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本日记的由来

1994年5月,我父亲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他的个人画展。画展结束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,有两位韩国客人同一名女翻译到石家庄家中拜访父亲,说画展的最后一天,他们在中国美术馆看了画展,很为那些作品而感动。遗憾的是他们因事急于返回汉城,没有见到我父亲,只委托那位身居北京的女翻译和我父亲会过面,并问到了我家的详细地址,准备日后登门拜访。后来据我父亲回忆,他在展厅确实见过这位翻译小姐,但她的言语却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,他更没有做这次见面的准备。所以这三位客人的来访颇有点不期而至的意味。据他们说,今天早晨他们还在汉城,中午飞抵北京,晚饭前才开车从北京出发,现在已是晚上近10点钟。两位先生作了自我介绍,一位姓洪,一位姓李,翻译小姐姓白,中国朝鲜族。

我端详这两位韩国先生,洪先生50岁左右,个子很高,身材魁梧,脸形较宽,面部较平,是典型朝鲜族传统的方形脸。后来我读过有关韩国人脸形的资料,得知洪先生的这种脸形被认为是男人忠厚、和善、可靠的表征。我还得知,当今韩国男人的脸在逐渐变长,但,洪先生的这种方形脸,仍然具有明显的亲和力。那天晚上的洪先生显得有些疲惫,我想大约是因为旅途劳顿吧。但他却竭力保持着微笑,话不多,语气是和悦、诚挚的。似乎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心理基础在做底:他们致力要把这次的拜访完成得尽善尽美。洪先生的同伴李先生在那晚的拜访中是位“主讲人”,他个子偏矮,年纪比洪先生略轻。但是他的矮个子并没有妨碍他四射的激情,或者换句话说,很多矮个子的人,往往比有些个子高大的人更具一种抓人的气势和更加旺盛的精力。眼前的李先生显然属于这样的男性。他首先开宗明义地讲述了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次迫不及待的旅行,而这次旅行之后的期待又是什么。一切都因为那天他们在中国美术馆看了我父亲的画。从那天起他就不能再平静了,因为他们正在韩国完成着一个不同寻常的计划。他们将要建造一个亚洲一流的美术馆——亚洲美术馆。这美术馆不仅仅属于韩国,它将属于亚洲,乃至东方和全人类。为了这美术馆的建立,必得有几位东方艺术家的作品做基础。目前建馆和收藏正在同步进行,我父亲便是他们“相中”的中国艺术家之一。

当时李先生的谈吐和举止使我更多地想到了欧洲足球界的“球探”,但当他谈起艺术时又确是不容置疑的行家。他对父亲的艺术作了十分内行的分析,分析中流露着对父亲作品的痴情。在谈到某张作品时,他甚至激动得不能自制,常常手舞足蹈。为了证实他们行为和身份的真实性,李先生还出示了自己的名片,一瞬间我注意到了名片上的字:李在兴,亚洲美术馆馆长。接着,李在兴馆长又把洪先生作了含蓄而敬重的介绍,他虔敬地称他为洪大哥。从介绍中我得知“洪大哥”名叫洪正吉,可能不是亚洲美术馆的财力鼎助者,但在韩国是位极受人尊敬的社会活动家,此时似是这个计划的掌舵人。李先生常常撇开翻译和洪先生做着私下交流,显然是在向他请教着什么。

但,李先生和父亲的谈话却是艰难的。面对李先生光芒四射的演说,父亲一直表现出客气的警觉。父亲的态度不无道理。就在前不久,他为之工作的画院也曾来过两位韩国先生,身穿风衣,头发乌亮,很是有些派头。他们也声称为韩国某美术馆(或某画廊)挑选作品。他们请几位画家把作品在展厅一字排开,草草看过便要全部“收藏”。且出价之高,倒让几位画家有些瞠目了。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历来是卖方要价,买方杀价。事情一反过来,便显得有几分奇异。又有画家拿来些作品,两位韩国先生看也不看地声称“都要都要”!之后又当众宣布明天就来付款取画。但第二天他们没有来,又过了一天他们还是没有来。许多天过去了,他们没有来。有画家想打听他们的踪迹,可惜他们没有留下地址、电话。这两位韩国先生的行为成了一个谜,似乎他们的到来就是为了显示一下发达国家的“豪爽”。中国有个传统相声叫《逗你玩儿》,这不就是个“逗你玩儿”吗?

