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惨与可笑

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,在事后看来,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,纯洁的青年们竟不幸而陷下去了,死伤至于三百多人(2)。这罗网之所以布成,其关键就全在于“流言”的奏了功效。

这是中国的老例,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,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。就我所眼见的而论,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,光绪年间用“康党”(3),宣统年间用“革党”(4),民二以后用“乱党”(5),现在自然要用“共产党”了。

其实,去年有些“正人君子”们称别人为“学棍”“学匪”的时候,就有杀机存在,因为这类诨号,和“臭绅士”“文士”之类不同,在“棍”“匪”字里,就藏着可死之道的。但这也许是“刀笔吏”式的深文周纳(6)。

去年,为“整顿学风”计,大传播学风怎样不良的流言,学匪怎样可恶的流言,居然很奏了效。今年,为“整顿学风”(7)计,又大传播共产党怎样活动,怎样可恶的流言,又居然很奏了效。于是便将请愿者作共产党论,三百多人死伤了,如果有一个所谓共产党的首领死在里面,就更足以证明这请愿就是“暴动”。

可惜竟没有。这该不是共产党了罢。据说也还是的,但他们全都逃跑了,所以更可恶。而这请愿也还是暴动,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,两支手枪,三瓶煤油。姑勿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;即使真是,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,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!

但次日,徐谦,李大钊,李煜瀛,易培基,顾兆熊的通缉令(8)发表了。因为他们“啸聚群众”,像去年女子师范大学生的“啸聚男生”(章士钊解散女子师范大学呈文语)一样,“啸聚”了带着一根木棍,两支手枪,三瓶煤油的群众。以这样的群众来颠覆政府,当然要死伤三百多人;而徐谦们以人命为儿戏到这地步,那当然应该负杀人之罪了;而况自己又不到场,或者全都逃跑了呢?

以上是政治上的事,我其实不很了然。但从别一方面看来,所谓“严拿”者,似乎倒是赶走;所谓“严拿”暴徒者,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(9)委员长(李),中俄大学校长(徐),北京大学教授(李大钊),北京大学教务长(顾),女子师范大学校长(易);其中的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(10)委员:一共空出九个“优美的差缺”(11)也。

同日就又有一种谣言,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;但那姓名的一部分,却至今日才见于《京报》。(12)这种计画,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,是确实会有的。国事犯多至五十余人,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壮观;而且大概多是教员罢,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个“优美的差缺”,逃出北京,在别的地方开起一个学校来,倒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趣事。

那学校的名称,就应该叫作“啸聚”学校。

三月二十六日。

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《京报副刊》。

(2)应为二百多人。参看本卷第265页注(6)。

(3)“康党”指清末参加和赞同康有为等变法维新的人。

(4)“革党”指参加和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人。

(5)“乱党”一九一三年,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战争(二次革命)失败后,袁世凯就把国民党作为“乱党”取缔。

(6)深文周纳歪曲或苛刻地援用法律条文,陷人于罪。

(7)“整顿学风”指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,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致电执政段祺瑞和总理贾德耀,侈谈“整顿学风”。他胡说当时“学风日窳,士习日偷……现已(男女)合校,复欲共妻”,“江窃以为中国之可虑者,不在内忧,不在外患,惟此邪说诐行,甚于洪水猛兽。”

请段祺瑞“设法抑制”。段祺瑞接到电报后,除令秘书长章士钊复电“嘉许”外,并将原电通知国务院,责成教育部会同军警机关,切实整顿学风。去年的“整顿学风”,参看本卷第120页注(4)。

(8)通缉令三一八惨案发生后,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徐谦等五人,胡说他们“假借共产学说,啸聚群众,屡肇事端。本日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,散布传单,率领暴徒数百人,闯袭国务院,泼灌火油,抛掷炸弹,手枪木棍,丛击军警。……徐谦等并着京内外一体严拿,尽法惩办,用儆效尤。”徐谦(1871—1940),字季龙,安徽歙县人。李大钊(1889—1927),参看本卷第66页注(8)。李煜瀛,字石曾,河北高阳人。易培基,字寅村,湖南长沙人。顾兆熊,字孟余,河北人。

(9)清室善后委员会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冯玉祥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后,北洋政府为办理清室善后事宜和接收故宫文物而设的机构。

(10)俄款委员会即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。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,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,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。一九二四年五月,两国签订《中俄协定》,其中规定退款用途,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,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,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(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)负责处理。这里所说的三个委员,即李煜瀛、徐谦、顾兆熊。

(11)“优美的差缺”这是引用陈西滢的话。他在《现代评论》第三卷第六十五期(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)的《闲话》里说:“在北京学界一年来的几次风潮中,一部分强有力者的手段和意见,常常不为另一部分人所赞同,这一部分强有力者就加不赞成他们的人们一个‘捧章’的头衔。然而这成了问题了。……不‘捧章’而捧反章者,既然可以得到许多优美的差缺,而且可以受几个副刊小报的拥戴,为什么还要去‘捧章’呢?”

(12)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《京报》登载消息说:“该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人之多,如……周树人(原注:即鲁迅)、许寿裳、马裕藻……等,均包括在内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