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屋窗口

前年冬天,母亲告诉我,家乡的老屋无论如何必须卖掉了。全家兄弟姐妹中,我是最反对卖屋的一个,为着一种说不清的理由。而母亲的理由却说得无可辩驳:“几十年没人住,再不卖就要坍了。你对老屋有情分,索性这次就去住几天吧,给它告个别。”

我家老屋是一栋两层的楼房,不知是祖父还是曾祖父盖的。在贫瘠的山村中,它像一座城堡矗立着,十分显眼。全村几乎都姓余,既有余氏祖堂也有余氏祠堂,但是最能代表余氏家族荣耀的,是这座楼。这次我家这么多兄弟姐妹一起回去,每人都可以宽宽敞敞地住一间。我住的是我出生和长大的那一间,在楼上,母亲昨天就雇人打扫得一尘不染。

人的记忆真是奇特。好几十年过去了,这间屋子的一切细枝末节竟然都还贮积在脑海的最低层,一见面全都翻腾出来,连每一缕木纹、每一块污斑都严丝密缝地对应上了。我痴痴地环视一周,又伸出双手沿壁抚摩过去,就像抚摩着自己的肌体,自己的灵魂。

终于,我摩到了窗台。这是我的眼睛,我最初就在这儿开始打量世界。母亲怜惜地看着成日扒在窗口的儿子,下决心卸去沉重的窗板,换上两页推拉玻璃。玻璃是托人从县城买来的,路上碎了两次,装的时候又碎了一次,到第四次纔装上。从此,这间屋子和我的眼睛一起明亮。窗外是茅舍、田野,不远处便是连绵的群山。于是,童年的岁月便是无穷无尽的对山的遐想。跨山有一条隐隐约约的路,常见农夫挑着柴担在那里蠕动。山那边是什么呢?是集市?是大海?是庙台?是戏台?是神仙和鬼怪的所在?我到今天还没有到山那边去过,我不会去,去了就会破碎了整整一个童年。我只是记住了山脊的每一个起伏,如果让我闭上眼睛随意画一条曲线,画出的很可能是这条山脊起伏线。这对我,是生命的第一曲线。

这天晚上我睡得很早。天很冷,乡间没有电灯,四周安静得怪异,只能睡。一床刚刚缝好的新棉被是从同村族亲那里借来的,已经晒了一天太阳,我一头钻进新棉花和阳光的香气里,几乎熔化了。或许会做一个童年的梦吧?可是什么梦也没有,一觉睡去,直到明亮的光逼得我把眼睛睁开。

怎么会这么明亮呢?我瞇缝着眼睛向窗外看去,兜眼竟是一排银亮的雪岭,昨天晚上下了一夜大雪,下在我无梦的沈睡中,下在岁月的沟壑间,下得如此充分,如此透彻。

一个陡起的记忆猛地闯入脑海。也是躺在被窝里,两眼直直地看着银亮的雪岭。母亲催我起床上学,我推说冷,多赖一会儿。母亲无奈,陪着我看窗外。“诺,你看!”她突然用手指了一下。

顺着母亲的手看去,雪岭顶上,晃动着一个红点。一天一地都是一片洁白,这个红点便显得分外耀眼。这是河英,我的同班同学,她住在山那头,翻山上学来了。那年我纔6岁,她比我大10岁,同上着小学二年级。她头上扎着一方长长的红头巾,那是学校的老师给她的。这么一个女孩子一大清早就要翻过雪山来上学,家长和老师都不放心,后来有一位女教师出了主意,叫她扎上这方红头巾。女教师说:“只要你翻过山顶,我就可以凭着红头巾找到你,盯着你看,你摔跤了我就上来帮你。”河英的母亲说:“这主意好,上山时归我看。”

于是,这个河英上一趟学好气派,刚刚在那头山坡摆脱妈妈的目光,便投入这头山坡老师的注视。每个冬天的清早,她就化作雪岭上的一个红点,在两位女性的呵护下,像朝圣一样,透透迤迤走向学校,走向书本。

这件事,远近几个山村都知道,因此每天注视这个红点的人,远不止两位女性。我母亲就每天期待着这个红点,作为催我起床的理由。这红点,已成了我们学校上课的预备铃声。只要河英一爬上山顶,山这边有孩子的家庭就忙碌开了。

女孩到十五六岁,在当时的山乡已是应该结婚的年龄。早在一年前,家里已为河英准备了婚礼。举行婚礼的前一天,新娘子找不到了,两天后,在我们教室的窗口,躲躲闪闪地伸出了一个漂亮姑娘蓬头散发的脸。她怎么也不肯离开,要女教师收下她干杂活。女教师走过来,一手抚着她的肩头,一手轻轻地捋起她的头发……剎时,两双同样明净的眼睛静静相对。女教师眼波一闪,说声“跟我走”,拉起她的手走向办公室。

我在《牌坊》一文中已有记述,我们的小学设在一座废弃的尼姑庵里。几个不知从哪里来的美貌女教师,都像是大户人家的小姐,都有逃婚的嫌疑。她们都不姓余,但点名的时候,她们一般都只叫我们的名字,把姓省略了,因为全班学生绝大多数都一个姓。只有坐在我旁边的米根是例外,姓陈,他家是从外地迁来的。

那天河英从办公室出来,她和几个女教师的眼圈都是红红的。当天傍晚放学后,女教师们锁了校门,一个不剩地领着河英翻过山去,去与她的父母亲商量。第二天,河英就坐进了我们教室,成了班级里第二个不姓余的学生。

这件事何以办得这样爽利,直到我长大后还在经常疑惑。新娘子逃婚在山村可是一件大事,如果已成事实,家长势必还要承担“赖婚”的责任。哪部小说、戏曲一写到这样的事不是渲染得天翻地覆、险象环生?河英的父母怎么会让自己的女儿如此干脆地斩断前姻来上学呢?我想,根本原因在于几位女教师的奇异出现。

