——因新衣容易擦坏皮肤——又常不洗,虱子生得极多,所以说:“扪虱而谈。”饮酒者,放浪形骸之外,醉生梦死。——这就是晋时社会底情状。而生在现代底人,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,却要去模仿那时社会背景所产生的小说,岂非笑话?

我在上面说过: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说,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,是一样的,统当作事实;所以《旧唐书》《艺文志》,把那种志怪的书,并不放在小说里,而归入历史的传记一类,一直到了宋欧阳修才把它归到小说里。可是志人底一部,在六朝时看得比志怪底一部更重要,因为这和成名很有关系;像当时乡间学者想要成名,他们必须去找名士,这在晋朝,就得去拜访王导,谢安一流人物,正所谓“一登龙门,则身价十倍”。但要和这流名士谈话,必须要能够合他们的脾胃,而要合他们的脾胃,则非看《世说》,《语林》这一类的书不可。例如:当时阮宣子见太尉王夷甫,夷甫问老庄之异同,宣子答说:“将毋同。”夷甫就非常佩服他,给他官做,即世所谓“三语掾”。但“将毋同”三字,究竟怎样讲?有人说是“殆不同”的意思;有人说是“岂不同”的意思——总之是一种两可、飘渺恍惚之谈罢了。要学这一种飘渺之谈,就非看《世说》不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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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1〕孔融(153—208)字文举,东汉末鲁国(今山东曲阜)人。

曾任北海相,后因反对曹操,为曹操所杀。祢衡(173—198),字正平,东汉末平原般(今山尔临邑)人。因反对曹操被送至刘表处,刘表又将他送至黄祖处,终为黄祖所杀。

〔2〕《笑林广记》清游戏主人辑。笑话集,四卷,分古艳、腐流、形体、闺风等十二类。

第三讲唐之传奇文

小说到了唐时,却起了一个大变迁。我前次说过: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底文章,都很简短,而且当作记事实;及到唐时,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,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。

而且文章很长,并能描写得曲折,和前之简古的文体,大不相同了,这在文体上也算是一大进步。但那时作古文底人,见了很不满意,叫它做“传奇体”。“传奇”二字,当时实是訾贬的意思,并非现代人意中的所谓“传奇”。可是这种传奇小说,现在多没有了,只有宋初底《太平广记》——这书可算是小说的大类书,是搜集六朝以至宋初底小说而成的——我们于其中还可以看见唐时传奇小说底大概:唐之初年,有王度做的《古镜记》,是自述得一神镜底异事,文章虽很长,但仅缀许多异事而成,还不脱六朝志怪底流风。此外又有无名氏做的《白猿传》,说的是梁将欧阳纥至长乐,深入溪洞,其妻为白猿掠去,后来得救回去,生一子,“厥状肖焉”。纥后为陈武帝所杀,他的儿子欧阳询,在唐初很有名望,而貌像猕猴,忌者因作此传;后来假小说以攻击人的风气,可见那时也就流行了。

到了武则天时,有张鷟做的《游仙窟》,是自叙他从长安走河湟去,在路上天晚,投宿一家,这家有两个女人,叫十娘,五嫂,和他饮酒作乐等情。事实不很繁复,而是用骈体文做的。这种以骈体做小说,是从前所没有的,所以也可以算一种特别的作品。到后来清之陈球所做的《燕山外史》,是骈体的,而作者自以为用骈体做小说是由他别开生面的,殊不知实已开端于张鷟了。但《游仙窟》中国久已佚失;惟在日本,现尚留存,因为张鷟在当时很有文名,外国人到中国来,每以重金买他的文章,这或者还是那时带去的一种。其实他的文章很是佻巧,也不见得好,不过笔调活泼些罢了。

唐至开元,天宝以后,作者蔚起,和以前大不同了。从前看不起小说的,此时也来做小说了,这是和当时底环境有关系的,因为唐时考试的时候,甚重所谓“行卷”;就是举子初到京,先把自己得意的诗钞成卷子,拿去拜谒当时的名人,若得称赞,则“声价十倍”,后来便有及第的希望,所以行卷在当时看得很重要。到开元,天宝以后,渐渐对于诗,有些厌气了,于是就有人把小说也放在行卷里去,而且竟也可以得名。所以从前不满意小说的,到此时也多做起小说来,因之传奇小说,就盛极一时了。大历中,先有沈既济做的《枕中记》——这书在社会上很普通,差不多没有人不知道的——

内容大略说:有个卢生,行邯郸道中,自叹失意,乃遇吕翁,给他一个枕头,生睡去,就梦娶清河崔氏;——清河崔属大姓;所以得娶清河崔氏,也是极荣耀的。——并由举进士,一直升官到尚书兼御史大夫。后为时宰所忌,害他贬到端州。过数年,又追他为中书令,封燕国公。后来衰老有病,呻吟床次,至气断而死。梦中死去,他便醒来,却尚不到煮熟一锅饭的时候。——这是劝人不要躁进,把功名富贵,看淡些的意思。到后来明人汤显祖做的《邯郸记》,清人蒲松龄所做《聊斋》中的《续黄粱》,都是本这《枕中记》的。

