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

这小男孩显然是在上海长大的,说一口上海话,细皮白肉,长得跟他妈一模一样。玩了一会儿,我问他:“你长大了想干什么?”

孩子一字一板地说:“我、姆、妈、叫、我、长、大、了、当、叔、叔、格、样、的、司、机!”

我的鼻子里像一下子滴进了醋,眼睛倏地被泪水蒙住了。为了不使眼泪流下来,我别过头去,假装哈哈大笑了几声。这孩子的话比任何奖状、表扬都使我感动。这时,好像有一只细嫩柔软的小手在揉我的心,把我心里所有的话都挤了出来,一股脑儿涌在我的喉咙上,反叫我说不出口。

孩子用小手指头勾着我的手指头,问这问那。我胡乱地应承着,心里却产生了一种对这孩子不可推卸的责任感,好像他就是我的儿子。是的,他就是我儿子!他将来会遇着什么事呢?他从黄浦江边的大城市一下子跑到这滴水贵如油的戈壁滩能习惯吗?上海“知青”的生活我清楚。头一批来新疆的上海“知青”就是我们车队拉的,全是十七、八的姑娘小伙子。他们在车上举着红旗,唱呀笑呀,见了硝碱地说夏天也下雪,见了毛驴也高兴得不得了。第二年,他们有回家探亲的,坐在我的车上就哭开了。后来,搞了七、八年,“知青”都不年轻了,像她这样的,在人眼里已经成了“羊杠子”,但是住的还是地窝子,吃的还是老咸菜,喝的还是涝坝里的积水……唉,这些情况我不说你当记者的也比我了解。那时候,我也没到有个“四人帮”,更想不到会打倒“四人帮”,以为他们的日子只会这么捱下去,那么,这孩子在这里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“你们不是去肖尔布拉克么?”我说,“明天我送你们去!”

她的脸红了,低着头说,“顺路么?哪能再麻烦你……”

我说:“顺路不顺路你就别管了。明天你收拾好东西等我。”

实际上,是这小家伙用他那小手指头把我的心勾住了。我想随着他去见见他爸爸,跟他爸爸交个朋友,以后他们有什么困难我能照应一下。

第二天,我跟一个同志换了货,让他拉着博湖出的苇席回乌鲁木齐,我拉一车化肥向南,向尉犁。

我去医院接她。他们已经收抬好了。她圆圆的脸裹在拉毛围巾里笑着,眼睛挺亮挺亮。孩子伸出手来要我抱,在我怀里,又回过头去跟护士说“阿姨再见”。啊,这一天的太阳多么好!我从来也没有过这么高兴的一天,好像是我把刚生了孩子的老婆和刚生下来的儿子从医院接回家似的。

上了路,孩子更活泼了。果然和别的孩子一样,一会儿摸摸变速杆,一会儿摸摸仪表盘;他从来没有坐过大卡车,看见什么都新鲜,嘴里不停地问些天真的话。我第一次觉得这小小的驾驶室里这样有生气,也和孩子一样,第一次发觉我天天摸的这些东西竟这样有意思。这天,马达也转得特别欢畅,简直像在唱歌硬绷绷的座垫的弹性也特别好起来,稍微一弹就会把我的头弹到车棚上去。

十点多钟,到了群克。卸完化肥,我买了几个面包,关上车门,说

“走吧,咱们上肖尔布拉克!”

这一条路线不知你走过没有。这是逐渐地深入到塔里木盆地,也就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去的。很多地段经常被沙子埋住,只有从车辙上才看出一点路的痕迹。这一带的地名有的叫“艾肯布克拉”,有的叫“必尔阿塔尔布拉克”,有的叫“克孜勒布拉克”……这“布拉克”是汉话“泉水“的意思。你可别以为这儿的水多,相反,正是因为水珍责才取这样的名字,就像甘肃干旱山区的地名多叫“喜集水”、“营盘水”、“一滴泉”一样,你就可想像,这条路是越走越荒凉。开始,还能看到沥沥拉拉的胡杨和红柳,不一会儿,刮起了风,窗外一片黄沙,车就像在雾里行驶,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汽车越走越慢,孩子失去了兴致,躺在她怀里睡着了。她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。我说

“来,咱们把他安顿得舒服一点。”

我把车停下,在车座背后给孩子垫了个窝,让他睡在里面跟睡在摇篮里一样。孩子在我背后打小鼾,小鼻子小嘴呼出的小气气喷在我的脖子上,叫我痒痒的,别提有多舒服了。

一望无际的黄沙,只有我们这辆车像只小虫虫似地爬着。这样,外面就有一种无形的压力,使车里的人互相亲密起来。走着走着,她细声地叹了口气,好像自言自语地说:

“看,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。”

是的,这地方可真不怎么样。我问:“他爸爸呢,他会到铁干里克来接你们吗?”

