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九节 报了仇,戴笠却死了

不久重庆的中央电令就来了,先是免了吴绍澍副市长的职务,接着,又罢黜了他上海市社会局局长,而以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。杜月笙闻讯终于放下了心头上的一块巨石,对好友戴笠充满了感激之情,然而,1946年3月17日,一件更沉重的打击临到了杜月笙的头上。

原来,抗战胜利后,戴笠仆仆风尘,往返奔走于新光复的各大都市,指挥缉捕汉奸工作,紧张忙碌得不得了。

3月初,军统局在北平设立特警部,举办特警班第7期,招收学员753人,戴笠自兼主任。北平班开训,戴笠亲自到北平主持典礼,这时,他接到了军委会的命令:把军统局掌管的忠义救国军、别动军、中美训练班的教导营,以及交通巡察处所属的各交通巡察部队合并编为17个交通警察总队、一个直属大队,并且成立交通警察总局,各名上直隶交通部,实际则仍由军统局督导,派往全国各交通路线,负责阻挠共军侵袭,维护交通安全。

这是一件繁杂艰巨的大事,戴笠发出指示,派吉章简为交通警察总局局长,马志超、徐志道为副局长。几支部队的人马达到64402人,戴笠做了初步的计划,准备回重庆去加以部署,3月17日便由北平起飞,先到上海,然后转飞重庆。

戴笠坐的是航委会222号专机,随行者有军统局处长龚仙舫、专员金玉坡、翻译官马佩衡、译电员周在鸿、副官徐燊、卫士曹纪华、何启义。从上到下,都是杜公馆的常客,杜月笙都很熟识,甚至非常要好。

戴笠的专机飞到青岛,降落休息,这时驾驶员接获气象报告,上海附近气候恶劣,能见度太差,无法飞往。戴笠听后眉头一皱,说是:

“我今天一定要到上海,我们还是先飞过去再讲。”

“戴老板”的话从来不曾有人驳回,他坚持起飞,青岛机场人员和驾驶员谁都不敢劝阻,只好让专机续往南航。到达上海上空,因为实在无法降陆,只有折向南京,下午1点整,穿云下降,不料驾驶员视界模糊,误触南京东郊板桥镇的岱山,机毁人亡。自戴笠以次,连同机员17人无一幸存。

噩耗传出,举国震惊。戴笠将军的死讯传到上海,杜月笙左右的人都大吃一惊,他们迅速决定:“这个打击对杜先生来说,太大了,暂时瞒他一瞒。”

然而纸包不住火,接连3天杜月笙发觉随从人员脸色仓惶,神情不定,他一再地追问:“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?”

众人见他催问得紧,知道是瞒不过,经过一番商量,大家推陆京士向杜月笙说出了戴笠坠机遇难的消息。

晴天一声霹雳,震得杜月笙如中雷电,呆若木鸡,他定定的坐着不动、不哭、不说话,连眼睛眨都没眨。

他的神情模样把家中人都吓坏了,大家大声地喊他,轻轻地摇他,人多口杂,乱糟糟的一片喧哗。终于,杜月笙恍如大梦初觉,他回过神来便放声大哭,直哭得热泪滂沱,咽不成声。时届59岁的杜月笙,这是他平生最最伤心悲切的一次大号啕。

哭过以后,杜月笙又剧烈地咳嗽起来,一时他青筋直暴,泪与汗下,脸孔涨得发紫,家人和随从高声惊呼。熏烟、灌药,都不生效,不停地急喘与剧咳使得杜月笙死去活来,坐卧不得,沉重深切的悲哀,压倒了胜利以后饱受打击的杜月笙。

杜月笙生了这一场大病,开始了日日咳、夜夜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