那次的事父亲没参加,是因为他不在单位。但这事却引发了他的警觉:从上世纪80年代起,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,国人遇到什么情况也许都属正常吧。在后来的日子里,父亲曾向洪、李两位先生提及过此事,他们都坦诚地说,有,韩国有,全世界都有这种人。

如果说父亲对韩国人的警觉来自于那次的“逗你玩儿”事件,我对韩国的了解则多半来自上世纪70年代朝鲜的一些电影。那时中国人习惯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北朝鲜,称大韩民国为南韩。南韩当然联系着李承晚“匪帮”,而李承晚“匪帮”背后是“万恶的麦克阿瑟”。实际上,在1994年的5月,多数中国人对当代韩国和韩国人基本上是不了解的。中韩于1992年8月建交,距这时刚刚一年多。在我的少年时代,一提起韩国,首先会想到某些北朝鲜电影里的韩国“特务”形象。比如当时有一部名叫《看不见的战线》的电影,影片中一位化装成教师模样的南韩越境特务手拿一本书,和北朝鲜的暗藏特务对接头暗号:

问:你拿的是什么书?

答:歌曲集。

问:什么歌曲?

答:《阿里郎》。

我看这电影时正读初中,这段对话在学生中广为流传。上课时就有学生压低嗓音问旁边正在阅读课文的同学:你拿的是什么书?……而女生们更感兴趣的是另一部反间谍电影,说

一名南韩女间谍潜入北朝鲜去冒名顶替一个名叫贞姬的姑娘,为此她在韩国做了面部整容术。这高超的整容术真的奏了效,使北朝鲜人对两个贞姬真假难分。这样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以为间谍对于朝鲜的渗透和整容术的先进就是韩国的两大特点。虽然,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,特别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,中国人对今天的韩国有了新鲜而又具体的感知,这感知不再是朝鲜电影中的戏剧化脸谱。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,1997年它已正式被接纳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。通过电视对汉城奥运会的转播,中国人还亲眼看见了韩国的美丽、文明。一个有着“亚洲四小龙”之一美称的发达国家摆在了我们眼前。但是,间谍的暗号和整过容的假“贞姬”,有时仍闪现于眼前。

在1994年5月的这个晚上,已是凌晨1点有余,谈话仍在艰难地进行。这时那位高个子洪先生偏又出现了一种异常情况:频繁地、一趟接一趟地去卫生间,这行为仿佛与他那和悦的有教养的谈吐很是不相符。每次从卫生间出来,他都会有些发愁地却又带出几分抱歉地冲我笑笑,好像在说,你看,我也不愿意这样,不过真是没有办法。然而抱歉的笑容未尽,他便又一次冲进卫生间。他头上淌着汗,脸色变得黄白,一手紧捂肚子,弯腰辗转于沙发间,似忍受着极大的痛苦。这使我心里方生出一种同情,也许这该叫做“恻隐之心”?我想他这是肠胃出了问题,他在拉肚子。我拿出两粒黄连素请他吃掉,告诉他这是中药,吃下去不会有什么副作用的。这位洪先生对我拿给他的药倒是没有丝毫的不信任,他立即吃了,虽说还是有点愁眉苦脸,人倒是安静了一些。许多年之后,洪先生成了我父亲的朋友。我们经常拿他那天的拉肚子寻开心,他告诉我说,那天因为急着往石家庄赶,没来得及吃晚饭,只在路边一个小摊子上吃了点东西,接着就开始肚子疼。刚进我家时还强做忍耐,后来就忍不住了。我问他疼到什么程度,他说,唉,这么说吧,我没有生过孩子,我想生孩子也不过如此吧。可惜我疼成那样都没打动你爸爸,我的难忘的石家庄之行啊!