山村的农民一辈子也难得见到一个读书人,更无法想象一个能识文断字的女人。我母亲因抗日战争从上海逃难到乡下,被乡人发现竟能坐在家里看一本本线装书和洋装书,还能帮他们代写书信、查核契约,视为奇事。好多年了,母亲出门还会有很多人指指点点、交头接耳,吓得母亲只好成天躲在“城堡”里。这天晚上,这么多女教师一起来到山那边的河英家,一定把她父母震慑了。这些完全来自另一世界的雅洁女子,柔声细气地说着他们根本反驳不了的陌生言词。她们居然说,把河英交给她们,过不了几年也能变得像她们这样!父母亲只知抹凳煮茶,频频点头,完全乱了方寸,最后,燃起火把,把女教师们送过了山岭。

据说,那天夜里,与河英父母一起送女教师过山的乡亲很多,连原本该是河英的“婆家”也在,长长的火把阵接成了一条火龙。

只有举杆盛大的庙会,纔会出现这种景象。

坝英是我们学校的第一个女生。她进校之后,陆续又有一些女孩子进来,教室里满满的,很像一个班级了。

女教师常常到县城去,观摩正规小学的教学,顺便向县里申请一点经费。她们每次回来,总要在学校里搞点新花样,后来,竟然开起了学生运动会。

当然没有运动衣,教师要求学生都穿短裤和汗衫来参加。那几天,家家孩子都在缠逼自己的母亲缝制土布短裤衫。这也变成了一种事先舆论,等到开运动会的那一天,小操场的短围墙外面早已挤满了观看的乡亲。

学生们排队出来了,最引人注目的是河英。她已是一个大姑娘,运动衫裤是她自己照着画报上女运动员的照片缝制的,深蓝色的土布衣衫裁得很窄,绷得很紧,身材一下子显得更加颀长,线条流畅而柔韧。我记得她走出操场前几次在女教师跟前忸怩退缩,不断神拉着自己的短裤,像要把它拉长。最后,几个女教师一把将她推出了门外。门外,立即卷起乡亲们的一片怪叫,怪叫过后一片嘁嚓,嘁嚓过后一片寂静。河英终于把头昂起,开始跨栏、滚翻、投篮。这一天,整个运动会的中心是她,其它稚气未脱的孩子的跳跳蹦蹦,都引不起太多的注意。河英背后,站着一排女教师,她们都穿着县城买来的长袖运动衣,脖子上挂着哨子,满脸鼓励,满脸笑容;再背后,是尼姑庵斑驳的门庭。这里,重迭着三度景深。

这次运动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。从此,经常可以听到妇女这样骂女儿:『你去浪吧,与河英一样!”好几个女孩子退学了,男孩子也经不起家长的再三叮嘱,不再与河英一起玩,一起走路。村里一位近似于族长的老人还找到了女教师,希望将河英退学,说余氏家族很难看得惯这样的学生。我母亲听说这事后,怔怔地出了半天神,最后要我去邀请河英来家里玩。那次河英来玩了之后,母亲特意牵着我的手,笑吟吟地把她送到村口。村民们都惊讶极了,因为母亲平日送客,历来只送到大门。

这以后,河英对我像亲弟弟一样。我本来就与我的邻座陈米根要好,于是三个人老在一起玩,放学后一起到我家做作业,坐在玻璃窗前,由我母亲辅导。母亲笑着对我说:“你们娃余的可不能这么霸道,这儿四个人就四个姓!”

今天,我躺在被窝里,透过玻璃窗死死盯着远处的雪岭,总想在那里找到什么。好久好久,什么也没有,没有红点,也没有褐点和灰点。

起床后,我与母亲谈起河英,母亲也还记得她,说:“可以找米根打听一下,听说他开了一丬小店。”

陈米根这位几十年前的好朋友本来就是我要拜访的,那天上午,我踏雪找到了他的小店,就在小学隔壁。两人第一眼就互相认出来了,他极其热情,寒暄过一阵后,从一个木箱里拿出两块芝麻饼塞在我手里,又沏出一杯茶来放在柜台上。店堂里没有椅子,我们就站着说话。他突然笑得有点奇怪,凑上嘴来说:“还是告诉你了吧,最后也瞒不住,这次买你家房子的正是我的儿子。我不出面,是怕伯母在价格上为难。说来见笑,我那时到你家温习功课,就看中了你家的房子。伯母也真是,几十年前就安上了玻璃窗!据说装了四次?”

这个话题谈下去对我实在有点艰难,我只好客气地打断他,打听河英的下落。他说:“亏得你还记得她。山里女人,就那个样子了,成天干粗活,又生了一大堆孩子,孩子结婚后与儿媳妇们合不来,分开过。成了老太婆了,我前年进山看到她,连我的名字也忘了。”

就这样,三言两语,就把童年时代最要好的两个朋友都交割清了。

离开小店,纔走几步就看到了我们的校门。放寒假了,校园里阒寂无人,我独个儿绕围墙走了一圈便匆匆离开。回家告诉母亲,我明天就想回去了。母亲懮伤地说:“你这一回去,再也不会来了。没房了,从此余家这一脉的后代真要浪迹天涯了。”

第二天一早,我依然躺在被窝里凝视着雪岭。那个消失的红点,突然变得那么遥远,那么抽象,却又那么震撼人心。难道,这红点竟是倏忽而逝的哈雷彗星?

迷迷糊糊地,心中浮现出一位早就浪迹天涯的余姓诗人写哈雷彗星的几句诗。

你永远奔驰在轮回的悲剧

一路扬着朝圣的长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