她半晌没回答,最后,忽然说道:“他没有爸爸。”

“啊!”我又有点惊奇,又有点意外的高兴。“那么……是怎么回事?”

她朝我凄凉的微微一笑,随后皱着眉头说:“这件事,我们家里的人都不知道……但是,我总想告诉一个人。不说出来,我心里老憋得慌……”

原来,她的家庭是资本家,六四年她高中毕业,学校敲锣打鼓地把他们送上火车,她是抱着改造自己、建设边疆的决心到新疆来的,刚来的时候还当文化教员。可是,到了六七年,一批“造反派”夺了她们团场的大权,就把她下放到连队劳动了。以后,当然越来越受到歧视。有一天,当了连长的“造反派”头头突然看得起她来,叫她拿上枪跟他一块儿去荒滩上打黄羊。打黄羊是为了改善连队的伙食,每个星期都打,不过只有出身好的民兵才有扛枪的资格。她当时兴奋得不得了,以为自己在贫下中农眼里算是“再教育”好了,跟着这小头头跑出老远。结果被小头头在一片红树林里欺负了。不久,她发觉自己怀了孕,但既无处控告,又没法流产,更不好意思说出口,只好回上海生下这孩子。为了不使爸爸妈妈伤心,还扯谎说她在新疆已经结了婚。这孩子一直放在她家里,直到前不久,上海搞“批林批孔”,又刮起什么“红色台风”,把她爸爸妈妈扫地出门,赶到乡下去,她不忍心再拖累他们,才把孩子领回来。

她说,“我要把他养大,孩子是没有罪的……同学们都劝我别领回来,我一定要带。我什么苦都吃过了,在我眼里,已经没有再困难的事情。”

“那个坏家伙呢?”我这才明白那晚上她为什么那样胆小,气愤地问她。

她苦笑了一下,说:“他早不知调到哪个团当保卫科长去。”

生活里常有这样的事:你会把你的秘密告诉不相干的人,告诉陌生的人,就像我今天跟你这样。她说得很从容,不动感情,就如同说别人的事。我知道她是说给我听,更是说给自己听:她既不是想引起我的同情,也不是想求得我更大的帮助,她是要把自己过去的生活捋一遍,以应付更大,更多的困难。她这种口气就表明了这点。

虽然她很平静,但她的话却在我脑子里引出一幕一幕这样的情景:她怎样天真地笑着跟那个人跑,还自以为光荣地扛枪……以后,吓得撂下枪尖声大叫……以后,在女宿舍里怎样东盖西掩,抬不起头来……以后,怎样来回几千里地奔波……以后……不错,她们现在住的还是地窝子,吃的还是老咸菜,但是能怪他们么?光这样生活过来就不容易了,就够有英雄气概了。我别过头看了看她的眼睛。她的眼神很深沉。不像那晚上泪水涟涟的。我相信她能做到她说的话,在她眼里的确是再没有困难的事了。

正因为这点,使我不由得产生一种对她的钦佩和怜悯的感情,我关心地问她:“那你为什么不真结婚呢?”

她说在他们那儿已经没有单身的上海小伙子了,可她又不愿意跟外地人结婚,尽管有很多上海姑娘嫁给了外地人。她说如果嫁给外地人,那连能够活动回上海的一线之机都失去了。

我大着胆子说:“我也是从‘口里’来的,我的经验是:日子好过不好过,不在于在什么地方,而在于跟什么人在一起。”

她笑了笑,说:“这话是老生常谈了。”

我说:“巴基斯坦有句谚语:‘见了猫赶快跑,这是老鼠的老生常谈,可对老鼠来说,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’。”我说:“有好些生常谈,对人来说也是真理。”她朝我看了一眼,轻轻叹了口气:“你说的也许有道理,可是真理和实际总有距离。”

幸好,我们是空车,太阳快沉下戈壁的时候,总算爬到了肖尔布拉克。这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,风景很好,土地也肥沃,可是全叫那些欺负她那样的人给糟蹋了。来车旁边接她的一群上海“知青”,男男女女都有一肚子牢骚。一个穿得邋里邋遢的,人家叫他“美国兵”的上海小伙子,拍着我的肩膀说:

“谢谢你啦,师傅!要在上海,总要请你上‘老正兴’,爱吃西餐,请你上‘红房子’。可在这儿……他两手一摊,表示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我知道我在这儿住下一定会使他们为难——吃没吃的,住没住的,她刚回来,也需要收拾一番。我说:“我回铁干里克有事,就不殊烦你们啦。”

孩子跑过来拉着我的手,嚷嚷说“你也住在这里,我不让你走!”