那个晚上,李先生却不顾他洪大哥的痛苦万状,继续说服着我父亲,此刻重要的好像不是洪先生的肠胃,而是我父亲那一身警觉的不能被解除。为此,李先生颇有一种锲而不舍的意志,和一种不顾人脸色的执着。他豪情满怀地一遍又一遍地向父亲描绘亚洲美术馆的前景:该馆将为几位中国艺术家建立个人馆,我父亲就是他们将要为之建个人馆的艺术家之一。这种个人馆的建立必得有足够的藏品,待藏品具一定数量时,便首先在汉城举办画家的个展。由此,这种交往将是长期的。接着,李先生便举出了几位中国画家的名字,说这些画家正准备同他们合作。父亲对这几位画家的名字很注意,因为他们确是当代中国画界颇具实力的画家,有两位还刚刚在北京同父亲见过面,那是周思聪和卢沉先生。父亲愿意把李先生的说法认做是真实的。这时我从旁观察客人,见他们已是口干舌燥,面容憔悴。加之天气闷热,洪先生又开始不断冲向卫生间,更使他们看上去有些狼狈。

事情就这样出现了转机。在客人的请求下,父亲终于拿出了几张画请他们欣赏。李先生差不多是从沙发上弹起来的,他叉开双手十指,不停地对那些画们鼓起掌来。在后来近10年的交往中,李先生常常面对父亲的作品鼓掌,鼓着掌喊着“阿伦达温”(美丽,好看)。这种对沉默着的造型艺术的欣赏方式,实属罕见。

关于那晚事情出现转机的原因,我曾经和洪、李二位先生讨论,是由于二位先生的执着?还是由于那几位中国艺术家的名字的出现?还是由于洪先生的拉肚子呢?这时洪先生总是笑着说,我想你爸爸是不会打发走一个病人的,我又不是装病。

父亲和他们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晚上开始的。在近10年的时间里,他们相互尊重,礼尚往来,连他们的夫人也成了我们家的朋友。另有几位先生及夫人,我在以后的日记里会提及。他们一起探讨亚洲架上绘画的前景,他们一同赴欧洲考察艺术,同行的就有那天晚上他们提到的画家:张立辰、姜宝林、贾浩义诸位。之后他们和父亲又几经在汉城、在北京相会。1998年当他们准备在汉城为我父亲举办个人画展时,亚洲金融危机袭击了韩国,画展不得不推迟。父亲对这样的局面表示充分理解。对方为了表达对此的歉意,他们刻意在自己国家最困难的时候邀请父亲和我访问韩国,1998年的5月,在汉城,在济州岛,在雪岳山,他们尽全力给我们以贵宾的礼遇,让我一直难忘。

今年5月2日,在距1994年5月的那个晚上9年之后,父亲的个人画展在汉城举行,韩方再次特别邀请了我。此时韩国的经济已经全面恢复,然而另一种灾难:SARS又袭击着中国。就在全世界正为此“警惕”着中国时,令人感动的是对方没有因此取消或再次推迟画展,他们坚持如期举行。

4月29日我陪父亲乘大韩航空公司的KE852次航班从北京飞汉城,开始了40余天的韩国之行,同行的翻译不再是那晚的白小姐,而是另一位名叫姜雪子的小姐。

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写日记了,但是今年的韩国之行让我又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一些人和事。

真正了解一个国家是困难的,就像要真正了解一个人那样。曾经有位作家说过,当你在一个国家住一个星期,你可能会写成一本书;当你在这个国家住一个月,你可能会写成一篇文章;当你在这个国家住上一年,或许你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。意思是知道得越多,越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更多。所以日记在这时大约是个恰当而又取巧的方式:有点自说自话,目的并不是要告诉你韩国和韩国人是怎样的,内容也绝谈不上深刻,我只求真实传达出内心的感受。

写下以上的话,作为这本日记的由来吧。