此外还有一个名人叫陈鸿的,他和他的朋友白居易经过安史之乱以后,杨贵妃死了,美人已入黄土,凭吊古事,不胜伤情,于是白居易作了《长恨歌》;而他便做了《长恨歌传》。此传影响到后来,有清人洪昇所做的《长生殿》传奇,是根据它的。当时还有一个著名的,是白居易之弟白行简,做了一篇《李娃传》,说的是:荥阳巨族之子,到长安来,溺于声色,贫病困顿,竟流落为挽郎。——挽郎是人家出殡时,挽棺材者,并须唱挽歌。——后为李娃所救,并勉他读书,遂得擢第,官至参军。行简的文章本好,叙李娃的情节,又很是缠绵可观。此篇对于后来的小说〔1〕,也很有影响,如元人的《曲江池》,明人薛近兖的《绣襦记》,都是以它为本的。

再唐人底小说,不甚讲鬼怪,间或有之,也不过点缀点缀而已。但也有一部分短篇集,仍多讲鬼怪的事情,这还是受了六朝人底影响,如牛僧孺的《玄怪录》,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,李复言的《续玄怪录》,张读的《宣室志》,苏鹗的《杜阳杂编》,裴铏的《传奇》等,都是的。然而毕竟是唐人做的,所以较六朝人做的曲折美妙得多了。

唐之传奇作者,除上述以外,于后来影响最大而特可注意者,又有二人:其一著作不多,而影响很大,又很著名者,便是元微之;其一著作多,影响也很大,而后来不甚著名者,便是李公佐。现在我把他两人分开来说一说:

一、元微之的著作元微之名稹,是诗人,与白居易齐名。他做的小说,只有一篇《莺莺传》,是讲张生与莺莺之事,这大概大家都是知道的,我可不必细说。微之的诗文,本是非常有名的,但这篇传奇,却并不怎样杰出,况且其篇末叙张生之弃绝莺莺,又说什么“……德不足以胜妖,是用忍情”。文过饰非,差不多是一篇辩解文字。可是后来许多曲子,却都由此而出,如金人董解元的《弦索西厢》,——现在的《西厢》,是扮演;而此则弹唱——元人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,关汉卿的《续西厢记》,明人李日华的《南西厢记》,陆采的《南西厢记》,……等等,非常之多,全导源于这一篇《莺莺传》。但和《莺莺传》原本所叙的事情,又略有不同,就是:

叙张生和莺莺到后来终于团圆了。这因为中国人底心理,是很喜欢团圆的,所以必至于如此,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,中国人也很知道,但不愿意说出来;因为一说出来,就要发生“怎样补救这缺点”的问题,或者免不了要烦闷,要改良,事情就麻烦了。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,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,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。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,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;没有报应的,给他报应,互相骗骗。——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。

二、李公佐的著作李公佐向来很少人知道,他做的小说很多,现在只存有四种:(一)《南柯太守传》:此传最有名,是叙东平淳于棼的宅南,有一棵大槐树,有一天棼因醉卧东庑下,梦见两个穿紫色衣服的人,来请他到了大槐安国,招了驸马,出为南柯太守;因有政绩,又累升大官。后领兵与檀萝国战争,被打败,而公主又死了,于是仍送他回来。及醒来则刹那之梦,如度一世;而去看大槐树,则有一蚂蚁洞,蚂蚁正出入乱走着,所谓大槐安国,南柯郡,就在此地。这篇立意,和《枕中记》差不多,但其结穴,余韵悠然,非《枕中记》所能及。后来明人汤显祖作《南柯记》,也就是从这传演出来的。(二)《谢小娥传》:此篇叙谢小娥的父亲,和她的丈夫,皆往来江湖间,做买卖,为盗所杀。小娥梦父告以仇人为“车中猴东门草”;又梦夫告以仇人为“禾中走一日夫”;人多不能解,后来李公佐乃为之解说:“车中猴,东门草”是“申兰”二字;“禾中走,一日夫”是“申春”二字。

后果然因之得盗。这虽是解谜获贼,无大理致,但其思想影响于后来之小说者甚大:如李复言演其文入《续玄怪录》,题曰《妙寂尼》,明人则本之作平话。他若《包公案》中所叙,亦多有类此者。(三)《李汤》:此篇叙的是楚州刺史李汤,闻渔人见龟山下,水中有大铁锁,以人,牛之力拉出,则风涛大作;并有一像猿猴之怪兽,雪牙金爪,闯上岸来,观者奔走,怪兽仍拉铁锁入水,不再出来。李公佐为之解说:怪兽是淮涡水神无支祁。“力逾九象,搏击腾踔疾奔,轻利倏忽。”

大禹使庚辰制之,颈锁大索,徙到淮阴的龟山下,使淮水得以安流。这篇影响也很大,我以为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正类无支祁。但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则以为是由印度传来的;俄国人钢和泰教授也曾说印度也有这样的故事。〔2〕可是由我看去:作《西游记》的人,并未看过佛经;中国所译的印度经论中,没有和这相类的话;作者——吴承恩——熟于唐人小说,《西游记》中受唐人小说的影响的地方很不少。所以我还以为孙悟空是袭取无支祁的。但胡适之先生仿佛并以为李公佐就受了印度传说的影响,这是我现在还不能说然否的话。(四)《庐江冯媪》:此篇叙事很简单,文章也不大好,我们现在可以不讲它。

唐人小说中的事情,后来都移到曲子里。如“红线”,“红拂”,“虬髯”〔3〕……等,皆出于唐之传奇,因此间接传遍了社会,现在的人还知道。至于传奇本身,则到唐亡就随之而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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