我蹲下来,摸着他的头说:“叔叔还要去拉东西哩,好多好多东西都在等着我去拉。你乖乖地跟妈妈在这里。”

他偏着小脑袋,想了想,又问,“你还来吗?”我说,“我还来。”“叔叔还开着车来?”“我还开着车来。”“一定来?”“一定来。”这时,她站在孩子旁边。我站起来,又像是对孩子,又像是对她重复了一遍:“我一定来!”

回到乌鲁木齐,她和孩子的影子老印在我脑子里,怎么也磨灭不掉,一天丧魂失魄的,好像心丢在肖尔布拉克了。我师父回来以后,我跑到他那儿去,把我的情况和我的心情一五一十地向他老人家端了出来。“好!”我师父一拍桌子,“你不去找她还找谁?!‘肖尔布拉克’,汉话是‘碱水泉’的意思。在碱水里泡过的资本家小姐,比金子还宝贵!”

我买了好些年货,又特地买了好几辆不同的玩具汽车,搭上同志的车,在大年三十终于赶到铁干里克。我顶风冒雪走到肖尔布拉克,推门进她“家”的时候,正是他们上海人吃“年夜饭”的时候……

后来,她老要反反复复地迫问我“你为什么要爱我呢?”

我说:“我总觉得,爱,是说不出米‘为什么’的。我挺爱看评剧,可《刘巧儿》里的一段唱词我却听得不顺耳。什么‘我爱他,能写能算,能劳动,回家来,他能给我做先生’。爱,哪会有这样冷静的分析,哪能这样称斤论两。不瞒你说,我结过一次婚……”我把我跟那陕北姑娘的前前后后告诉了她。我说:“客观地看,不论从哪方面来说,我都比那陕北小伙子强。可那姑娘偏偏不爱我,偏偏愿意跟那小伙子受苦。住在窝棚不像窝棚,窑洞不像窑洞的破房房里,夏天脱土坯晒得脸蜕皮,冬天糊火柴盒糊得手裂口。这是为什么?我过去也搞不懂,老纳闷。现在我明白了:这就是爱情!我对你,也就和那陕北姑娘对那陕北小伙子一样,你又怎么能叫我说出个‘为什么’……”

她听了,眼睛红红的,真点头说,“我也有点明白了……”好了,前面就到你要去的地方了!你在哪儿下车?……没关系,我送你到门口……

现在?现在当然都好了。她在肖尔布拉克中学当副校长,每年寒暑假,他们就上乌鲁木齐来。我呢,领导照顾我,专跑这条路线,一个星期能回家一趟。孩子已经上中学了,不过他不再想当汽车司机了。他的理想是当作家,他说他将来要写我和他妈妈。我说,“我和你妈妈又不是英雄,而且有好些经历是不能写的,写了人家要批你,说你写了阴暗面。”他说:“爸爸,这你就不懂了,文学的生命是真实。我认为你和妈妈都是真正的人!”嘿嘿!记者同志,我也不知道这小家伙的话对不对。

她爸爸前年落实政策了,又补发了工资、定息。要是不跟我结婚,她完全可以办回上海去。有一次,我一高兴,多喝了两口,我说:“你看,你懊悔了吧,要不跟我结婚,不就回上海照样当小姐了么?”

她当时没说什么,晚上睡在我旁边却嘤嘤地哭了,说:“你说的针么话?!你不是说了吗,‘日子好过不好过,不在于在什么地方,而在于跟什么人在一起’。我为什么非要回上海当小姐不可?你把人看扁了。”我知道这个玩笑开重了,哄了半夜才把她哄笑。从此,我再不喝过量了……

啊,肖尔布拉克,肖尔布拉克!碱水泉,碱水泉,记者同志,从我这一辈子接触的人来看,不单单在碱水里泡过的她是宝贝,凡是吃过苦、喝过碱水的人都是咱们国家的宝贝,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!你说是不是,记者同志?

…………

《文汇月刊》1983年第2期

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